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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開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陷阱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9日 07:48 中國經濟時報

  皮建才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識破和謹防的“陷阱”多矣,林毅夫提醒我們在這個過程要注意四個“陷阱”:“欲速則不達的陷阱”,主要是指,忽視我們的比較優勢,去實施趕超戰略,導致政府用各種扭曲的手段,扶持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發展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使得資源配置效率非常低;“專做揚湯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陷阱”,主要是指,改革
開放之前政府奉行趕超戰略,已經做了很多的扭曲,在取消這些扭曲時,我們經常忘記這些扭曲是內生的,而把這些內生的扭曲現象當成沒有效率的直接原因,從而去改進那些內生現象;“好心干壞事的陷阱”,主要是指,我們今天崛起的環境比美國當年崛起的環境要差,在這一過程中會遇到很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就會高漲,看上去好像是愛國,但可能讓中國失去用比較優勢發展中國經濟的機會;“試圖簡單用外國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的陷阱”,主要是指,中國是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結構、體制條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如果試圖簡單地用那些在發達國家興起的理論來指導中國實踐,就會犯很多的錯誤,對中國改革開放不是推動,而是幫倒忙。從表面上看,四個“陷阱”是由四個“獵人”布置的,政府有之,企業有之,民眾有之,經濟學人有之。

  四個“陷阱”既出,茲分論之。

  好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是逐漸演化而成的,演化需要時間,中國正好利用這個時間把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而發揮比較優勢的過程也是制度完善的過程——制度的完善離不開比較優勢的發揮乃是因為制度規則是在社會博弈中逐步形成的。“磨刀不誤砍柴工”,比較優勢恰恰起了這樣的作用!坝賱t不達的陷阱”,除了包含所謂的經濟趕超上的“欲速則不達”,還包括制度趕超上的“欲速則不達”。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最擔心的是掩蓋問題——企圖用經濟發展來彌補制度建設,把本來應該“齊頭并進”的東西搞成了“單兵突進”?沙掷m發展首先必須是由良好的制度支撐的發展,“資源瓶頸”和“制度瓶頸”是相互作用的——特別是當外生的機會被利用得差不多的時候,制度和生產永遠是相輔相成的。

  企業的自生能力實質上是企業的邊界問題,政府、企業、市場本來應該屬于“分立結構”(功能上互補邊際上替代的組織),政府和企業本來應該通過市場這種自發秩序的紐帶按照自己的規律做出自己的一階選擇。但是,選擇了趕超戰略的政府卻代替企業做出了一階選擇,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以及預算軟約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的選擇內生的。如果企業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被人為提升得過快,企業的資本深化速度被人為提升得過快,那么企業的資產專用性程度就會提高得過快,這樣就會導致過多的縱向一體化,市場的功能就會被人為地內部化,交易成本就會被被人為地加大。這種一階關系選擇上的失誤會阻礙市場化的進程,從而由過大的交易成本引起過大的試錯成本,不管這種試錯成本是由道德風險引起的還是由逆向選擇引起的。由一階關系選擇上的失誤所形成的企業不可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生能力。在一階選擇不能使成本最小化的情況下,企業的二階選擇越是想使自身成本最小化越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扭曲。這就是所謂的“揚湯止沸的陷阱”。企業自生能力的提高除了要正確界定企業的邊界,還得要正確界定政府的邊界,政府不能替企業做一階選擇。

  好心干壞事是因為不懂得事物的規律,規律在任何時候都是硬約束,不尊重規律就得付出試錯成本,這個試錯成本就是所謂的“壞事”了。和企業有企業的邊界政府有政府的邊界一樣,人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理性)也有自己的邊界,忽視這一邊界就會陷入“好心干壞事的陷阱”。理性本身就是進化的產物,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用理性,就是試圖用“建構論理性主義”替代“進化論理性主義”,這是一個理性的過度前向問題——即把理性超前使用的問題。理性的過度后向問題——即把理性超后使用的問題,把開放社會等同于部落社會,把愛國主義等同于部落精神,把抽象利益等同于具體利益,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之所以改革就是因為我們遭遇了理性超前使用的困境,我們之所以開放就是因為我們遭遇了理性超后使用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早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可是卻有許多中國學者把這誤讀成了“哈耶克之套”——把不同約束條件下的理論應用當成了理論本身的“水土不服”。

  經濟學人應該明白,經濟理論都是既定約束條件下的理論,不知道國外理論的約束條件而套用國外理論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很有可能造成“雙重危險”的“配對效應”:經濟理論得不到發展并且實際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找到了中國經濟的約束條件,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才能從中國的實際問題中提升出理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借用國外理論的工具也是必需的,因為沒有這些工具就很難求解中國經濟約束條件下的目標函數,“訓練有素方有成”。中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是既懂中國約束條件又能使用國外理論工具的經濟學人,如果偏廢一方的話,就可能陷入“簡單用外國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的陷阱”或者陷入“用事實解釋事實的陷阱”。經濟學人的作用在于科學解釋,沒有科學解釋就更談不上合理預測,但是,再精明的經濟學人也不比市場更高明——哈耶克曾屢次強調這一點,今天仍值得我們再次強調。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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