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改制的前前后后

　　新 望

　　薛小和(《經濟日報》記者)：據最新統計，今年以來蘇州市新增合同外資每月累計額增幅都保持在80%以上，1—7月新增合同外資52億美元，名列全國各城市之首。其中，蘇州市鄉鎮引進外資項目52項，合同外資24.64億美元，分別占全市總額的67.7%和47.35%。我們這幾年聽到的來自蘇南的消息都不是很好，這個消息很鼓舞人，是不是蘇南經濟出現了新的 亮點？

　　新望：蘇南畢竟是一塊熱土。

　　在經過反思和改制的陣痛之后，蘇南經濟出現了許多新亮點，其中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和民間經濟的勃發是最引人注目的。具體地說，以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為代表的蘇南園區經濟，以“江陰板塊”為代表的資本經營，以常熟波司登、夢蘭、隆力奇為代表的村級經濟，以吳江盛澤東方絲綢、常熟招商城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和張家港的沙鋼、永鋼等規模企業，構成了蘇南經濟的新亮點。

　　從實質上說，蘇南經濟的新亮點是外資大規模涌入帶來的。外資為什么青睞蘇南？這是由很多的區位優勢和文化因素決定的。首先是經濟基礎好，勞動力素質高，只要政策放開，吸引外資進入，就能激活本地經濟。其次，蘇南在長江三角洲，在傳統經濟發達的軸線上，與上海浦東近在咫尺，所以，外資把蘇南作為他們投資的熱點也是必然的選擇。

　　薛小和：從蘇南經濟的新亮點我們想到蘇南以鄉鎮企業為標志的往日輝煌。請你談談當年蘇南發展鄉鎮企業的意義。

　　新望：從最直接的意義上說，鄉鎮企業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改變了農村單一種植業和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同時，新的經濟組織及“農民企業家”的出現也使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以蘇南為代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把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城市工業化體制撕開了一個大口子，也是蘇南鄉鎮企業的成功使鄉鎮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獲得了合法的戰略地位。鄉鎮企業的貢獻早已超出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目標。

　　薛小和：現在蘇南的鄉鎮企業都改制了，有學者認為，改制的緣由不是鄉鎮企業自身出現了問題，與宏觀環境變化有直接的關系，是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大調整帶來的問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新望：我認為蘇南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其自身機制和基層體制環境都存在著先天不足。隨著改革的深化，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其局限性日益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桎梏。這種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現是政企不分。

　　薛小和：那么這幾年蘇南在鄉鎮企業的改制過程中，政企不分的現象有沒有得到改變呢？

　　新望：中小鄉鎮企業經過民營化改制后必須獨立地面向市場，在融資、用地、稅收優惠、市場銷售等方面，過去政府承擔的一部分職能已經由企業獨自承擔了，所以政企不分的狀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沒有出現根本的改善，因為改制實際上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如果是在地方政府領導下的改制，那么政府自身經濟權利和利益的退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薛小和：在前面講的新亮點方面呢？是不是解決了政企不分的問題？

　　新望：“新亮點”方面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蘇南各級地方政府直接投身于經濟發展的熱情一直沒有衰減過。過去鄉鎮企業興旺時政府是惟一的出資主體，壟斷了經濟發展的資源，今天政府把熱情轉到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有的政府領導熱衷于兼任開發區的領導，隨意承諾優惠條件，利用“拼地價”引進外資，這些都反映出投資環境的法制化還遠遠不夠。但是在蘇南無論是在鄉鎮企業改制方面，還是在引進外資方面，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政企關系必須重新定位，重新調整。20多年來，蘇南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始終是行政強勢力量自上而下的單一整合。這曾經是一種優勢，但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則必然要求政府職能的轉換。要精“官”簡政，規范政府行為，適當分離政府經濟職能，改變政府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把發展的主動權交給民間，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看到一些大型企業開始創辦工業園區，如江陰“申達工業園”、三毛“凱諾科技園”等。我認為，企業自主招商引資，才是發展的方向。

　　薛小和：蘇南地區人杰地靈、人才輩出，也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強政府的態勢，經濟發展本身也有濃厚的能人色彩和政績取向。但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蘇南鄉鎮企業痛失領先地位、1998年集體經濟投資負增長的情況證明了強政府與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相適應的。如今，如果想以引進外資為契機，政府首先應該做的是培育和營造有效率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具體包括：放松和取消各種進入限制、清理并大幅度減少行政性審批、清理地方性法規和政策，使之公開統一等等。只有這樣，只有放棄一些行政官員手中過多的權力和借以獲取的既得利益，蘇南經濟的新亮點才能真正亮起來。

　　薛小和：你談了蘇南以大規模引進外資為契機，點燃了蘇南經濟的新亮點。但是對于我們蘇南以外的人們來說，蘇南給我們印象最深的還是鄉鎮企業。我們知道蘇南的鄉鎮企業都進行了改制，我們很關心改制的成果如何？怎樣看蘇南鄉企的第二次改制？

　　新望：經過1998年的第一次改制和2000年的第二次改制，蘇南的鄉鎮企業約有97%實施了改制，改制后不少企業出現了可喜的變化。如一批民營性較強的企業(原來帶紅帽子的合伙制、家族制等企業)經過改制后迅速崛起，雖然這些企業大多從事傳統制造業，但由于植入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科技而煥發出勃勃生機；再如一些原來由社區政府舉辦的集體企業，由于改制后經營者持大股，其“準國營”等問題已有明顯改善。另外，過去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培育起來的技術能力、銷售渠道、經營人才等在目前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環境下得到充分發揮，盛澤鎮很多絲織企業的老板絕大多數過去在鄉鎮企業里干過，而且是經營骨干，現在的政策鼓勵他們投資，過去的經驗就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資本。

　　薛小和：為什么要進行第二次改制呢？又是怎樣改的？

　　新望：進行第二次改制主要是因為1998年改制成的“股份合作制”企業不受《公司法》保護，所以又要再次改成規范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改制的形式有：“摘帽”，主要是針對帶紅帽子的校辦企業；“還原”，主要是針對實際由一人出資的假股份合作企業；“轉讓”，內部股轉讓，達到經營者持大股的目的；“退出”，即公有股退出；“出售”，出售給個人或合伙人。二次改制后，根據企業規模大小兩頭靠，依次改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及個人獨資或合伙企業、個體工商戶。很多鄉鎮企業拿出優良資產轉制，救活不救死，經營不善或資不抵債的公司至今還由政府在扛著；也有些“大而盈”的企業為能盡快轉制，采取了租股結合的辦法，在凈資產中劃出一塊由村鎮集體租給企業，剩下的股份化，既有集體股，也有個人股，當然是讓經營者持大股。

　　薛小和：企業出售股份后應該能回籠一大筆資金，這筆資金企業都做什么用了？

　　新望：這里要先說明一個事實，就是蘇南鄉鎮企業的改制實際上是由債務危機引發的。比如在鄉鎮企業最發達的錫山市，由于集體資產流失嚴重，就試圖通過老百姓的集資來彌補，結果誘發了債務危機，使得集體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改制成了惟一的選擇。所以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轉制所得資金能將債務還清已算不錯，這大概要占回收資金的50%以上。當然在基礎較好的企業會有一筆資金投入到技術改造或流動資金中。但從大面上看，轉制后的企業不會在資金上很富裕，相反，由于傳統的積累機制和融資渠道不靈驗了，轉制后的企業會因為失去政府出面的貸款、集資擔保而發生融資困難。

　　關于資金問題還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現在留在企業里的集體股，經營者有沒有動力和措施對集體股實施保值增值，二是一些社區政府利用回籠資金成立了資產運營公司，如何運營？我建議去做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險和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現在社區政府手里還捏著一筆改制出售集體股所得的凈現金(僅蘇州地區大約在120——150億，有些錢尚未到帳，約在15%左右，屬秘密，只好估算)，這部分錢各鎮成立了資產運營公司，實則政府所有，是一塊湯手的山芋，我擔心遲早流失掉。

　　薛小和：據說在轉制中存在著不夠公平和規范的情況。

　　新望：是這樣。比如在評估和談判中，為順利改制存在集體資產方“讓一讓”的情況；在一些企業存在侵犯小股東利益的問題，如資產增值未清算，強行買賣；還有些小企業改制后，將集體福利等資產劃歸到了個人名下等。總之，可以說二次改制激勵了大股東和管理者，但還沒有最大限度地激勵小股東和職工。

　　薛小和：有些學者擔心，原來的鄉鎮企業民營化后，農村的公共開支由誰來負擔？此外有沒有出現農民從企業失業的問題？　

　　新望：的確，改制后雖然企業在機制和環境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還會面臨很多其它的問題。如：產農村基層民主及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中小企業的投融資渠道問題；改制后企業由干群關系轉化而來的勞資矛盾問題；股權的流動和退出機制問題；小股東的利益保障問題以及一把手的特殊化和腐敗問題、黨政干部兼任企業領導從而制約企業家成長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層行政體制改革。

　　薛小和：但是蘇南改制顯然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只有改制，多種經濟成分的力量才能調動起來，這一點不能因為存在不公正問題和不完善問題而被質疑。

　　新望：的確是這樣。蘇南的改革意義重大，將為我國其他地區鄉鎮企業的改革提供寶貴的經驗。但是以蘇南現有的基礎和區位，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只是由于某些制度性、觀念性因素阻礙了改革和發展的進程。“小改革，小發展；不改革，不發展；先改革，先發展。”這是我們蘇南人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基于此，我們才熱切地期待著加快改革，期望通過改革把蘇南變成政府、民間都具活力的開放型的地區。

　　薛小和：你說，蘇南的企業在改制后“還會面臨許多復雜又特殊的問題”，為什么經過幾年的時間、兩次的改制還有這么多問題呢？我想補充一點看法。

　　依我的了解，蘇南的鄉鎮企業中的大部分從一開始就是由鄉鎮(當時是社隊)籌集資金創辦的，稅后利潤也由鄉鎮政府支配，所以它們其實是鄉鎮公有制，或者說是“小全民”。這次改制也是鄉鎮政府推動的，因為他們最先感受到了改制的壓力：他們作為所有者的企業負了債，他們要擺脫債務，自然要推動改制。這里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鄉鎮政府推動改制的主要動機是降低財政負擔，他們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社會管理者的身份推動改革的。如果他們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推動改制，就會考慮社會效率最大化的問題，比如產業結構調整、社會保障、小股東的利益，等等，但他們不是，他們就沒有考慮產權制度改革的配套問題，結果就可能引出新的問題。有一位鄉鎮企業主管領導說，只要“政府不操心，銀行不追債，廠長能接受，職工也挺高興”，改制就算規范了。果真如此，改制不就變成救火了嗎？火滅了，死灰復燃怎么辦？所以，有關領導一定要同時以管理者的身份參與改制，這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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