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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什么是農村工業化？對此一問題，經濟學家們多從回答“什么是工業化”而始，而回答“什么是工業化”多是引用張培剛教授曾經下過的一個定義：“一系列必要的生產函數(Strate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整個社會。……這種
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最好是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諸部門來說明。”“工業化不僅包括制造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轉引自苗長虹《中國農村工業化的若干理論問題》第68頁)。然而，農村工業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與這個問題相聯系或者說這個問題背后的問題是一個更大的社會問題，即所謂“三農”問題。只有以農民和農村為出發點，才能更加準確揭示農村工業化的本質意義。其實為工業化做出標準定義的張培剛教授并不主張農村工業化，而是著眼于工業的城市化，因此，用張培剛的觀點來解釋農村工業化就有點不著邊際。
農村工業化是本世紀30年代因為農民的失業、流民的大批涌現，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這一大社會問題而提出的。當時有多種主張，如振興農業，讓農民回到土地；又如強調“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論。在眾多方案中，有一種主張走第三條路的觀點提出實行農村的工業化。農村工業化強調的是“農村工業”的特點，而“重工”學派張培剛、吳景超、陳序經、袁聘之等人強調的是“工業化”的特點，走歐美的古典式發展道路。所謂農村工業(當時又稱鄉村工業、鄉土工業、家庭工業)主要是指小手工業生產，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在農閑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費孝通選集》第295頁)，農村工業實則是一種“副業”經營狀態，當然既名“工業”也不排斥機器的使用。
當時主張農村工業化的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鄭林莊先生。他在1935年1月發表了“我們可走第三條路”的文章(《獨立評論》第137號)，最終使“第三條路”成為引人注目的理論流派。他認為，中國不宜立即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應該有個過渡時期來做引渡工作。換言之，我認為我們所企望的那個工業經濟，應該由現有的這個農業經濟蛻化出來，而不能另自產生。”他認為都市工業雖可以增加就業，但崗位有限，非一時能夠辦到。“在農村里面有了農業與工業相并進行，失業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從對提出農村工業化的歷史背景考察中，我們也許能更好的理解作為一種發展道路的農村工業化。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鄭林莊雖然對農村工業化的內容的限定和概括過分狹隘，但是做為解決農民出路與農村貧困問題的道路選擇卻是具有創新意義的。
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農村工業化再度成為一個理論熱點，學者們不約而同地將中國農民的這一獨創上升到了農村工業化理論層面來思考，而且，由于鄉鎮企業的飛速發展，農村工業實踐的不斷豐富和深化，理論研究的視野、題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榮。盡管這時已不再討論農村工業化道路能不能行得通的問題，盡管這時農村工業產生發展的背景已大有不同(計劃經濟和農村公社制度的終結、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盡管這時研究的方法(如以劉易斯最初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依據)及對實際經濟生活的影響(如小城鎮建設)大大超過了30年代，但這兩個時期討論的實則是同一個大問題，也是至今仍然沒有完善答案的老問題，即農村工業化問題，當然，這個大問題之下理所應當地包括：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農村工業化的緣起、地位、作用及成功之路。
綜合前人在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論述，我們在這里可以為農村工業化做如下“操作性定義”：農村工業化是指借助資金、土地、人力等資本要素使機械化生產在農村能夠普遍實現，工業化操作的勞動人口在農村人口中占絕大比重，農民最終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顯然，這里所定義的農村工業化是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新范疇，強調借助于要素市場，含有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不可分的意思，同時還強調農民最終走出土地。這一新的定義已經與張培剛先生所定義的工業化(實則是城市工業化)概念相去甚遠，這里強調的是“農村工業化”五個字的不可分，或者至少是“農村工業”“化”，而不是“農村”“工業化”，即“農村”概念與以往“工業化”概念的簡單相加。
這正如陳錫文先生的觀點：“中國的鄉鎮企業確實是或主要是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他們之間那種千絲萬縷的聯系還非常緊密。”“如果要把鄉鎮企業和它所處的特殊環境、特殊行業，以及生活在其中所有的人的關系分開，就可能會給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一些困難。因為鄉鎮企業和當地產業的發展，和當地居民的收入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舉例說，辦在城市街道的企業和辦在村里的企業與當地居民的關系大不一樣(陳錫文，《面對復雜的鄉鎮企業》，《經濟學消息報》1998年4月4日)。只要城鄉二元體制不打破，“農村工業”的特殊性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同理，農村城市化也只是一句空話。
原來所謂的工業化，多數情況下指的是城市工業化，這已約定俗成。至于這兩年又出現的“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那已經是后來的現實發展之后才提出來的事。實踐正在表明，在中國，只有農村工業化才預示著真正的國家工業化。這個路子是農民自己走出來的。80年代中期以前，誰也不會想到鄉鎮企業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然而，鄉鎮企業的崛起絕不僅僅是一個工業經濟問題。
關于鄉鎮企業和農村工業的特殊性，我想隨便地在這里舉出幾個我們曾調研過的江蘇永鋼集團的例子。
第一件事。1999年6月份某日，廠里發了一個文件，公布了三條決定。1，所有股東領取上半年股息分配4%；2，各集資款戶于5日內結清集資款；3，全廠裁員350名，同時招收新工人。僅這三條決定背后就埋藏著很多需要解釋的東西。股息不同于紅利，按理說是不允許的。但實際情況是，前一年股東們的入股金大多借高利貸(1.8厘，1.9厘)而來，改制企業又剛剛開始運行，此時急需穩定人心，解除股東壓力，這種做法亦未嘗不可；永鋼的集資款僅限于職工家屬或業務未來單位，但1998—1999年中央銀行連續降息，貨幣價格下降，集資款使財務成本相對增大，及時結清集資款是明智之舉；當時羅紋鋼價格下降，整個市場不景氣，處在失業高峰，勞動力價格低，而這正是優化職工隊伍的好時機。同樣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要作出如此迅速、靈活的決策和反應恐怕不太容易。
第二件事。從永鋼的人事檔案文件上我發現，一次發文的干部調整有可能涉及四、五十人；再如，各部門基本不設副手。如果是人才就干脆讓他另起一攤子。而同在蘇南的另一家大國營鋼廠卻恰恰相反，各管理職能部門最能干的人都處在副手位置，怕太能干了，上面不好管，安排一個平庸點的一把手壓一壓。這就是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細微而又根本的差別。
第三件事。永鋼舊賓館的拆除工作，為搶進度，請了無錫一家定向爆破公司炸毀。炸毀留下的斷墻、樓板、瓦礫，堆成了一座小山。奇怪的是，剩下的事就有人找上門來搶著干。問在工地上搬運混凝土垃圾的民工，原來他們就是為了砸開混凝土，取出里面的鋼筋。他們是有組織的專門施工隊，有專門的方法，專門的工具，也有專門的廢舊物資的回收渠道。永鋼省下了搬運舊建筑垃圾的錢，而且這些民工們將敲碎的混凝土垃圾傾倒在永鋼指定的地方，很快，這里新鋪成了一條永鋼大道至聯峰鹿場的水泥馬路。這件事，一石三鳥，各有所得，皆大歡喜。這種事，在城市，在國有企業是不多見的。永鋼這一出一進，省下了兩筆錢。在永鋼這類鄉村企業，類似的事還有很多。無形之中，減少了支出，增加了效益。在這種氛圍之下，也迫使企業精打細算，盡量使企業行為協作化、市場化。
因此，如果將我們的研究對象放在農民的出路和農村的未來這個理論背景之下來考察，我們會發現研究中還面臨一個更宏大的課題。或許這個課題是近現代中國和今后未來中國的一個基本問題。溫鐵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對于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問題研究，我能夠提出的基本假設，其實是一個簡單到盡人皆知的判斷：中國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無論什么外來思想、內生理論，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釋農村、農民和農業這‘三農問題’上受檢驗。”(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第12期)順著“三農”問題，我們會發現一條眾多知識精英們已經艱難探索過和正在探索的崎嶇之路。這里不僅有對農村經濟改良的嘗試，也有在農村進行政治、文化、教育、風俗建設的努力。
本世紀初，一批精英人物即投身于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孫莼齋都做出過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他的山東鄒平改良實驗至今還被人們所稱道。然而，農村的社區建設、農民的社會地位這一歷史性課題雖經江山易手但至今卻遲遲難以解決。在中國，農民不是FAMER，也不是LANDER。現今的農民也早已不是單純的種田人。但“農民”的稱謂卻始終標識著一種身份，處在社會的最底層。甚至從法律意義上講，市民、農民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公民。農民一直是我們改造的對象，農民曾被稱為“公社社員”。在一些人的日常用語中，“農民”還是一句非常刻薄的用來罵人的臟話。提起“農民企業家”這個名詞，象是在五味瓶里浸泡過一般。農民們辦的企業也被稱為鄉鎮企業而曾經打入另冊。可中國改革的大幕就是被農民們掀開；我們依靠城市工業實現工業化的時候，鄉鎮企業卻成為國民經濟的半璧江山。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近80年當中，通過三四十年代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和八十年代前后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兩次還田于民，爭取到了農民，然而，新中國一大二公的公社化運動雖然使政權建設得以在農村延伸，但在經濟上卻以失敗而告終。隨著農民經濟自主權的落實、鄉鎮企業發展之后農民經濟狀況的改善，農民的地位、出路及農村基層制度的建設又一次被提到了議事日程，農村與農民問題的研究成為建設現代化法制國家當中一個非常重要和現實的理論問題。
1990年代以來，在前人未竟的探索的基礎上，一批學術精英又在這一領域進行了視野上更為開放、方法上更為現代、規模也更為宏大的跋涉，而且，鄉鎮企業、農村工業化與“三農”問題的研究呈現出耦合趨勢。社會學界、經濟學界通手合作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村莊再造(基層民主)成為過去20年這一領域理論研究的三大重點課題，人民公社的解體、農村土地制度、農戶行為、農民價值觀、農村社區領袖、民間權威、村落文化、合作經濟、農業產業化、生態環境、反貧困問題等等一系列課題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國當代出版社出版了陳吉元主編的《全國百家鄉村百家企業》大型叢書，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陳吉元、何夢筆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大型叢書，三聯書店出版了陳志華等人的《鄉土中國》大型系列叢書。海外如黃宗智、杜贊奇、錢穎一、何夢筆等人更是將人們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廣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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