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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毋庸諱言，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蘇南模式風光不再，江蘇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逐步下滑。江蘇地方經濟史專家儲東濤教授早在1998年就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對此，江蘇境內的經濟學家們似乎有點“集體失語”。為什么失語？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有些事大家心里清楚，不便直說；還有一種情況恐怕是有些道理至今還沒有弄明白。譬如說文化觀念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價值觀論者”遭遇阻擊，蘇南的變化使“吳文化論者”遇到了同樣的難題。那么，究竟與文化有沒有關系？
這些年來，我先調查研究鄉鎮企業改革及發展出路，后又旁騖農村城市化尤其蘇南的城市化問題，之后，推及蘇南歷史、文化、觀念、體制諸方面深層問題的思考。每當輾轉反側、夜不成寐之時，深感道格拉斯.C.諾斯所說的“精神制約”、“制度安排”在經濟變遷中的重要性。我的思考和看法受到儲東濤教授的支持。他認為，區域性經濟社會特征中的區域文化視角是最具解釋力的要素之一。
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和取向離不開區域文化的支撐。華東地區這些年來形成了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與其文化不無關系。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永嘉文化開拓解放，豪邁大氣，狂飆突進，而吳文化則傳統深厚，精巧纖細，溫柔敦厚；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吳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吳文化則強調均衡、集體、等級。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始終能領先一步，也與其特有的嶺南文化大有關系。嶺南文化以近海開放、邊緣雜交、內引外接為顯著特點，尤其自洪、康、梁、孫以來深受歐風美雨之熏染，成為國內近代民主科學思想和經濟自由競爭的肇源地之一。這是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都不應忽視的問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問題(如城市化、農村工業化等)必須了解區域文化傳統及其價值觀，否則，再好的發展經濟學，再精當的廠商理論也顯得蒼白無力。雖然說不能從觀念來推導出現實，但可以從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來解釋現實，通過這種解釋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現實的既定性，變革的困難性，發展的特殊性。經濟學、社會文化學在中層理論和中觀問題研究中將有相互融合之勢，這或許是制度經濟學一個新的“增長點”。文化溝通歷史與未來。任何人不可能輕易地對文化分出高下優劣，但我們可以著眼于市場化、民主化進程，分析區域文化傳統究竟有那些因素在其中起著作用，起著什么作用。
馬克斯·韋伯可以說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撰寫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對中國為何不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探索，認為中國未能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理性的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種特殊宗教倫理作為鼓舞力量；顧準對東方式專制主義的批判和分析，也是建立在與西方尤其古代希臘羅馬的城邦民主文化傳統的比較基礎之上的；諾思說：“社會生物學家的一大貢獻就是把他們的觀點引入人類社會的生存特征中去，但他們肯定舍棄了至少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重要的并存在于相當長歷史時期的明顯的事實，即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多樣的、矛盾的和無效率的情形。”所以在諾思那里，經濟學、經濟史和意識形態也是統一的。
在我即將出版的《農村工業化與農村經濟》一書中，為研究說明蘇南之特殊性，我提出了一個“江南小三角”的經濟文化區位概念。“江南小三角”在農耕、人口、交通、商貿、鄉土工業傳統、水利與組織等諸多方面有著內在的共通性和外在的獨特性。而印證和確立小三角區位概念最有力的證據是吳文化的存在。這二者所涵蓋的區域大致重疊。吳文化是小三角的文化底蘊，或者說小三角的地域文化就是吳文化。這一地區屬太湖流域，所以也稱太湖文化或水文化。如果以最直觀的山水地域特征標志來劃分和比較區域文化類別的話(如雪域山文化，秦隴高原文化，齊魯中原的平原文化，巴楚山水文化等)，水文化的概念則更準確地反映了小三角地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吳文化是典型而純粹的水文化，且是一種內陸河湖水文化，與包容量較大、開拓風險意識很強的海洋文化又有所不同。
小三角、水文化、蘇南人、蘇南模式以及蘇南的現狀之間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邏輯聯系。尤其水文化的經濟價值觀在蘇南的經濟社會變遷中居于某種支配地位。水文化的經濟價值觀有4個方面的基本取向和特征——勤勞，精巧，柔韌，秩序。
勤勞。兩熟制或三熟制使小三角地區“農事緊張”，民眾“四體既勤”，勤勞是優越的氣候和水田之利賦于此地民眾先天的美德。勤勞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農業剩余的增多，正是這種明顯的多勞與多得的對應關系，民眾有了普遍強烈的追求剩余的沖動。勤勞吃苦是吳地民眾基本的價值觀。它主宰并衍生了吳文化的方方面面。刻苦、認真、本分、負責，勤奮刻苦，鍥而不舍，做事必底于成，這是一種難得的敬業精神。勤勞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著就是美好的，這在今天仍是多數民眾的生活信條。盡管這種追求和忙碌已在農耕之外了；
精巧。勤勞者必然節儉、節制。與節儉、節制相聯著的便是精打細算，精細作業。節省開支，節制享受，細水長流，吳文化中這種功利主義的道德正是早期民族資本家從小農身上繼承下來的優秀品質。吳文化中的這一倫理傳統也是解釋這里小工廠、小企業遍地開花、生生不息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盆景、園林、建筑、繪畫、刺繡，吳地民眾深受江南仕風之熏染。在情和理的選擇中，他們重理，在義和利的選擇中，他們重利，重理重利成為吳文化的又一特征。他們擅長經濟事務，但人情觀念淡薄，親兄弟，明算帳。無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更合乎游戲規則。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小三角地區的制造業正是從這種文化傳統中汲取了很高的營養，“數目字管理”使這里的企業在成本財務的管理上基本都能過關，粗放式的內部管理很少見到。這種精巧之上的勤勞正是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所最最缺乏的；
柔韌。小三角歷來賦稅重、統治嚴、壓迫深，民眾柔韌、隱忍、陰柔的性格便在高壓而又富庶的天堂里逐步養成。仕風薰染，人民文而化之，但始終帶有一點憂傷、無奈、敗落、輕薄的梁陳遺風。做人、做事追求一種“水性”標準。迎來送往，以柔克剛，工于心計，委曲求全，能協調，會妥協，深得中道智慧。水文化其陰柔的一面是恬靜、美觀、妙不可言，精靈婉約，惟妙惟肖，惟精惟美，擅長競智和技巧性強的工作；
秩序。主要指組織制度的嚴密性和成熟性，如科層制、等級制之下人民的各安其份，上下有序。民眾這種組織化程度來源于水利之需，但過早產生的制度需求和制度發育并未自然過渡到現代民主組織。較強的組織性也正是小三角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特點，并一度成為優勢，如有利于有組織地開展運動或發展經濟。鄉鎮企業的最初產生和“創建”的開展即得益于此。也有利于這一地區的治安及社會穩定，尤其對企業和企業家的成長而言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社會條件；
吳地民眾的經濟價值觀是上述四個方面特征的綜合，這些特征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經濟、地理基礎，無可選擇，是有待發掘的一份寶貴遺產。但當我們今天以橫向比較的眼光來評價這份遺產時，也應該注意到它的另外一個方面：缺少偉岸、大氣、崇高、蒼勁、雄渾、正直和力度，缺乏光明磊落，大義凜然，方方正正，坦坦蕩蕩；在競爭和追求剩余的過程中，間或出現心理負擔和心理健康問題，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幸福快樂)被忽略；過分的算計導致了規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普遍降低，真誠的合作相對困難，墜入陰柔的陷阱；好面子，但缺乏一種大格局，走向形式主義，“面子工程”，“盆景工程”泛濫；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大與小、上與下、死與活始終處在矛盾之中；過于強大的組織性和秩序感滲透著封建禮制的官本位、等級制色彩，缺乏平等觀念，由集權到分權的改革也就進展緩慢，市場力量、民間力量過分受制于黨政力量，而且官本位(權力的無限延伸和唯官價值觀，所有人的價值、地位均換算成行政級別)一旦與吳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結合在一起，“當官意味著發財”也就容易被民眾普遍地接受，導致腐敗的制度化、世俗化。
在蘇南，由于嚴密的等級秩序觀念和舊的僵化體制之殘留，政府對企業超強干預，黨政力量在市場領域溢出，集體財產社區干部“灰色私有”，造成企業自身經營機制退化，企業負擔沉重，失血太多。舊蘇南模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tism)在日益成熟的市場經濟面前面臨著嚴峻挑戰。“任務農業”、“政績經濟”顯露出“干部決定一切”的弊端，并呈現出單一的干部主體社會結構特征。城市形態初級化、產業結構低級化、經濟布局割據化、干部考核數字化等弊端均與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有關。而吳文化價值傳統和意識形態慣性使身在其中的人們對這種結構性缺陷習久不察，助其成焉。大家普遍認為，每干成一件事都要靠“政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如此，所有制結構調整亦如此。政府忙得首尾不顧，市場力量始終缺席。這種“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的壓力型基層行政體制(榮敬本，1998)，將不同崗位基層干部(如分管農業)的日常工作細化為若干分數(如100分)授以獎杯(如“豐收杯”金杯)。分數決定獎杯，獎杯表示政績，政績決定升遷。這一制度安排激勵出了兩個結果，要么社區干部設法控制更多資源(通常以集體公有制的名義)，辦成更多“實事”，撒胡椒面一般換取分數和“杯子”；要么弄虛作假，糊弄上面。的確，計劃體制下，這種制度安排不失其靈敏性，但在市場條件下這卻是一種極為僵硬的運作機制。且不說宏觀環境和市場變化，另外如私營經濟的發展、農業結構的調整、鄉鎮企業的改革等壓根就在“杯子”以外。據我的觀察，農村基層社區干部大多是世俗精英，他們最具趨利避害的“經濟人”理性。他憑什么要去考慮“杯子”以外的事？他憑什么要去鼓勵私營經濟？私營經濟干卿何事？除非創新和例外來自上面(只能來自上面)。這時最常用的手法是，領導發一個“號召”，群眾搞一場“運動”，干部樹幾個“典型”。如今，這一套制度已發展成為吳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
在蘇南，以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和經濟管理體制(生產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兩個轉變”已進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下一步，應當推動以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為內容的“第三個轉變”，而制度變革尤其應以思想觀念變革為先行。惟如此，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也才能為蘇南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推進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吳文化的經濟價值觀在蘇南市場化、城市化、民主化、現代化進程當中的作用，需要我們仔細考量。筆者認為，從總體上講，這份遺產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沉重的。
在上一個世紀的上半葉，由于機動船代替木帆船，長江航道得到迅速開發，海運興起，河運(尤其是運河)相對衰退，運河的運輸地位和蘇州的碼頭集散作用、流動功能隨之降低，商人資本外遷，城、市分離，原先繁榮、前沿、創新的商業都會成了單純的衙門府邸，成了保守、封閉的的“閑庭”、“后院”、“孤城”。蘇州幾百年間長江三角洲的商貿中心地位讓位與上海，蘇南的地緣位置內陸化；在上一個世紀的下半葉，由于雜交稻和石油農業的出現，帶來農作物產量的革命，蘇南千余年來的“社稷糧倉”作用不再倚重。隨著農業文明時代結束，“俯仰東南”的畸形財政逐步得以改變，得水田之利的蘇州農業經濟地位日益下降，人口與舊產業的矛盾促使其經濟結構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調整期，而周邊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發展較快，對蘇州的資金、人才都產生了很強的吸納效應(直至改革開放之后蘇州兩個新區的興起才使這一狀況得以遏止和改善)，蘇南地位再次衰落；在本世紀里，蘇南的制造業優勢還將面臨著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的挑戰。而觀念與制度的超越是蘇南當前能否走出低谷的決定因素。世紀之交，瞻前顧后，蘇南改革與發展面臨著全面的、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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