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蘇南經濟新亮點

　　新 望

　　“蘇南模式”無可奈何地終結了。從理論上看，它應該終結。“蘇南模式”下的公有制異化成了官有制，官富民窮，官民收入(主要是隱性收入)差距拉大，共同致富的目標落空，從而有失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鄉鎮企業演變成“二國營”，機制僵化，效益下滑，民間經濟活力受到抑制，從而有失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從實踐上看，它已經終結。蘇南經濟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增長乏力，鄉鎮企業不改已沒有出路(原錫山市改制為什么動手早，改得徹底？就是因為鄉鎮企業最發達的錫山市集體資產流失嚴重，并試圖通過老百姓的集資來彌補，誘發債務危機，所以錫山市的鄉鎮集體資產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改制還債是無奈又唯一的選擇。)，經過1998年第一次改制和2000年第二次改制，目前蘇南鄉鎮集體企業改制面已達97%，剩下的大企業集團也是人心思改，不可逆轉。這表明“蘇南模式”從理論到實踐都已走到它的盡頭。

　　然而，我們從來認為，“蘇南模式”的終結，并不意味著蘇南經濟的終結。相反，終結孕育著新生。蘇南畢竟是一塊熱土。在經過反思和改制的陣痛之后，世紀之交，蘇南經濟也出現了許多新亮點，其中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和民間經濟力量的勃發是最引人注目的。具體地說，以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為代表的蘇南的園區經濟，“江陰板塊”為代表的資本經營，常熟康博(波司登)、夢蘭、隆力奇為代表的村級經濟，吳江盛澤東方絲綢、常熟招商城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和張家港的沙鋼、永鋼等規模企業，構成了蘇南經濟的新亮點。

　　一

　　蘇州擁有4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9個省級開發區，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初開始建設的，投入了巨大的基礎設施。其中蘇州新區3000萬元起家建設，但現在已經吸引470家外商投資企業，合同利用外資50億美元；蘇州工業園區7年建設累計投入79億元，吸引了60多億美元的外資，開辦了154個實力雄厚的外商投資企業。經過7—9年的大規模建設現在這些園區進入產出。迄今為止蘇州(包括所屬的6個縣級市)累計合同利用外資已達355.6億美元，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僅次于上海，實際到帳外資203億美元。而今年上半年，蘇州市合同外資額達46.81億美元，超過上海的40.02億美元，而且遠遠超過第三位的天津(25.12億美元)。蘇州的園區經濟規模大、集聚能力強，全球500強中有39家在蘇州新區落了戶，摩托羅拉、杜邦、住友、索尼、愛普生、富士通等國際著名企業在新區生根開花，有的還成立了研發中心，日本佳能已經與蘇州新區簽約建設3個工廠生產復印機、激光打印機和數碼相機，到2005年形成銷售10億美元的規模。飛利浦、三星等著名跨國公司進駐蘇州工業園區，特別是以明基電腦為代表的臺資IT企業在蘇州工業園區大規模投資，形成了除廣東東莞以外的第二個IT產業硬件生產中心。目前，蘇州兩區的加工業越來越發達，老城的第三產業越來越興旺，而蘇州城吸引外來投資的能力越來越強。昆山經濟開發區走了一條獨特的農民自費政府推動建開發區的道路，由于成績斐然被升格為國家級開發區，現在昆山開發區吸引外資超過100億美元，其中臺資占一半，于是昆山也是重要的IT產品生產基地。吳江經濟開發區一度冷清，吳江人利用蘇州工業園區近在咫尺的優勢，興辦IT產業園，迅速引來以臺資為主的100多家企業，形成年產彩色顯示器1000萬臺、掃描儀360萬臺、電源供應器1000萬臺及3電腦主機300萬臺、筆記本電腦240萬臺的能力。這樣，在汽車半小時路程的半徑內，產生了蘇州、昆山、吳江四個分工協作有序的IT產業密集加工區，且大有連成一片之勢。在蘇州園區經濟的帶動下，蘇州進出口增長迅猛，去年蘇州外貿進出口達200億美元，今年上半年110.92億美元，幾近全省的一半，其中蘇州市區的兩區進口和出口均占一半以上，昆山進出口均超過10億美元，吳江進口增長一倍，出口增長57.6%。在這些進出口貨物中，主要是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然后把制成品銷到世界各地，園區經濟也就成了進出口的主體。

　　民營經濟勃興成為蘇南經濟又一亮點。蘇南民營經濟發展一般有兩個來源，一是鄉鎮企業改制以后，企業出資主體變成了民間資本為主，無論是改制為規范的股份制企業還是單個業主制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另一來源是十五大以后在各級政府鼓勵下，民間新的投資熱情高漲，在各級開發區內民營企業是除外資企業以外的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源。我們以綢都吳江盛澤、紡織城常熟和蘇州創業孵化器來說明。自1999年開始，民間資本看中盛澤的絲綢市場，陸續投入盛澤的民間資本約30億元，1999年有500萬元以上的民間投資項目77個，其中1000萬元以上的有63個；2000年，新增500萬元的民營投資項目136個，其中超過1000萬元的有93個。盛澤的民營投資企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本地的資本很多是在盛澤東方市場的經營者在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以后，從貿易領域走向實業；外地的投資者則看中盛澤市場環境，去年約有10億元投向盛澤。巨額的民間資本給盛澤帶來了活力，2000年盛澤擁有各類織機2萬多臺，其中11344臺，占全國無梭織機總量的1/6。民間資本拓展了盛澤的絲織業，由傳統的織造延伸發展成聚酯切片、紡絲、織造、染整、印花、織物深加工及服飾等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形成人絲、合絲、真絲和交絲4大類數百個品種，是中國最有規模和影響力的薄型里料織物生產基地和價格中心。常熟招商城聞名遐邇，過去以個體經營為主的招商城向前道產業延伸，基本上每個門面都有自己的加工廠，為減少運輸費外地業主業紛紛在常熟市區“安營扎寨”，構成了“前店后廠”的經營模式。加工廠已經不是過去小作坊式的了，他們往往在市區的開發區內一圈就是幾十畝地建現代化的大工廠，無數臺各類織機、1300多家服裝企業，其中絕大多數是村級經濟和私營經濟，擁有“夢蘭”“波司登”等馳名商標，每天十萬商賈云集常熟，日資金流量達1.5億元，這些讓人充分感受到民間經濟發展的活力。如果說，盛澤、常熟民營經濟集中在紡織業這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話，那么蘇州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的多家創業園、孵化器、科技園吸引高科技人才從事高科技產業創新活動，顯示民營高科技企業在蘇州開始崛起。創建于1997年的蘇州新區留學人員創業園擁有5幢智能化大樓、45萬平方米的孵化工廠，在這個創業園年已有360名科技人員進駐孵化，其中博士100名、碩士200多人，他們把電子、電腦軟件、生物醫藥、機電一體化等數于百計的科技成果逐步轉化為生產力，這些科技成果都是我國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科技企業創新活動有吸引大約3000多名人才前來就業創業。目前留學人員創辦的企業有107家，創造價值60多億元。

　　“江陰板快”的崛起和張家港規模企業也是蘇南經濟引人注目的現象。與由外資投入發展IT產業，使產業結構迅速得到調整的蘇州、昆山、吳江相比，江陰、張家港經濟依然集中在傳統紡織、化工、機械等行業，即就是江陰和張家港兩市吸引的外資(在這兩市外資的規模也很大，張家港外資投資企業在蘇南地區僅次于昆山市)也主要集中在傳統產業。但是，江陰的資本經營、張家港的規模經濟同過去鄉鎮企業已有顯著區別，構成了蘇南經濟的新亮點。江陰目前有10家上市公司，其中有獨立自主公開發行人民幣A股股票并在交易所掛牌上市的，如江蘇陽光股份有限公司、法爾勝股份有限公司、江蘇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江陰興澄冶金股份有限公司；有捆綁組合上市的；還有買殼上市的。通過上市江陰籌措到20億元人民幣，大大的改善了企業生存環境。在股市財富效應下，江陰企業有力量進行技術開發和外出采購高新技術，如法爾勝集團購買國際領先的澳大利亞光棒、光纖制造技術和日本大橋纜索生產技術，使法爾勝集團在光纖、纜索新材料領域處于國內領先；江蘇陽光是一家生產毛紡產品的企業，但現在已經成為國家確定的高科技企業，建立了博士后流動站。江陰上市公司現在自主知識產權30項，企業競爭力明顯提高。張家港有一批規模企業，沙鋼集團、牡丹汽車、永鋼集團、東海糧油、梁豐食品、華昌集團等十家企業集團占全市經濟總量的一半。1999年蘇州市銷售總量前5位，張家港有三家，其中沙鋼集團以83億元的銷售額位居蘇州市第一。企業規模大了，融資方便了，于是張家港加大技改投資力度，2000年技改投入達40億元，絕大多數是高新技術，2000年張家港高新技術產品銷售達52億元。

　　二

　　那么，蘇南經濟出現的新亮點會不會如一些人所說是“蘇南模式”再創輝煌的證據呢？我們認為這些新亮點與“蘇南模式”的核心理念相去甚遠。“不能把‘蘇南模式’變成一個框，什么東西好就把什么東西往里裝，其結果很可能會出現毛澤東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尷尬”(這是南京師大蔣伏心教授在6月份由江蘇省社科院和鄉鎮企業局召開的蘇南模式研討會上說的一句話。)。而且，看待蘇南經濟新亮點也需要一種客觀、辨證的態度。

　　首先，蘇州經濟的所謂新亮點純粹是外資大規模的涌入帶來的。外資為什么青睞蘇州？這是由很多的區位優勢和文化因素決定的。經濟基礎好，勞動力素質高。只要有政策的放開和外資的進入，就能激活本地資源，帶來繁榮。蘇南各地前些年都在大搞“豐產方”，但這種樣板式農業只是“政績秀”，根本不能持續。然而，種瓜得豆，歪打正著，現在卻為各類園區的“七通一平”打下了基礎。各縣級市的開發區基本都是在城郊的“豐產方”上建起來的。外資看中蘇州，也因為蘇州是中國長三角的心臟地帶，傳統經濟發達的軸線上，與上海浦東近在咫尺，所以，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選中蘇州作為它們的加工基地也是“愛你沒商量”。今年臺資流向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批珠三角的中小臺資企業將資金撤到長三角蘇州一帶。這其中有一些臺資企業是因為，原來投資地的“兩免三減半”到期了，而換一個地方再租廠房，便可繼續得到“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

　　然而，即使如此，蘇州希望通過引進外資改造國有企業的最初愿望并沒有成功。蘇州自己傳統的國有工業也曾輝煌過，以“四大名旦”(長城電扇、孔雀電視機、香雪海電冰箱、春花吸塵器)為代表的家電業，以虎丘牌相機和蘇州、登月牌手表為代表的精密制造業，以絲綢織造為代表的紡織業，這些工業都在1990年代無奈地衰落了(也可能有這樣一個原因：蘇州傳統國有工業囿于狹窄的空間，和民宅、園林、機關、學校等城市其他要素毗鄰，基建技改無法甩臂大干，氣、電、排廢等企業外圍配套措施無法很好地跟上。)。國有企業的衰落是因其競爭力不強、企業制度落后。試圖通過引進外資，嫁接其先進的管理水平、技術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現在看來蘇州并沒有達到目的。外資進入蘇州幾乎全是另起爐灶，可利用蘇州企業的東西只有熟練的勞動力。孔雀電視機廠以300多萬美元賣給飛利浦大概是富有遠見的一次買賣。蘇州外資企業的興旺某種程度上掩蓋了蘇州本地生產力衰落的事實；只看到外向型經濟飛速發展，財政收入顯著增加而掩蓋了蘇州改革的問題，在這方面，蘇南鄉鎮企業以發展代替改革是有教訓的。不僅如此，外資企業一般是生產的制產品，其研發基地、中間體及市場銷路都有外資掌握，因此外資企業無法很好地與本地企業配套、擴散，也不能指望依靠外資孵化出高科技的產業。現在的外資項目仍以二產為主，二產中又是以加工工業為主，且加工的是整機上的零配件，加工方式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簡單操作。最終產品少，出口創匯不多。在進出口總額中，也主要是進、來料加工。如：進來的原輔材料10元，加工費3元，出口13元產品，進出口額23元，但留給蘇州的只有3元加工費。所以，外資為主的園區經濟是一種“經濟飛地”，對蘇州來說是有一定的風險的。蘇州畢竟不是東莞、保安。

　　蘇南各級地方政府直接投身于經濟發展的熱情一直沒有停止過。過去鄉鎮企業興旺時政府是唯一的出資主體，壟斷了經濟發展的資源，今天政府發展經濟的熱情轉到招商引資。蘇南普遍重商、親商，招商引資成了蘇南許多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壓倒一切的最大的政治，然而卻忽視了黨政領導人自身的本職工作。本來招商引資是企業的事情，政府越俎代庖，隨意承諾優惠政策措施，特別是違反國家稅法，給企業應收稅款等等，反映出投資環境的法治化還遠遠不夠。而且，“拼地價”來引資還會留下持續發展缺乏后勁及過分注重硬件而忽視投資軟環境建設的傾向。蘇南地方政府領導人熱衷于各項兼職，各開發區管委會的領導都由政府主要領導擔任的，園區的開發主體不明確或政府化操作，這表明，政府在配置資源方面依然有決定權，尤其是壟斷著土地批租、優惠政策等資源的權力。從某種角度講，政府領導人解決參與招商引資等活動，使自己成為本地方最大的老板。在蘇南，這兩年我們發現，一些大型企業自己開始建辦工業園區，如江陰“申達工業園”、三毛“凱諾科技圓”等，這些企業的企業家開始脫離于現行體制之外，自主招商引資，這恐怕是發展的方向。

　　今年，浙江一批又一批政府考察團到蘇州來學習開發區建設和招商引資工作經驗，因為，僅蘇州一地引資額遠大于浙江全省。然而，不知蘇州人有沒有看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貿出口增長幅度卻高于蘇州。上半年已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3個百分點，全國外貿贏余120億，其中浙江93億，占79%。為什么？就是因為浙江人把自己身邊的民間生產力大大解放了，大大發展了，他們同時也為民營經濟的外向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不知蘇州人有沒有想到，在浙江在向蘇州學習，聰明的蘇州人是否也應該向浙江學點什么？蘇南一些縣市提出“不許對外商說不”“不說不能辦，只說怎么辦”，不知當地的民營企業家聽了這樣的口號會作何感想？

　　其次，中國股市“江陰板塊”作為一種區域現象，受到理論界和宣傳工作者的推崇，并把它樹為蘇南模式還有生命力的典型代表。這種看法是很可笑的。不錯，鄉鎮企業突破國有企業的重圍能上市本身是很顯眼的，江陰板塊反映了江陰政府號召和推動企業進行資本經營取得的積極成果。但是，很多例子說明，中國的公司上市過程是一個復雜的行政審查過程，下面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做的只是“跑部”和“包裝”的工作，期間的不確定因素很多，譬如有一副市長受命長住北京為本市企業上市公關，相反企業本身效益的好壞卻往往不是決定性的；其實，在江陰所屬無錫市，原錫山因債務危機企業改制快而無源上市指標，宜興市是傳統產業為主且以小型企業為主，這樣無錫的上市資源幾乎全部留在江陰市，所以江陰資本經營才搞得成效顯著。蘇州的鄉鎮企業是無錫和常州之和，上市指標由6個市分攤，落到每一個市就比較少了，這就是為什么與江陰規模企業難分伯仲的張家港市到現在還苦苦等待上市企業零突破的原因。

　　中國盛行“刮風”，政府號召企業從經營產品到經營資本，企業的行為就往往出現變異，這就像“為引資而引資”“為開發區而開發”等一樣，成了“為上市而上市”，去年有8只股，今年是10只股，今年底是12只股上市，于是，成績卓然。股票上市圈錢并不是目的，現在能圈來錢的確是本事，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圈到錢僅僅為了企業解困，企業的經營模式和經營業績依然如故，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得不到提高，那么，是對不起投資者的。當然，江陰上市有幾家經營業績還是不錯，如法爾勝集團和陽光在上市后，競爭力又有新的提高。但江陰的有些上市企業上市前企業狀況很不好，上市后又盲目燒錢，搞什么工業景點旅游，難道企業工廠是旅游景點嗎？

　　第三，張家港規模企業在蘇南影響比較大的，張家港人也為此很自豪，對此我們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規模的邊界是由市場決定的，但蘇南許多鄉鎮企業集團為了所謂增強企業抗風浪能力而通過行政手段拼湊建成的，企業求大卻并不能求強。例如張家港市牡丹汽車集團是通過行政手段一夜之間合并7個廠家而成的，合并前7個廠個個是利潤中心，合并后成立總公司領導下的7個生產分廠，遠離市場缺乏競爭壓力，而總公司是行政性公司，公司領導由政府委派，典型的政企合一。所以，企業大是大了，但集團矛盾重重，發展緩慢，已明顯落后于同行。

　　其實，“大”還和“公”聯系在一起。“抓大放小”就是“抓公放私”，在蘇南，大企業絕大多數是地方國有、鄉鎮集團型企業，這些“一大二公”的經濟和老百姓致富之路相差甚遠。在張家港市，南北兩片鄉鎮企業發展有比較大的差異，大企業主要集中在北片的沿長江地區，南片是眾多的小企業，但南片的老百姓遠比北片富裕，北片規模龐大的企業并沒有給當地老百姓帶來實惠和富裕。在蘇南，企業家和行政領導人之間職務是相通的，就是說，黨政領導機關對企業搞得好的企業家有一種吸納機制，因此大企業與黨政領導關系十分密切，政企是無法分開的。蘇南企業改制面達到97%，剩下沒有改或改不動的是規模型企業集團，改不動的原因除了企業資產龐大等企業自身因素以外，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企業與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四，村級經濟的興起，在蘇南有體制上的基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區政府公司主義”。但我們還應注意到村級經濟的兩個特點，1、一個人、一個廠、一個村的故事連在一起，由此而成長起的村莊公司，有學者也稱為“莊主經濟”，這個莊主往往是“老支書”，是村里的“頭號能人”，或者說是比較純粹的創業型企業家；2、這種“莊主經濟”的特點是“級別最低，權力最大”，“所有制層次低”，企業也基本屬于合伙經營或家族經營，這實際上使此類企業獲得了某種體制外優勢，具有明顯的民營性。也正因為如此，以往在對“蘇南模式”的宣傳中此兩點被低調處理，乃至有些忌諱。它從機制上說，實則是“蘇南模式”的異端。蘇南有許多明星村，然而仔細觀察它們的發展歷程，那些被樹為典型，納入蘇南模式正規體制而又至今還健康存在的并不多，好些都是大搞“創建”之后出現了問題。我們本文所講的以常熟為代表的村級經濟與以往的明星村存在明顯差別，它們除了上面所說兩條外，還有一個新的特點，就是十分注重品牌建設和現代企業經營機制建設，已不是簡單的原來意義上的村辦企業。

　　三

　　改革是為了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尤其要解放和發展本地的民間生產力。蘇南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例如，打破單一的公有制集體經濟，鼓勵個體私營經濟共同發展，這有力地促進了競爭，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在蘇南鄉鎮，過去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培育起來的技術能力、銷售渠道、經營人才等經濟發展因素在目前的多元化的競爭環境下得到充分發揮，在盛澤眾多的絲織企業的老板絕大多數是在過去的鄉鎮企業里干過，而且是經營骨干，現在政府政策鼓勵他們投資，過去的經驗就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資本，而鄉鎮小區眾多同類企業相互競爭、相互配套又成為民營企業發展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盛澤的現象在蘇南比比皆是，如在張家港市，塘橋的紡織、妙橋的針織、大新的五金工具、樂余的汽配、三興的飲料塑料機械、德積的氨綸紗等過去是一兩家規模比較大的鄉鎮企業唱獨角戲，現在眾多民營企業在大合唱。在蘇南，面廣量大的中小鄉鎮企業主要是民營化的改制，在改制的同時，這些企業必須獨立地面向市場，在融資、用地、稅收優惠、市場銷售渠道開拓等方面過去政府承擔的一部分職能已經由企業獨自承擔了，企業發展的難度加大，所以改制以后企業發展出現的發展低潮應該看作是必須經歷的一段磨合期，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發展轉入正規，也就迎來發展的高潮。我們十分看好這類新興的民營經濟和混合經濟。

　　我們認為隨著改制的完成，“鄉鎮企業”這個概念已經有必要退出歷史舞臺了。為什么呢？一是新一輪農村城市化浪潮已拋棄了1980年代的“小城鎮建設”道路，而更著重于“中小城市建設”，要素向城市集中是大趨勢；二是改制后的鄉鎮企業已不是《鄉鎮企業法》中所講的鄉鎮企業了，現在用“民營企業”、“合營企業”可能更準確一些。

　　從以上分析可見，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近年來蘇南經濟的新變化。蘇南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特別是政企不分、配置資源非市場化等蘇南模式遺留問題還有待在以后的改革過程中逐步解決。當然，蘇南經濟的確存在新亮點，這是過去在蘇南所沒有的，或者說是不愿承認的，這就是民營企業、園區經濟的崛起。這兩點都不是蘇南模式所能解釋的。盛澤經濟變遷很能說明問題。當年新生、新聯、新華、新民、新達等“五新”地方國有絲織企業和鄉鎮企業一道創造了輝煌的“華夏第一鎮”，是蘇南模式的代表作，然而溫州模式擴張到蘇南時，與浙江接壤的盛澤首當其沖，江蘇省要求吳江嚴把“江蘇的南大門”，盛澤也由盛轉衰，今天盛澤依靠民間投資再次轉盛，絲織產業鏈條和規模都遠遠超過當年的盛況。這究竟是蘇南模式的再次輝煌還是溫州模式的最終勝利？

　　蘇南經濟新亮點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鄉鎮企業改制后的蘇南經濟已經確立了新的發展路子，從蘇南經濟發展的趨勢看，蘇南目前要解決的是兩大問題：一是市場化建設問題。改制解決了出資者的問題，但企業如何運轉、市場配置資源存在哪些失敗的領域以及政府如何彌補尚需一個再認識的過程。我們整體上的判斷是，蘇南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還遠沒有到位；二是城市化的問題。園區經濟包括從國家級開發區到鄉鎮小區已經顯示出強大的活力，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已開始將企業總部、研發、營銷等機構向大充實搬遷，改變了鄉鎮企業“村村冒煙”的分散無序發展的局面(“村村冒煙”的情況在原錫山市表現最為嚴重，已為其城市化、生態環境及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留下了慘痛教訓。)，但是蘇州發展之路表明城市經濟才是現代經濟的活水源頭，那么如何以城市化帶動產業結構升級，使大大小小各類工業開發區都能享受到大城市發達的輻射而健康發展，這一定要考慮在蘇南大地上建設大城市，構建以蘇錫常為核心的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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