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大都市圈比較

　　新望 劉奇洪

　　自法國學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圈(帶)”概念以來，大都市圈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戈氏認為，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條件和標準有五：1.區域內有比較密集的城市；2.有相當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區，核心城市與都市區外圍地區有密切的社會經濟聯系；3.有聯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連接起來，各都市區 之間沒有間隔，且聯系密切；4.必須達到相當大的總規模，人口在2500萬以上；5.屬于國家的核心區域，具有國際交往樞紐的作用。

　　盡管國內冠以“大都市圈(帶)”概念的地區很多，但按照戈特曼的提出的標準，中國目前稱得上“大都市圈(帶)”的地區只有三個。它們分別是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無疑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帶)的發展，將對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實現和對其它大都市圈(帶)的形成，都有著深遠影響。今后幾年內，國家將對省市行政區劃作出較大調整。調整的主要依據是突出大城市,尤其都市圈的輻射帶動作用。因此，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國內三大都市圈的由來、現狀及發展趨勢再次引起人們關注。可以預測，未來國內區域競爭將是都市圈之間重量級的較量，中國最大的三個都市圈將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方向，并成為輻射帶動相關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

　　一、 由來

　　據吳良鏞教授主持的“大北京都市圈(也叫大首都都市圈、大北京地區組合城市或世界城市)總體規劃”課題稱，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個直轄市、3個地級市、5個縣級市，面積有近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為4500多萬人，另有數百萬流動人口。

　　京津唐大都市圈框架脫胎于元大都。元大都的遺跡除了北京城北面的幾堵土墻外，目前留下的實物已不多見，但元大都為明都城的建立提供了基礎。大清皇朝延續了明都城的格局，又在都城的西北面建立了數個皇家園林，現在北京二環路以內的城市格局基本上是明都城的延續。20世紀上半葉，外強入侵，國門強迫開放，位居海河入海口的天津成為了中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外強開辟租界最多的城市，唐山也因擁有較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較為方便的交通條件，成為外強掠奪中國資源的礦業城市。新中國成立之后的20世紀50、60、70年代，中央政府把北京、天津的重化工業建設被放到了突出地位，鋼鐵、石化、機械、精細化工成為了京津地區的重要支柱產業。但重化工業發展與水資源短缺的矛盾日漸突出。改革開放20多年來，區域競爭之勢加劇，北京憑借首都的政治資源優勢，獲得了全國其它任何城市所不能獲得的大量經濟資源。譬如北京最有活力的經濟增長點“中關村”及規劃建設中的三個大學園和若干科技工業園，其活力之源是中關村聚集全國最多的一流科技力量。無疑，北京科技力量的聚集，以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為前提，北京的各種利益集團往往又具有調動全國經濟資源的各種能力。2008年奧運會申辦成功，北京聚集全國經濟資源的力量又將進一步增強，建城區這塊“大餅”將攤到五環路以外，同時，環境治理也被放到突出地位。

　　長三角大都市圈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江蘇的南京、鎮江、揚州、泰州、南通、蘇州、無錫、常州及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舟山等15地級以上城市。包括2個超大城市(上海和南京)，1個特大城市(杭州)，4個大城市(無錫、蘇州、常州和寧波)，14個中等城市以及33個小城。長三角城市化水平整體較高，城市體系完備。目前區內已有許多城市的郊區事實上已經連成一片，形成都市連綿帶，被戈特曼稱之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帶。從城市人口來看，1997年長江三角洲城市非農業人口達到2774.74萬人，占總人口的37.3%，考慮到本區還存在大量的隱性城市化人口，本區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以上。

　　長江三角洲的繁榮發契于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人口大遷移(西晉末、唐末、北宋末)。經濟發展之后，形成了眾多的工商業城市。唐宋時期，揚州、杭州、南京、蘇州人口已經在三十萬以上，是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繁華的工商業城市。在外族入侵中國以前，長江三角洲的棉織、絲織業已經高度發達，產品不僅銷到全國各地，還遠銷國外。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幾股最有實力和影響力的勢力向長江三角洲集中，長江三角洲成為中國城市發展最快地區和經濟最發達地區，涌現出了外來勢力集中的工商業城市，如上海、南通、無錫、常州等。同時，近代工業也促使小城鎮建設有了一定發展，如江蘇的江陰、常熟、太倉、昆山等。20世紀50、60、70年代，長江三角洲的城市發展基本處于停滯時期，城市數目沒有增加，甚至還有減少。如江蘇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常熟，50年代初期曾列為城市，但后又從城市行列中剔除了。這一時期還由于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上海等大城市工礦企業的外遷，城市人口大量外流。20世紀后期，在中央政府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背景下，長江三角洲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小城鎮建設加快，建制鎮和縣級市(小城市)的數量急劇增加。各類開發區建設，成為原有城市外延擴張的主要標志，上海浦東、南京高新區、蘇州新區和工業園、杭州高新區、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成為了所在城市經濟發展最快、市政建設最好的地區。新世紀初，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中國“入世”，長江三角洲超過珠江三角洲成為了全國最大的外商投資“熱點”。在城市發展戰略上，這一地區開始由重點發展小城鎮轉向重點發展大中城市，空間布局上，再次由分散走向集中。決策者已經意識到，隨著交通網絡的改善，城市之間的聯系更為方便，畫地為牢，就城市而論城市，已沒有出路，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其實就是“都市圈化”。

　　廣東省1994年曾確立了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其范圍包括廣州市區及所轄的花都、從化、曾城、番禺4市；深圳市；珠海及所轄斗門縣；東莞市；中山市；佛山及所轄南海、順德、三水、高明4市；肇慶及所轄高要、四會2市；江門及所轄新會等5市；惠州及所轄惠陽、惠東、博羅3市。珠三角經濟區總面積41698平方公里，1999年底總人口為2262.14萬人,耕地面積990.46萬畝,GDP為6438.89億元(現行價)。當然，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概念則不僅包括珠三角經濟區內城市，還應把香港、澳門計算在內。無疑，這里是中國經濟實力最強、市場化及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圈。

　　自秦代以來的2000余年的時間里，廣州一直都是珠江三角洲甚至整個嶺南地區政治和經濟中心，一度還做過南越王的都城。清皇朝實行海禁，只規定廣州可以對外通商，使得廣州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了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唯一“窗口”，并使廣州在全國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得以確立。鴉片戰爭爆發，香港被英國強行占領，廣州被強行開通為對外通商口岸，人口、經濟資源很快集中，珠江三角洲基本形成了廣州與香港對峙的格局。1949年后，珠江三角洲由于地處海防前哨，大量工業企業內遷到了中國的內地和省內的韶關等地，城市建設也處于停滯狀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廣東步入改革開放之“先河”，1980年，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成為經濟特區城市，1984年，東莞、中山升格地級市，順德、南海、三水、高明、開平等紛紛撤縣設市。珠江口兩岸，遇河架橋，逢山鑿洞，通過大規模公路建設，形成了高等級公路為骨干的公路網，以珠江口為中心向四周擴展的都市圈初具規模。1997年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制度投入，從深層次上推進了珠三角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和產業的大轉移，新世紀初，珠江三角洲成為了世界IT產業的生產基地，城市由量態擴張變為質態提高，經濟、社會、生態趨向于協調發展，城市間社會、經濟聯系也趨向緊密，形成了較為合理的以港深、廣州為一級城市，珠海、東莞、中山、佛山為二級城市，惠州、江門、肇慶(部分)為三級城市的都市圈(以人均GDP及城市的影響力來衡量)。

　　二、 評價

　　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就本質而言，是市場化的過程。戈特曼的“大都市圈”概念也處處體現了市場化的標準。從中國三大都市圈的情況看，京津唐大都市圈與戈特曼意義上的“大都市圈”有些貌合神離，離真正的大都市圈尚有差距；長三角大都市圈盡管在中國是最早形成大都市圈的地區，城市體系較為完善，但內部橫向經濟聯系不強，產業升級缺乏一種有效機制，國際化程度也有待提高，尤其上海要真正成為國際化大都市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珠三角大都市圈(帶)是中國近年發展最快的都市圈，在香港的推動下，它也是市場化、國際化程度高的都市圈，但也存在著內部橫向經濟聯系不強，缺少內部協調機制，內耗競爭嚴重等問題。

　　如果說長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得益于工商業的發展、先行對外開放所導致的外資的進入及自主型城市化，那么，京津唐大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則得益于中央集權體制下全國資源向都城的集中。

　　三大都市圈各有其競爭力優勢。聚集競爭力最高的都市圈是京津唐都市圈，區位競爭力最高的是長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競爭力最高者則屬珠三角都市圈。

　　歷史學家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指出，城市大約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型。其一是開封型城市，這是典型的亞洲消費型城市，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業僅僅為這個城市的地主服務，是貴族地主的附庸，沒有成為獨立的斗爭力量，封建性超過了商業性；其二是蘇杭型城市，這些城市雖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業比重較大，且工商業是面向全國的。蘇杭型城市周圍還會出現了新興的工商業市鎮，形成了“眾星拱月”之勢。

　　北京就是典型的開封型消費城市，它的建設和發展是依靠全國的資源集中。“漕運”調集糧食和日用消費品，并從全國各地調集匠人，修建城墻和宮殿。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就是由蘇州的“洞庭幫”建造而成。天津是“天子擺渡”的地方，也是拱衛京畿的軍事重鎮，所謂“天津衛”是也。正是由于封建王權勢力的約束，天津工商業的發展比上海、廣州等城市晚，口岸開放也比較晚。但19世紀后期的洋務運動，尤其天津機器局的興辦，此一局面發生變化。官辦軍事工業因此而成為天津近代化的發端。“七七事變”后，天津更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掠奪華北資源的“橋頭堡”，天津也由此成為了中國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業城市。1949年后，盡管天津的工業也在發展，但北京已是華北經濟中心，大樹底下無大樹。天津的工業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受到了很大影響。

　　唐山是京津唐都市圈的“北翼”，工業以能源、冶金、海洋化工、建材、機車制造而著名，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煤井、第一條標準軌鐵路、第一輛蒸汽機車、第一袋水泥、第一件衛生陶瓷都在唐山問世，唐山被譽為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保定作為京津唐都市圈的“南翼”，自古就是區域性的政治中心，后還做過河北的省城，只是由于石家莊的交通位置重要，才把省城的寶座讓了出來。保定工業似乎乏善可陳，除了傳統紡織業，為人所知者，恐怕要數樂凱膠卷了。廊坊1989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才設為省轄地級市，工業還不發達，但由于其距京津兩市均在50公里的范圍之內，休閑度假等高等級三產發展勢頭強勁，成為典型的都市圈內的“反磁力聚集點”。

　　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化的發展，首先得益于接近香港。香港是其主要的投資來源，約占75%。根據香港工業總會調查，在珠三角投資的97%的香港企業家把地理上接近作為他們投資的決定因素。外資的進入，催生了珠三角一批中等城市的快速成長。本來，明清時期，佛山是與朱仙鎮、景德鎮、夏口(漢口)鎮并列的中國四大名鎮之一，江門的“五邑”(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鶴山)也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僑鄉，珠三角的一些鄉鎮隨近代新式工商業的興起也得到較快發展，但近幾十年來，該區中等城市發展不快，在城市體系中處于“斷檔”狀態。1980年以來，小城市和縣利用外資比例占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將近50%，一批新城市隨之拔地而起。1978年到1998年的短短20年，珠三角的的城鎮密度增加了至少10倍以上。東莞的崛起就是典型例子。東莞現有32個鎮區，本地人口152萬，外來人口近600萬，2000年底GDP達到488億元，成為信息時代的制造業名城。當然，珠三角都市圈的可持續發展也存在一系列問題：由于受到南嶺阻隔，經濟腹地狹小，對周遍區域輻射帶動能力還不夠強；入世后，隨著內地尤其長三角的市場化進程加快，國際資本流向已有所改變，市場因素將代替地緣和血緣因素，一些外商甚至會異地搬遷；珠三角80年代后的大發展，很大程度上靠了國家的優惠政策，尤其在人才的引進上。廣東經過近10多年來的“新大學運動”，地方高校、民辦高校及大學園區已有很大發展，但該地區吸引人才的政策優勢將逐漸弱化，人才儲備仍然是弱項，從“民工經濟”進一步轉向“知識經濟”還有待時日。

　　長江三角洲都市圈內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各自為政。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阻礙了經濟資源的自由流動和跨地區的經濟合作。長江三角洲分屬二省一市的15個城市，行政隸屬關系非常復雜，地區之間的協調難度很大，由國家經貿委綜合司牽頭成立的長三角經濟區和上海經濟區也先后無果而終。條塊分割，惡性競爭，甚至以鄰為壑的不良風氣導致一些區域性交通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工程因各地政府之間缺乏協調而進展緩慢，更為嚴重的是還干擾和制約了區內企業之間的市場運作，形成了所?quot;條條經濟"和"塊塊經濟"。南京地區方圓30公里范圍內的四家石化企業，揚子石化公司、金陵石化公司、儀征化纖公司、南京化學工業公司之間本來存在著相互協作、相互提供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內在經濟聯系，但是由于上述企業分屬中國石化總公司、紡織總會和江蘇省，迫使各個企業都?quot;大而全"的方向發展。僅揚子和金陵在重復建設方面就花費了上百億元，已建成的項目大都開工不足。

　　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自然稟賦比較相似，因而本區的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十分嚴重。我們以兩省一市為統計口徑，計算出來上海與江蘇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2，上海與浙江的相似系數為0.76，而江蘇與浙江的相似系數竟高達0.97。城市之間亦是如此。以蘇錫常三市為例，三城市的主導產業基本都是"機紡化冶食"，各行業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輕工、機電齊頭并進，新型家用電器各鋪一攤。

　　長三角地區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載壓力本來就很大。近年來，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劇增加，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太湖流域的面積僅占全國的0.38%，各種污水排放量卻高達32億噸/年，為全國的10%，水鄉澤國出現了普遍的"水質性缺水"。解決之道只有加強地方政府間的協作，統一規劃，統一治理。

　　三、 展望

　　國內學者王建1996年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城市化模式。他認為，采用美國式的“大分工的區域布局與中小城市為主的城市化道路”不適合我國的實情，但日本由于平原少而采用的“都市圈式的經濟布局方式以及大中型城市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值得借鑒。去年，留日中國學者周牧之(周立波之孫)也在多個場合呼吁重視大都市圈建設。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的“仿電子集成塊城市”理論主張，主要發展能把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海、遼中南、濟青煙等城市帶串成一條的東南沿海10億人口的一級特大城市帶，同時兼顧發展中西部的較小城市帶。

　　最為激進的地理學家過客的都市圈哲學是：吸收二戰以后最成功的城市帶建設經驗，不受廣大國土誘惑，尊重經濟規律，選擇微量理想國土(當然是東部的大都市連綿地帶)，集中全國多數人口和資產，加速實現全國經濟躍升。過客認為，近二十年中國的經濟初步成功，實際上歸功于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三個世界三級城市帶的初步形成。中國今后應該學習美國建設波紐華城市圈的經驗，用三、四十年時間集中精力拓展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三大都市圈。

　　的確，都市圈理論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隨著世界貿易的增加和新的國際勞動地域分工的逐步形成，跨國公司對各國經濟的不斷滲透、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正在加快，若干全球信息節點城市發展成為世界城市或國際性城市，越來越控制和主宰著全球的經濟命脈。世界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使全球城市體系出現了新等級體系結構，即世界級城市、跨國級城市、國家級城市、區域級城市和地方級城市。而且城市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相互間聯系的廣泛性而愈益重要。這樣，城市間的經濟網絡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命脈，世界性的節點城市成為在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的實體，以大都市圈為特征的全球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正逐漸形成。大都市圈也成為一國國際地位和國際綜合實力的象征。受全球經濟一體化影響，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中國城市發展將出現如下趨勢：城市化過程空前加速，涌現出更多的新城市；大城市繼續快速發展，大都市圈的形成速度加快；幾個世界性城市將進入全球城市體系網絡。

　　自70年代美國社會率先進入信息化社會以來，人們也紛紛觀察到城市邊緣地帶的快速增長過程，認定分散化趨勢確實已經展開。但這一結論只適合于城市微觀區域的情形，從更宏觀區域來看，集中化趨勢似乎更明顯，近幾十年來大都市連綿區和大都市帶在世界各國的快速發展印證了這一集中化過程。大都市連綿區上最具發展活力。城市這種“大集中小分散”的地域發展格局在信息社會也許還會長久地持續下在，從而有可能導致“鄉村城市化”和“城市郊區化”兩個過程的合二為一，使全球聚落向具有良好氣候條件和生活環境的地域結構演化。

　　城市化戰略是中國至少21世紀上半葉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大城市、特大城市還將繼續發展，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只有“大都市”才是真正的“大戰略”。無疑，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發展，將對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實現和對其它大都市圈的形成，帶來深遠影響。

　　三大都市圈的金融業、信息業、交通業、制造業都在全國具有樞紐和核心地位，其都市連綿帶的進一步發展將有利于這些地區在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中確立起區域核心地位，從而進一步帶動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提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近階段尤其應重視滬長江三角洲城市連綿區，港—穗珠江三角洲城市連綿區，京—津—唐環渤海城市連綿區的建設。對于正在成長的都市連綿區，如濟南—青島地區、福州—廈門地區、武漢—宜昌地區、成都—重慶地區、西安—寶雞地區、鄭州—洛陽地區、長沙—株州—常德、長春—吉林地區、哈爾濱—齊齊哈爾地區，應根據連綿區梯度發展的特點建立國土規劃、區域規劃、城市規劃、交通規劃和村鎮規劃所構成的空間地域綜合規劃體系，強化區域規劃的橫向協調作用，變“行政區經濟”為“都市帶經濟”，甚至可以考慮建立松散的城市聯合政府。

　　長江三角洲都市圈已成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已處在向工業化中后期發展的階段，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今后五年，城市化進程將明顯加快。長江三角洲是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產業規模最大的三角洲，是中國最大的經濟核心區，也是我國最大的城市(鎮)連綿帶，是世界各大河三角洲人口數量最多、密度最高和城鎮數量最多的地區。未來10年內，長江三角洲將有可能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亞太地區經濟發達地區之一，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能力的外向型經濟示范區。通過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長三角都市圈的帶動作用將更加明顯，成為國內外市場的接軌點和國內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戰略支點。通過高新技術對傳統支柱產業的改造，一個世界性的新型制造業基地有望在此崛起。

　　經濟地理學家顧朝林提出，要進一步縮小長三角與國外發達國家城市帶的差距，必須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加速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具體目標是，到2010年，成為經濟實力最雄厚的，以市場導向為主的半緊密型區域經濟聯合體；到2020年，基本建成一個經濟實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區域內產業結構高度化、區域經濟外向化、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共同體。

　　以往，長江三角洲創造了具有蘇南模式特點的城市化道路，“自下而上”，“離土不離鄉”，發展小城鎮，城鄉一體化。近年來，長江三角洲城市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和特點。以上海為中心，形成了一批經濟實力強，社會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的城市群。上海、南京、蘇錫常各都市向巨型大都市連綿帶發展，中等城市各具特色，優勢互補。

　　當然，都市圈的成功與否關鍵還是要看有沒有世界級的超級城市作為其內核，這種“內核”至少應當是圈內的中心點，是調控樞紐；是增長極，促使技術、資金、信息、人才的生成；是輻射源，創造并擴散需求；是集散地，有強大的運輸中轉能力。另外，世界級城市除了能源、水源、機場等硬件條件以外，新型政治機制和創新能力也是至為重要的。

　　從以上標準來衡量，上海、廣深、北京，都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上海的GDP是香港的1/4，東京的1/20，而且經濟結構更是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上海需要培育和完善城市綜合功能，調整、優化城市空間密度及經濟功能，增強其集聚輻射能力，為長江三角洲及長江經濟帶服務。

　　根據“五普”統計，廣東省今年的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5%，而據茅于軾教授的一項測試，廣東省的市場化水平也居于全國各省前茅(排第二、第三的省份是福建和浙江)。無疑，這兩項指標在珠三角地區還會更高。今后，大廣州將繼續向番禺、黃埔方向伸展。隨著總投資160億元、58公里的伶仃洋大橋的獲準立項，廣州將逐步與珠江口東西岸的香港澳門之間徹底貫通。有專家提出，深圳與香港之間，“放開一線(同香港接壤的一邊，主要管人)，管好二線(同內陸接壤的一邊，主要管物)”，港深經濟一體化，成立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港深自由貿易區”。董建華甚至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出“整合珠江三角洲，構建大香港”的主張，據說，此論已得到中央高層官員支持。最近，珠三角又進入新一輪城市大合并，江門、新會即將合并，廣東省政府還正在論證南海、順得、三水、高明與佛山的合并方案，其中南海、順得撤市設區。屆時，佛山市將由現在的74平方公里拓展為3813平方公里，成為珠三角的另一特大城市。

　　吳良鏞教授規劃的大北京“世界城市”似乎比國際城市更高一個等級。它更加強調開放性，在參與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國際交往等活動中的組織管理協調功能更加突出。“大北京”之大主要是指，以北京、天津為“雙核”，在京津唐和京津保兩個三角地區，發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從“單中心放射式”向“雙中心網絡式”轉變，城市沿交通軸呈葡萄串狀分布發展。吳教授的規劃可能會對北京“攤大餅”帶來的中心區污染和擁擠問題有所緩解。而劉世錦則認為，發展軌道交通，并通過高速公路等與市區連接，將北京的中心區居民逐步向郊區和衛星城轉移。這樣，既可避免“攤大餅”的后遺癥，還可拉動內需，實現北京居民想‘住大房、住便宜房’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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