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模式 何去何從

　　新 望

　　近20年來，各地總結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大約不下10種之多。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閩南模式(有人又區分為晉江模式、泉州模式)、滬郊模式、耿車模式、民權模式、湛江模式、漢中模式、浦東模式等等。而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幾乎是人所共知的三大區域經濟模式，也是始終相提并論，爭論最多，流傳最廣的三大模式。三種模式所涵 蓋的區域均已大大超出當初的命名地。如蘇南模式實際上包括蘇中的揚州、南通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溫州模式則擴展到臺州、金華、寧波等地，乃至一些學者主張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珠江模式，從經濟發展的類型、特征上判斷，現在也應當把福建包括在內。三大模式區域拓展的同時，其含義也在不斷豐富和演進。蘇南、溫臺、珠江各代表鄉鎮企業、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的三種模式。從改革發展的情況看，蘇南、溫臺、珠江還有可能成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三大模式，或者也可說是非公有經濟的三大模式。未來的三大模式究竟是一個什么樣子？近幾年各自的成敗得失如何？模式還會繼續存在？抑或淡化？消失？趨同？分化？我們試以市場化、全球化、現代化為取向進行初步的評判和預測。

　　起點與歷程

　　“蘇南模式”這個詞是費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寫的《小城鎮·再探索》中提出來的。盡管后來人們為蘇南模式總結出了許多條條框框，甚至上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形”的高度，但作為經濟學家，包括費孝通先生在內，卻更著重于其內在發展的機理和傳統。經濟學家萬解秋對蘇南模式有一個經典的概括：政府推動。應當說這一概括是比較準確的。但問題是，即使經濟學家也對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夸大，而這一條作為經驗推廣則更成問題。

　　蘇南歷史上就是“副業大省”，草根工業、市場網絡、能工巧匠、務工經商都有良好基礎。蘇南是洋務運動重鎮，也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源地，這不是偶然的。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也就有歷史必然性在里面。當然，也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如靠近上海和蘇錫常國有工業基地，“星期天工程師”、“下放工人”、回城知青、同鄉、戰友、同學等地緣、親緣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些都是作為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規則在起作用。

　　蘇南模式的演化有明顯的階段性。1，1953—1978年屬于萌芽階段，農村工業星星點點、斷斷續續、時隱時現，所謂“五小”“三就地”，這時的“社隊企業”是后來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前身或基礎；2，1978—1984年為全面發展階段，由于國家輕重工業比例調整及其嚴重的短缺經濟，鄉鎮企業遍地開花，鄉企在基層政府推動下，經濟規模呈現出粗放式和數量式的快速增長；3，1984—1988年為快速擴張時期，這一階段鄉鎮企業受到政策鼓勵，抓住了大發展的機遇，但轉軌期間流通秩序紊亂，經營管理機制靈活卻難以規范；4，1989—1991年底，鄉鎮企業普遍進入徘徊和受壓抑的困難階段，治理整頓，關停并轉，政策收縮，這時能夠生存并得到發展的企業一般都是在內部管理和技術改造方面過了關的企業；5，1992—1995年底，鄉鎮企業受整個宏觀經濟形勢帶動，又躍上新臺階，“三外”總量大大增加，大企業呈現出集團化趨勢，社區公共建設和農村面貌極大改觀；6，1996年至今為第6個階段，這一階段也可以稱為整合階段或再生階段，“軟著陸”及“亞洲經濟危機”使鄉鎮企業發展速度放慢，尤其是通過1998年之后的產權改革，鄉鎮企業劇烈分化，泡沫消失，一批“官營企業”破產倒閉，一批民營性的名牌企業脫穎而出，改制也為多數鄉鎮企業發展重新注入活力。

　　所謂溫州模式是對溫州獨特經濟發展格局的一種理論概括，經濟學界曾經有人口頭傳說過，但最早由新聞界提出。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以《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為題報道了溫州的家庭工業，并第一次使用了溫州模式這一提法，遂后被國內一些經濟學家所關注，繼而認可和沿用。

　　溫州模式的特點是以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由供銷員為發動骨干，以農村集鎮為依托的新型產銷基地，以專業化市場為紐帶的市場主導運行機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溫州模式正式出現在一些官方的文件中，溫州經濟的一系列亮點也被經濟學家們所看好。有經濟學家又對溫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如：多元產權+特色產業+專業市場+城鎮集聚+政府引導。但溫州當地人似乎并不買帳，溫州市長錢興中說“溫州既無模式，更堅決拒絕模式”。

　　溫州歷來不是個中規中矩的地方。貧瘠、偏僻，經濟基礎差，客觀條件與蘇南根本沒法比。但“甌越人”頑強、灑脫，自主，務實。天高皇帝遠，“政治覺悟低”，自己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沒有什么等級觀念和意識形態偏好。1956年正當全國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時，永嘉縣年輕的縣委副書記李云河卻搞起了包產到戶。隨后的1957年反右運動，李云河和他的追隨者們很快被打壓下去。20多年后的家庭工業就是包產到戶的復辟和延伸，它們都是利用家庭這個中國人天然的經濟細胞來搞農業或務工經商。但在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家庭是私有制的淵藪，私有制是罪惡的淵藪。因此，珠江模式雖有賣國與愛國之爭，但有鄧小平做背景，蘇南模式雖有沖擊國有企業的指責，但畢竟同屬公有制，而溫州模式卻打上了濃重的姓私姓資的意識形態色彩，溫州也一向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的重災區。

　　從農村工業的起點看，溫州模式要比蘇南模式晚近十年。1980年代初，一大批溫州人背井離鄉做小生意，跑供銷，家庭工業、聯戶企業迅速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上，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大型專業市場迅速崛起。如蒼南宜山晴綸紡織品，金鄉的小標牌，平陽肖江塑料編織袋，永嘉橋頭的紐扣，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樂清柳市的低壓電器等等。整個1980年代，溫臺人先是以“掛戶企業”的變通(家庭工業掛靠在某公有制單位，以便出外跑供銷交通住宿、接洽業務時有一個蓋大紅印章的正式介紹信)，后是以“股份合作制”的創造(1982年6月溫嶺市工商局頒發了第一個“聯戶集體”企業營業執照，87年11月，溫州市政府頒發了我國股份合作制企業第一個政策性文件，將企業所有制性質明確定性為公有制)，瞞天過海，交付了制度租，戴上了紅帽子，在市場化改革的制度搏弈中獲得了先行優勢和體制落差。1990年代中期之后，溫州模式進入制度、技術、市場和產品的全面創新階段，工業和人口向城鎮集聚，城鎮建設市場化，產品和企業向規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經營邁進，而本地專業市場進入衰退期。

　　所有對溫州模式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大約都知道溫州模式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溫臺的產品大多都是小商品，紐扣、眼鏡、拉鏈、徽標、打火機、鞋帽服裝之類，但人們都看好溫州模式體制創新的意義和勢頭。困擾著我們的許多問題，在浙江幾乎不成問題。如下崗失業，數字虛假，企業搞不活，經濟不景氣等等。浙江全省現在已經沒有一家國營糧店，但糧油市場供應卻比原來還好。當然，糧食部門人浮于事，貪污腐敗等事也就壓根不存在了。

　　1980年代初，珠三角的南海、順德地方領導親自組隊到蘇南取經。廣東“四小龍”南海、順德、中山、東莞，除了東莞在1984年列為開放地區而與香港建立起“前店后廠”的經濟發展格局外，南海、順德、中山在20世紀80年代與“蘇南模式”并無本質差別。從順德的科龍、美的、萬家樂，中山的威力，乃至三水最著名的健力寶等企業的發展看，它們基本上也都屬于(社區)政府型企業。珠三角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道路卻與蘇南有明顯不同，這里歷史上經濟并不發達，工業基礎薄弱，但與香港在地緣上緊密相連。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占有地利、人和之優勢的東莞、寶安(現分為了寶安、龍崗兩區)成為了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的首選之地。“前店后廠”說的就是生產車間在東莞、寶安，決策、銷售、設計等部門在香港的一種企業經營模式。如果說“珠江模式”主要是指這一種工業化類型的話，那么，它屬于引進外資型(外來型)工業化類型。很顯然，珠三角東部農村工業化類型不同于蘇南，甚至也不同于中山、南海、順德。

　　從發展歷程看，珠三角的經濟發展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1980年5月國務院批復設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至1984年5月鄧小平第一次“南巡”為第一階段。當時對外開放區域還僅限于深圳、珠海兩特區，南海、順德、中山等地的農村工業化與蘇南并無二致，“珠江模式”還處在萌芽階段；2、鄧小平1984年一次南巡到1992年二次南巡為第二階段，也是珠江模式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這個珠三角被列為對外開放地區，以東莞、寶安等地為代表的珠三角東部地區成了香港加工業的外遷地，“三來一補”成為其農村工業發展的主要形式，同時，順德、中山等地的家電工業初具規模；3、1992年3月鄧小平第二次南巡至1997年6月亞洲經濟危機爆發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股票熱”、“房產熱”、“債券熱”使珠三角成為了全國資金流向的“洼地”，同時，順德等地1995年率先在全國推行了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理順了政企關系，走在了蘇南前面；4、1997年6月亞洲經濟危機爆發至今為第四階段，家電行業進入微利階段，順德、中山等地的家電企業開始重新“洗牌”，深圳、東莞等地的信息產業已經初具規模，通過IT業的輔助產品加工，加入了新經濟的外圍層，并成為其支柱產業。

　　變革與現狀

　　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屬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更傾向于政府(社區)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傾向于資金自給型(內生型)，“珠江模式”則傾向于引進外資型(外來型)；從制度變遷、體制轉軌的路徑依賴看，蘇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臺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二者兼而有之，而且由于地緣因素，更具“外來沖擊——內部回應”的制度演化特征。客觀的說，三大模式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目前，三大模式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嬗變期。從股份合作制企業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特別是企業集團的演變，是溫州民營企業在制度結構上從非正規制約向正規制約的進一步創新。在股權結構上，絕大多數公司仍然采取集中持股的形式，但在一些規模較大、技術水平較高從而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時“老板”素質較高的企業里，開始出現了適當分散持股的傾向。正泰集團公司和天正集團公司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正泰和天正最初基本上都只是現有董事長個人的獨資企業，但目前集團公司的股東人數都增加到100余人，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多的達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與持股結構的變化相適應，這類股東相對較多的企業基本上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和執行機構互相分離、互相制衡的治理結構，聘請專業經理人員擔任總經理以及聘請非執行獨立董事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溫州模式在企業現代化及市場化取向改革等方面仍然走在前列。與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我們看好溫州模式。

　　2000年底，一家南京知名網站《思想的境界》登載了新望《蘇南模式的歷史終結》一文,該文后被多家網站轉載，在江蘇乃至全國引起了激烈反響。《轉軌通訊(中文版)》、《時代財富》、《財經》、《經濟觀察報》、《經濟管理文摘》、《中國鄉鎮企業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改革》、《讀書》等報刊都不惜版面，介入討論。這場討論也引起吳敬璉、杜潤生、董輔衽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極大關注。“蘇南模式的終結”問題成為今年以來經濟論戰的最熱點。

　　人們為什么要“揚溫抑蘇”？江蘇、浙江好做一比。2000年浙江的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實交稅金，全面超出江蘇，其中利潤總額與實交稅金居然相差20%以上。如果將職工人均工資，農民人均收入再做比較那差距就更大(具體數據請參看《中國統計年鑒2000》)。以江蘇的物質技術基礎、經濟區位條件、人力資源儲備而言，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

　　蘇南模式產生于短缺年代，生存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之中。這個夾縫最終被它越撕越大，而在夾縫消失之時，它卻顯得無所適從。能人和社區干部的角色融合在一起摧生和推動了鄉村工業的發展，由此就有了企業和社區政府之間千絲萬縷的依存關系，進而還有可能成為制度性腐敗和地方性腐敗的溫床。舊蘇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區政府公司主義”。產權模糊，所有者缺位；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強調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從而造成農村企業的社區封閉性。“小計劃經濟”、“政績經濟”、“塊塊封閉式經濟”嚴重阻礙市場化進程。

　　這些問題蘇南人自己意識到了。不過這一次他們選擇了“多做少說”或干脆“只做不說”。改制仍然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動，力度大，速度快，以致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規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區政府、企業經營者、社區居民、企業內部職工，各懷心思。在這一場應有上述五方共同參加的轉制談判中，社區居民和企業內部職工始終是缺席者。“二次改制”之際，蘇南經濟也出現了新的跡象：資本經營、個私經濟、園區經濟、外向經濟都有大動作。當然，蘇浙都有各自前進中遇到的新問題和阻力。溫州發展主要來自外部的制約，外部制度創新滯后，如市場準入、信息共享、技術支援、資金融通和人才開發等。蘇南主要是內部制度創新滯后，如法人治理結構，內部管理方式，政企關系(政企雙方的干涉和依賴都有點欲罷不能)。改制后的蘇南大型企業仍需要從集中垂直型管理，向扁平化和職業經理人制度過渡。

　　在變革過程中，珠三角與蘇南一樣，市場化與逆市場化兩種潮流交匯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就明顯好，反之則相反。如東莞之所以在亞洲經濟危機中沒有受到沖擊，1998年出口創匯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成為廣東乃至全國一道最亮麗的風景線，這與東莞的市場發育相關。在東莞，企業就是市場主體和產業結構調整主體，因此，東莞的產業能夠自然而然實現由傳統產業向信息產業轉移，實現可持續發展。目前東莞已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電腦外設生產基地。深圳作為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固然有其獨特的優勢，但不可否認，深圳的市場化發育程度更是其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順德從本質上講，也屬于政府主導型工業化類型，但順德經濟能夠長久不衰，這與順德市政府最早(1993年開始)主動理順關系，退出企業經營管理領域有關。

　　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凡是與市場化背道而馳，也注定經濟發展不會走遠，珠海就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例證。珠海是珠三角第二個經濟特區，擁有五個國家、省級開發區，比鄰港澳，有水、陸、空交通便利，但珠海經濟綜合實力、經濟質量均不如“四小虎”。從根本上講，就是珠海“逆市場化”而致。珠海過去以走“上層路線”而出名。不可否認，政策是一種稀缺資源，在市場經濟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珠海獲得了其他地區所沒有的政策資源，然而，最根本問題在于珠海并沒有把政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而是這種意識變成了經濟發展的阻力。如珠海各種債務，至1999年7月止，據權威人士透露，竟達到了260億元，按70萬戶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分攤到的債務達到了3.65萬元，其中，大部分債務又是政府行為或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分所導致。珠海為了學習蘇南某縣級市“逆市場化”做法，與其結為“友好城市”，在1995-1997年派出從鎮到市數以百計官員去取經，結果兩市目前所患的“疾病”居然有驚人相似之處，真可謂“惺惺相惜”。蘇南某市除了有“文明城市”榮譽外，百姓收入至今依然落后于相鄰城市；珠海除了“航展”、“車賽”外，經濟發展上并沒有特別吸引人之處，西區農民依然還有相當部分為貧困戶。十年前，珠海一年的經濟總量指標相當于深圳的一個季度；十年后，珠海一年的經濟總量指標只相當于深圳的一個月。

　　評價與預測

　　經過20多年的發展，蘇南、溫州、珠三角已經在全國經濟發展中奠定了領先地位，而且從改革的進程和發展的勢頭看，三者均走在全國其它地方的前面。

　　三大模式也在不斷變化。“模式”既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區域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產物。因此，一方面，三大模式既有融合互補，殊途同歸的一面，也有繼續存在并分化的一面。趨同的地方有很多，如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混合經濟，產業升級及民營化等許多方面。互補的空間也很大，如引進外資型工業化已經不局限于珠三角，蘇南的外資企業已經成為工業化的重要力量，私人型工業化也不局限于溫州，民營企業在蘇南、珠三角也已漸成氣候；另一方面，“模式”也許會消失，但區域經濟特征還將會繼續存在。文化傳承有相對穩定性。隨著區域競爭的加劇和分權式改革進程，區域經濟特征仍會存在甚至不排除強化的可能。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吳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吳文化則強調均衡、集體、等級。歷史上的蘇商主張“實業為主，商貿為輔”，“貨殖為急，精工細作”，而溫州人很早就提出“齊商辦，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珠三角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始終能領先一步，也與其特有的嶺南文化大有關系。嶺南文化以近海開放、邊緣雜交、內引外接為顯著特點，尤其自洪、康、梁、孫以來深受歐風美雨之熏染，成為國內近代民主科學思想和經濟自由競爭的肇源地之一。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是細微而又深刻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細心人可以將“張家港精神”和“浙江精神”逐字逐句做一比較。前者是：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于爭先；后者是：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

　　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知識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市場化要求經濟行為遵守市場規律；全球化則把我們帶進了世界市場；民主化要求各類主體有自主意識；知識化要求重視人的無形價值，尊重知識。按市場化判斷，無疑蘇南落后于溫州和珠三角，溫州模式更貼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按經濟全球化判斷，珠三角優于蘇南，蘇南優于溫州；按經濟民主化判斷，蘇南落后于溫州和珠三角；按知識化判斷，蘇南、珠三角優于溫州。

　　而衡量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我們認為，一方面應該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及家底殷實與否；另一方面要看吏民關系及居民的精神面貌。通過實地調查和對公開統計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在蘇南，越是公有制比重高的地區這兩條做得越差(可參看《江蘇統計年鑒2000》第373-438頁)。在蘇南基層，以意識形態偏好代替經濟問題探索是有傳統的。沒有辦法，“左”是官場的一種生存技巧。“左”了不要緊，吃虧的是老百姓，當官的個人絕不會吃虧，也許還會贏得格外的信任。蘇南改制有點像解放初的社會主義改造，或者就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造”，這兩次都是用了和平贖買的方式，只不過方向恰恰相反，因此許多基層干部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慨。那么，這些事如何看待？如何突破？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于的論斷就可迎刃而解。

　　整個蘇南，在以下六個方面尚需進一步深化改革。一是產權制度改革動手晚，相對于全國其它地區滯后；二是非公有經濟發展滯后，受到種種有形無形的抑制。個私經濟的政策環境還不夠理想，重外資，輕內資，民間生產力沒有得到很好的釋放；三是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尚未完成，要素配置上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對滯緩，黨政權力向市場領域過溢。這幾乎是一個帶有區域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經濟總量再大，也要最終落后；四是政企不分等微觀機制問題難以解決。黨政企不分，給權力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權力階層家族化，官本位的等級制、家長制隨處泛濫等新問題。而且，價值指向的偏斜，也沖擊了企業家隊伍的形成和企業微觀機制的規范；五是文化、觀念的建設和開放程度急需進一步提高。進一步提高文明程度，尚須加強引導，確立民主、自由、文明(并不單指整潔、懂禮貌等)、注重精神層面的幸福等新觀念；六是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前提是工業化，但農村工業化并不必然引起農村城市化。

　　改制后的蘇南企業還會面臨許多十分復雜而又特殊的問題。如：權利介入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問題；產業結構的低級化問題；由于干部考核和經濟管理方法上的缺陷而導致的經濟割據化問題；一把手的特殊化及基層腐敗問題；農村基層民主及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鄉村企業的本土性與開放化問題；改制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投資機制問題；改制后企業由干群關系轉化而來的勞資矛盾問題；土地流轉及地方性股權的流動問題；“新三會”的規范運作及小股東的利益保障問題；專職黨務人員和公務員兼任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從而制約獨立的企業家隊伍的生成機制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層行政體制改革。要改革過去那種“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的壓力型基層行政體制，要徹底改變那種“政府忙得首尾不顧，市場力量始終缺席”的狀況。目前，在由政府推動的二次改制的基礎上，應著力建立新的資本運行主體，放手發展個私經濟、混合經濟，將加快城市化進程與結構調整相結合，以都市圈和產業帶的建設全面提升地區競爭力。政府職能需要大大簡化，政企關系必須重新定位，重新調整。蘇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點始終是行政強勢力量自上而下的單一整合，在以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和經濟管理體制(生產關系)的兩個轉變進行了一段時期后，必須推進以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第三個轉變”。我們認為，理論界對蘇南模式的反思和清算還遠遠沒有到位。

　　目前的珠三角，在產業結構方面，一些地區正在進行產業結構大的調整，如東莞、深圳等地已經先走一步，以家用電腦為主信息產業已經成為了主導產業；南海私營企業、順德鄉鎮企業、中山和珠海的地方國有企業其傳統產業或產品，已經進入衰退期，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在中國公司上市體制由審批制變為核準制后，深圳外的地區也將會出現更多的上市公司。從目前情況看，“珠江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現為：1.有些地區把發展經濟僅僅看成了招商引資，為此，地區之間相互進行土地價格殺價攀比，有的為了吸引外資，甚至到了不擇手段地步；2.“前店后廠”，實際利用的是廉價勞動力，不少地區并沒有達到吸引先進技術目的，從發展現狀看，企業并沒有研發能力，僅僅是生產中心，就價值創造而言，所占比重甚少；3.企業以外資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在國際經濟波動時期，受影響較大。

　　溫州經濟發展的歷程和良好勢頭表明了這樣一個硬道理：真正的發展權蘊藏在民間，來自底層的自發秩序和自組織形式往往是人類行為的理性選擇。溫臺已成為當今中國市場內生的民營經濟的突出代表。而溫臺的行業性商會，使人們欣喜地發現了中國人在“自組織能力”、“民間自治”方面并不缺少天賦。納稅人的發言權受到重視，自身權益清晰可見，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基層體制的變革已出現良好開端。

　　原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說：“溫州這些年發展很大，歸根結底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會主義，人民來建設好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確已達到這個目的。”(引自CZTV.COM專題新聞《溫州告訴我們》)杜潤生對溫州模式作出了更為實質性的概括：民辦，民營，民有，民享(見《浙江經濟》2000年第8期，杜潤生《解讀溫州經濟模式》)。在這里我們想把杜老的這句話繼續發揮一下：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基礎就是民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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