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批判

　　新 望

　　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注意經濟發(fā)展中的文化、制度因素，在當代，以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濫斛。發(fā)展經濟學家劉易斯也將文化因素予以高度重視：“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lián)1993年版第292頁)諾斯以經濟 學家的眼光審視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tài)的變遷，諾思說：“社會生物學家的一大貢獻就是把他們的觀點引入人類社會的生存特征中去，但他們肯定舍棄了至少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重要的并存在于相當長歷史時期的明顯的事實，即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多樣的、矛盾的和無效率的情形。”(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第7頁)諾思從另一個角度提示了經濟與文化、制度之間的聯(lián)系，強調“精神制約”、“制度安排”在經濟變遷中的重要性。他從交易成本的概念出發(fā)，提出了價值、文化觀念、意識形態(tài)等無形的規(guī)則也是經濟發(fā)展的內生變量。所以在諾思那里，經濟學、經濟史和意識形態(tài)是統(tǒng)一的。林毅夫甚至更為肯定的說價值、文化觀念、意識形態(tài)等作為人力資本要素的一部分而對經濟發(fā)展起作用。

　　80年代以來，東亞諸國經濟高速發(fā)展也引起了一些人對亞洲價值觀的關注，成為東亞模式的文化地底蘊。然而亞洲“東方集權”、“儒家文化”又被提出來作為攻擊的靶子。蘇南模式的發(fā)展和領先地位的喪失，也引了了人們對同一問題的全面的反思。曾經有人認為是吳文化中的某種因素促進了蘇南經濟的發(fā)展，并形成了蘇南模式。這一觀點和亞洲價值觀論者一樣遇到了同樣的難題。的確，研究小三角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及其農村工業(yè)化的問題，我們不可忽視這一地區(qū)的文化的獨特性。

　　與小三角的概念相對應的是吳文化，從地域上小三角與吳地恰好重疊，這也為小三角概念提供了又一佐證。小三角的地域文化就是吳文化，[1]這一地區(qū)屬太湖流域，所以也有人稱太湖文化或水文化。古希臘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泰利斯曾經說過：“水是萬物的本原。萬物皆從水中產生，最后又復歸于水。”小三角的歷史是一部水與人的歷史。

　　實際上，水文化的概念更準確地反映了小三角地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從這里特有的地名浦、浜、塘、圩等即可看出。如同大家都熟悉的區(qū)域文化概念一樣，最直觀的文化分類均以山水地域特征為標志，如雪域文化屬山文化，秦隴文化屬高原文化，蜀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屬平原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嶺南文化、八閩文化屬山水(湖、江、海)文化，而吳文化則市典型而純粹的水文化，但是一種內陸水文化，與包容量較大、開拓風險意識很強的海洋文化又有所不同。

　　上海的都市商業(yè)文化，也有人稱海派文化，是近代產生的邊緣雜交文化，是本土的江南文化與外來殖民文化的混合物，兼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本土是“體”，外來是“用”，已是與吳文化有顯著不同的開放型現代文化。吳文化是一種城鄉(xiāng)混合文化，土而俗，正通過工業(yè)化處于由傳統(tǒng)到現代的推移之中(研究這種變化是另外一個大的新課題“蘇南學”)，對我們的研究來說更具典型性價值。因此，我們在分析小三角地域文化的過程中對這一特殊的海派文化作以抽象。而況在上海作為對外通商口岸以前它原是淞江府或蘇州郡的一個小縣，在歷史上(近代以前)它仍然在吳文化的涵蓋之中。

　　一、勤勞。

　　小三角典型而傳統(tǒng)的農耕社會，造就了此地純粹的小農個體和小農家庭，這種農耕意識至今仍然深深地印映在人們的性格中。父耕、母織、子讀的家庭理想源遠流長。黃宗智等人甚至得出長江三角洲小農不是理性的經濟人的觀點。80年代這一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小城鎮(zhèn)星羅棋布，中心城市通過開發(fā)區(qū)建設也得到迅速拓展。但是，這些城鎮(zhèn)與通過發(fā)展現代大工業(yè)而形成的城市有著本質的區(qū)別，這一方面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與城市大工業(yè)在經濟層次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市民的來源是祖祖輩輩從事農耕的本土農民，這些新興城鎮(zhèn)實際上仍然處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盡管有了較大規(guī)模的硬件建設，但是仍然不具備現代城市形態(tài)。這使我們辨識小三角城鄉(xiāng)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標志。

　　兩熟制或三熟制使小三角地區(qū)“農事緊張”，民眾“四體既勤”，勤勞使優(yōu)越的氣候和水田之利賦于此地民眾先天的美德。在一年一熟制和農閑時間占近半年的情況下，農民生產生活的慢節(jié)奏可想而知。勤勞惜時是所有自耕農和佃農的基本秉性。勤勞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農業(yè)剩余的增多，正是這種明顯的多勞與多得的對應關系，民眾有了普遍強烈的追求剩余的沖動。在靠天吃飯或面對亞酷的自然環(huán)境之下，人們久而久之只能無所作為，望洋興嘆，隨遇而安，從而主動改造自然、追求剩余的沖動只會越來越弱。

　　勤勞吃苦是吳地民眾基本的價值觀。它主宰并衍生了吳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剛來張家港時的女房東，是一位從“土地工”退休下來的老太太，她的家由于城市的擴建現已位居城中，住著寬敞的二層樓房，但已天地可妒。退休后先是在自家門前賣冰棍、冷飲，后來整頓市容，冷飲被迫歇業(yè)，她又受雇于長途汽車站打掃衛(wèi)生。每天早晨五點上班，上午八點以前打掃衛(wèi)生完畢回家。在車站的垃圾中車站汽維工丟棄的廢舊零件等金屬物，女房東收之與其它垃圾分離，撿回家。最初車站讓她無償拿回家去，后來可能是量大，也可能是車站汽修人員認為這些破爛帶可賣給廢品收購站，遂提出每斤廢舊垃圾收0.4元，這個價比廢品收購站價格低0.05元，可女房東還是成交了。她回家對這些破爛進行再分離，用錘、鉗、鋸將其分開，憑肉眼找出鋅、鉛等，用一塊磁鐵將鐵屑與銅屑分開。這是一樁十分辛苦的事，夏日高溫從車站騎三輪車回家已是大汗淋漓，她頭頂一只草帽，上面再搭一塊浸了水的毛巾便接著干起了分離的工作，冬日戴一雙棉手套嚴寒無輟，照干不誤。這個錢掙得十分不易，但她從未想到過放棄。在她的努力和巧妙安排的一家人的日子津津有味，有條不紊，勤勞、聰明、守規(guī)矩是蘇南民眾普遍的特性，我的女房東忙碌著的、孜孜不倦追求著的身影其實是千千萬萬蘇南人的一個縮影。勤勞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著就是美好的，這在今天仍是多數民眾的生活信條。盡管這種追求和忙碌已在農耕之外了。

　　二、精巧

　　勤勞者必然節(jié)儉，而理智也就意味著節(jié)制。土地有限，人口稠密，生活艱辛，人人都是善于籌劃，巧于安排的好管家。紹興出師爺，蘇南一帶出管家，管理型的人才在這里比比皆是。在這里農村到外都能見到的二層樓或三層樓，實際上多數情況下都是農民用省吃儉用蓋起來的，他們并沒有人向想象那樣有較高的或額外的收入。如果走進家中先看看，他們中的大多過著十分節(jié)省甚至是清貧的生活。節(jié)省開支，節(jié)制享受，細水長流，吳文化中這種功利主義的道德正是早期民族資本家從小農身上繼承下來的優(yōu)秀品質。馬克思.韋伯曾對清教禁欲主義大加贊揚，認為是資本主義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而吳文化中的這一倫理傳統(tǒng)也是解釋這里小工廠、小企業(yè)遍地開花、生生不息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與節(jié)儉、節(jié)制相聯(lián)著的便是精打細算，精細作業(yè)。和他們勤勞的秉性一樣，這里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自然的可改造性強，人力容易在自然界留下痕跡，而山川溝壑的稀少也需要人為的點綴，尤其那些南遷的北方貴族為彌補平原和水鄉(xiāng)在景觀上的單一，視覺上的貧乏，便利用精巧的手藝來模擬人造景觀。在江南仕風熏染之下，民眾心智之精巧，性格之細膩便深深植入文化傳統(tǒng)之中。盆景、建筑、繪畫、刺繡乃至紡織名冠天下，甲于古今。同是一件東西，在這里可以制做得更細、更巧、更好，同是泥瓦匠、木匠、鐵匠，這里的匠人能做的活計，其它地方就不一定能做得來。當然，我們對這一現象的理解不能過分局限于地貌山川的自然條件上，這樣就容易流于機械和膚淺。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等人文環(huán)境等一旦形成之下，便會陳陳相因，產生慣性和強化作用。

　　吳地民眾有注重世俗事務，務實和理智的普遍傾向。在情和理的選擇中，他們重理，在義和利的選擇中，他們重利，重理重利成為吳文化的又一特征。他們擅長經濟事務，但人情觀念淡薄，親兄弟，明算帳，事實上，義氣用事在存在巨大風險的激烈市場競爭中也靠不住，吃虧上當，紛爭驟起。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小三角地區(qū)的制造業(yè)正是從這種文化傳統(tǒng)中汲取了很高的營養(yǎng)，這里始終有一批適合精細作業(yè)的能工巧匠和產業(yè)工人。“蘇州貨”、“上海造”在舊中國時代和改革開放以前始終深受人們的青睞，原因大抵如此。尤其在創(chuàng)辦企業(yè)和管理企業(yè)的過程中精打細算，斤斤計較，使這里的企業(yè)在成本財務的管理上基本都能過關，粗放式的內部管理很少見到。黃仁宇先生曾經把“數目字管理”視為資本主義產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和特征，可見，這種精細傳統(tǒng)對小三角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是多么重要。盡管有時讓人感到煩瑣難耐，但算帳、較真卻是管理企業(yè)所必需的。據說新加坡工業(yè)園區(qū)之所以放在蘇州就是因為新方看中了蘇州人精明、務實、善于算帳的特點，比之其它地方不著邊際亂許諾，心中無數，蘇州人的做法更讓人放心，更合乎游戲規(guī)則。

　　這種勤勞和精巧是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所最最缺乏的。在西部農村至今還有人生存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中：他們老實得直讓人淌眼淚，他們終身沒有走出過深山大溝，在一種似乎無法抗拒、無法改變的嚴酷環(huán)境中生存著；他們一生都被一種病魔纏繞著，而醫(yī)治這些病痛可能只需幾百塊錢；貧困、愚昧、懶惰、邋遢、好生，惡性循環(huán)，萬劫不復，日復一日，代復一代；他們疏于計劃，不會算帳，不懂節(jié)儉與積累，固執(zhí)而缺乏理性，拒絕新事物；他們因為遠離市場，遠離工業(yè)，生活節(jié)奏奇慢；他們崇尚和幻想用一種奇門遁甲般的功夫一夜之間過上輕松、富裕、悠閑的日子，以此想象來麻醉自己；他們夏天也披著衣服，冬天也躋著鞋子，他們步態(tài)從容，語言滯納，反應遲鈍，沒有眼色；他們過著正直、善良但可憐的生活，流淚，下跪、悲哀而無望，只盼望著別人的同情，他們缺少的就是精巧之上的勤勞。中華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體，善于相互學習，美人之美，將大有作為。自古至今，包容、開放、互補、雜交是不容逆轉的大趨勢。

　　三、陰柔

　　在小三角地區(qū)有幾個詞的使用頻率很高，如素質、文明、檔次等，而衡量一個人的素質、文明、檔次的高低，實則是一種“水性”標準，這下如同“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素質”和“文明”的標準上見仁見智，各取所好，層次不一。水一樣的性格是好性格，也是一種陰柔的性格。由精巧而工于心計，由工于心計而雞腸小肚，吳文化陰柔的一面使這一地區(qū)透露出一種濃厚的胭脂氣。

　　當然多數情況下，如同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那樣，文化無高下，價值觀念應該多元，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國版圖之大，使任何一個身處異鄉(xiāng)的人都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長期的不適應感。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原、內陸地區(qū)以大為美，而在小三角卻崇尚“小”“巧”。小國寡民，小橋流水，小巧玲瓏，小家碧玉，江南小調，小家子氣，有時還有一些小動作。1997年以前，海內外華人收看率極高的春節(jié)文藝晚會，幾乎每年卻有一個挖苦“江南小男人”的小品節(jié)目，也許這種挖苦倒不是有意的，因為思維習慣上的巨大差異的確能使人笑出聲來。小三角人心智奇巧，他們往往善于左右奉迎，上下討好，攻心奪志，以柔克剛，他們心高氣傲，爭強好勝，卻又間或心胸狹窄，過分工于心計，太好面子，容易走向形式主義的極端。太過于計較一時之長短，有時還會一葉障目，只盯著芝麻而忘了西瓜。聰明成了一種負擔和累贅。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事情隨處發(fā)生。他們敏感，聰慧，卻又有點神經質，說悄悄話，嘀嘀咕咕，喋喋不休，尋尋覓覓，悲悲戚戚，究其原因都只因一點小小的說不出口的心思，“沒有大事兒，沒有小事作，鬧了半天盡是些屁事兒”，小聰明有余，大智慧不足。“面子工程”，“盆景工程”泛濫，形式代替了內容，以犧牲精神的代價搞“精神文明”，一些鄉(xiāng)鎮(zhèn)干部按自己最直觀和外在的理解搞社會主義，搞現代化，在“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的壓力下，則有可能丟掉一些最根本、最美好的東西，民主、自由、公正、幸福、人權永遠排除在“形式”和“面子”之外。在走馬觀花的記者們口號式的宣傳輿論鼓動中，“社會主義”“現代化”變成了“好看而不可愛”的塑料和涂料造就的盆景、樣板，這些盆景、樣板只是做給上級和別人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紙糊燈籠，一捅就破，至于身居其中的人是否感到滿意、自在則根本不在考慮之中，成了另外一回事。先欺人，后自欺，自己把自己搞得很難受。

　　在這一地區(qū)流行著一種“抬著混”的處世哲學。你先抬我，我緊接著抬你作弊為回報，不然則被視為犯規(guī)，不懂游戲規(guī)則。如果你認為對方是在真心贊揚你，而你真心表示感謝時，那已經大錯特錯了。你首先應該想到等量的回報。謙虛變成了嬌情、賣乖。某人說你詩寫得好，你應立即想到他的書法是多么高超，某人的兒子出了國，他見到你的第一句話可能是稱贊你的女兒是多么聰明，其實這是個引子，作為回報，他(她)正等著你贊揚他(她)的兒子，而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他(她)稱贊你女兒時的表情竟是那么真誠。你好，我好，大家好。似乎人情關系主宰一切。而在這溫情脈脈的背后則有可能隱藏著嫉妒、告密、打小報、“等著瞧”、過河拆橋和落井下石。處在這種氛圍中，人一旦稍有過人之處就喋喋不休，沾沾自喜，被虛榮心、成就感籠罩得動彈不得，開始固步自封，而另一些人則是盼著你家后院起火，斷子絕孫，于是人們脆弱的心靈從此不堪重負。這真是一個陰柔的陷阱。

　　水文化其陰柔的一面是恬靜、美觀、妙不可言，精靈婉約，惟妙惟肖，惟精惟美，擅長競智和技巧性強的工作，但缺少的是偉岸、大氣、崇高、正直和力度，缺乏心直口快，光明磊落，大義凜然，方方正正，坦坦蕩蕩、痛痛快快。過分的算計導致了規(guī)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普遍降低，價值觀從根本上退化，心靈封閉，精神世界漸之萎縮。

　　原來的荊蠻之地緣何成了陰柔之鄉(xiāng)？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三國之后，歷代統(tǒng)治者已認識到江南農業(yè)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天下大計，仰給東南”已是中唐之后歷代統(tǒng)治者治國寶訓。對這一地區(qū)的開發(fā)和統(tǒng)治遂越來越得到加強，國家機器健全，政權機構發(fā)達，從而保證皇家糧倉和國家糧庫的地位。因之這一地區(qū)統(tǒng)治嚴、壓迫深，賦稅歷來十分苛重。《明會曲》載，僅蘇州府一地占全國實征稅糧近1/10，比一般田賦高8倍。地租亦奇高，一般超過出產之半(《蘇州市志》P5)。太湖流域土地肥沃，但土地集中現象非常明顯。據清代昆山人顧炎武調查：“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租重者至一石三斗，少有八、九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日知錄》卷十)。民眾隱忍、柔韌、陰柔的性格便在高壓而又富庶的天堂里逐步養(yǎng)成；其二一個原因是文化傳統(tǒng)的浸染。唐宋以來，江南經濟日益發(fā)達，官紳倡導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吳人好劍尚武之俗。戰(zhàn)國時吳起著《吳子》48篇，孫武著《孫子》13篇，為古代著名軍事著作，至今傳誦不衰，合稱孫吳。吳鉤、吳干、吳戈皆是吳地出產的有名兵器，干將、莫邪是名噪古今的鑄劍大師。漢代王志在《治銜》中亦有“吳越之俗，斷發(fā)文身”的記載。“吳子”曾是一個輕蔑的稱呼，被視為化外之民。六朝之后，北方少數民族一度入主中原，而中原仕族的大舉南遷，大批文化典籍隨之轉移至此，才子佳人，鼎盛一時，琴棋書畫，人文薈萃。光陰流轉，仕風薰染，人民文而化之，文化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江南仕林，人才輩出，文人墨客，名重朝野，舞文弄墨者，代不乏人。然而仕林文化與科舉制度結合在一起，從來未有自己的獨立地位，既想攀附于廟堂，居于正宗，但又受到北方政權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強烈排斥，甚至遭到殘酷鎮(zhèn)壓(東林黨人)，因之仕林始終帶著濃重的憂傷、無奈、敗落、輕薄的陳梁遺風。顯得柔弱無骨，講形式，唯美唯麗，虛文好功的形式主義，文山會海的文牘主義歷代盛行不衰。而普通民眾中荊蠻遺風也未能全部文而化之，遺留下來的一種陰鷙之氣，善于交易和算計，真誠的合作則相對困難。曾經主持了三年蘇南行政區(qū)工作的陳丕顯感嘆；“蘇南社會風氣很不純樸，地痞流氓為數不少，加之舊社會的勢利、虛榮、美女、金錢多方面誘惑，就使得某些干部容易腐化墮落”。(見1959年5月28日陳丕顯寫給毛澤東主席《關于蘇南農村生產、救災、征糧等工作情況的報告》，載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南行政區(qū)》，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四、秩序

　　在中國的地域文化中沒有哪一種文化比吳文化更講秩序了，即使衙門林立的京兆文化也是望塵莫及的。

　　民眾日常生活的秩序感來源于其組織程度，如前所述，這種組織化程度來源于水利之需。有學者指示，政權的合法性及政府的威信，領袖的威信均與水有關，治水(包括疏導和堵)、用水、爭水產生最強烈的制度需求。黨國印則更進一步指出，平原水鄉(xiāng)等自然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qū)比險峻偏僻的山區(qū)更易產生合作性組織，而后者容易產生沖突性組織。毛澤東的根據地理論、游擊戰(zhàn)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就是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無疑合作性組織的產生有利于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參見《社會學研究》，1998.4 黨國印，《發(fā)展與沖突：一個理論假說與經驗實證分析》)。歷史上小三角地區(qū)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農民起義。借助于頻繁浩大的水利工程而產生的基層社會組織網絡未曾遭到顛覆和破壞，相反，歷代統(tǒng)治者十分倚重于這一基層組織網。人口之密，賦稅之重使其統(tǒng)治功能更加強化。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開始在基層建立，基層組織的政權色彩凸現了出來。人民公社的建立，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最終得以確定下來。從組織聯(lián)系上來看原來從中央到州縣一級的組織斷層得以延續(xù)下伸，鄉(xiāng)紳自治特點的基層組織“網”變成金字塔式的組織“層”，這個層可從最基層的生產隊一級一級一直上達中央政權，塔頂的權力高度集中，每一個人都無一例外的生活在某一層上。50年代人民公社的解體，90年代村民自治的實行實際上均未能動搖這一基層組織體系，這一組織體系被一些人不適當地理解為“政權根基”。

　　在蘇南，計劃經濟和公社體制的根基的確十分深厚，過早產生的制度需求和制度發(fā)育并未自然過渡到現代民主組織。近代中國曾有高度的商業(yè)文明，但卻未能過渡到資本主義，這是黃宗智提出的一個難題，傳統(tǒng)的說法是外強侵入，然而，制度性的缺陷也不能忽視。較強的組織性也正是小三角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特點，并一度成為優(yōu)勢。

　　其一，基層政府便于集中、統(tǒng)一地動員本地集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種動員、號召、規(guī)劃、領導的力量十分管用，有利于有組織地開展運動或發(fā)展經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最初產生和“創(chuàng)建”的開展即得益于此。蘇南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地“干部經濟”、“政績經濟”模式，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特點和歷史事實。萬解秋將蘇南模式精練地概括為“政府推動”四個字，可謂一針見血。然而，黨政力量的過分強大及其職能溢出，則抑制了市場作用和民間力量，領導成了代替和強制，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往往被置之腦后。

　　其二，民眾的秩序感和陰柔性格，有利于這一地區(qū)的治安及社會穩(wěn)定。尤其對企業(yè)和企業(yè)家的成長而言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社會條件。在東北、西北、華南、華中地區(qū)，敲詐劫掠企業(yè)及企業(yè)家個人財產的事時有所聞，給投資環(huán)境帶來災害性影響，而在財富、人口均相對集中的小三角則比較少見，黑社會等非法組織很難露頭，更難成氣候。我住在張家港市區(qū)兩年多，住在永鋼集團近一年，對此有親身感受。在北方的大鋼廠、油田經常有成群結伙的盜竊活動，反盜竊成為一個大問題，收購贓物的原油收購站、廢鋼回收站生意興隆，有些油田、鋼廠甚至要養(yǎng)一個公安分局或派出所，但我在永鋼的一年時間從未聽說過鋼材被盜的事情，甚至在方圓幾里地之內除與永鋼聯(lián)營的永南金屬回收公司之外，居然沒有一家零星收購廢舊金屬的公司。在永鋼時我曾聽到江蘇省供電局一施工隊負責人對此地治安環(huán)境和效果的贊嘆，他說在省內其它地方施工時用來架高層高壓線用的竹竿腳手架，在施工結束后一般都要“丟失”1/3或2/3，但為永鋼架了七、八公里的高壓線，竹竿未丟一根。我對張家港的精神文明創(chuàng)建也曾做過一番考察研究，其它過份拔高的一些傳言姑且存而不論，然而這里的治安與衛(wèi)生狀態(tài)之良好確是實實在在和最基本的。嚴密組織下的“創(chuàng)建”活動使社會的秩序感更進一步加強。

　　唯精巧而靈活，講秩序則僵硬，這對同一個主體來說似乎是一個悖論，答案是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大與小、上與下、死與活處在一個矛盾運動之中。過于強大的組織性和秩序感畢竟帶有封建時代遺留下的痕跡，滲透著禮制色彩。官本位、等級制頑固而又嚴重的存在在這一地區(qū)表現得極為明顯。人身依附、“一言堂”、“家長制”這些不健康的東西也因此大行其道，過分的秩序感也壓抑著人的創(chuàng)造性，由集權到分權的改革也就進展緩慢，市場力量民間力量過分受制于黨政力量，產業(yè)革命，技術創(chuàng)新也受到一定影響。在秩序本位下，能力讓位與資歷、級別，一些人“指揮一切”，另一些人“服從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單純的上下級關系、干群關系，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個性受到壓抑，管理者將“保一方平安”和維持這種秩序的穩(wěn)定本身視為主要任務，工作單位變成了治安單位，也變成了一潭死水。一些人“加強領導”、“保持穩(wěn)定”的出發(fā)就是維護這種等級制之下的秩序感。而且官本位(權力的無限延伸和唯官價值觀)一但與吳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結合在一起，“當官意味著發(fā)財”也就容易被民眾普遍地接受，腐敗制度化，世俗化了。

　　在蘇南，由于嚴密的等級秩序觀念和舊的僵化體制之殘留，大家普遍認為，每干成一件事都要靠“政府推動”，產業(yè)結構調整如此，所有制結構調整亦如此。政府忙得首尾不顧，市場力量始終缺席。這種“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的壓力型基層行政體制(榮敬本，1998)，將不同崗位基層干部(如分管農業(yè))的日常工作細化為若干分數(如100分)授以獎杯(如“豐收杯”金杯)。分數決定獎杯，獎杯表示政績，政績決定升遷。這一制度安排激勵出了兩個結果，要么社區(qū)干部設法控制更多資源(通常以集體公有制的名義)，辦成更多“實事”，撒胡椒面一般換取分數和“杯子”；要么弄虛作假，糊弄上面。的確，計劃體制下，這種制度安排不失其靈敏性，但在市場條件下這卻是一種極為僵硬的運作機制。且不說宏觀環(huán)境和市場變化，另外如私營經濟的發(fā)展、農業(yè)結構的調整、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改革等壓根就在“杯子”以外。據我的觀察，農村基層社區(qū)干部大多是世俗精英，他們最具趨利避害的“經濟人”理性。他憑什么要去考慮“杯子”以外的事？他憑什么要去鼓勵私營經濟？私營經濟干卿何事？除非創(chuàng)新和例外來自上面(只能來自上面)。這時最常用的手法是，領導發(fā)一個“號召”，群眾搞一場“運動”，干部樹幾個“典型”。如今，這一套制度已發(fā)展成為吳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

　　五、士風

　　從根子上講，吳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支。泰伯帶來了周禮，孔子的唯一一個江南弟子子游擅長文學，“得圣人之一體”成為東南學術之祖。“自泰伯以天下之上，而吳為禮義之邦；自言偃(子游)北學于圣人，而吳始有圣賢之教。”

　　西晉末年大批貴族和知識分子渡江南下，齊魯燕趙一些著名的官宦之家如王羲之家族、謝安家族等遷居江南，吳越文化與中原主流文化撞擊、揉和。隨著南方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fā)，南方文學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亦取得了絕對的領導地位。史學界有人(如陳寅恪)將此稱為“南朝化”。

　　自晉末至隋統(tǒng)一的四百余年間，北方戰(zhàn)亂，江南則相對穩(wěn)定。唐末、宋末又有大批文人南下，元、清少數民族政權時期，儒家文化再次南移。由此，江南小三角地區(qū)深得傳統(tǒng)文化熏陶，人文鼎盛，人才輩出，持續(xù)時間長，涉及領域廣，人才數量多，從名相重臣到文壇泰斗，從名僧道士到能工巧匠，小三角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一頁。活躍在統(tǒng)治舞臺上的如伍子胥、孫武、陸游、范仲淹、范成大、顧憲成、翁同龢、解福成、盛宣懷、章太炎等；工程技術方面如鑄劍名匠、冶金家干將、莫邪，“織娘”黃道婆，宋代建筑大師詹成，元代著名的銀器鑄造家、冶金家朱碧山，明代建筑大師故宮的設計者蒯祥，園林建筑家計成，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機械制造專家薄玉，“杰出的近代科學的先驅者”徐光啟，光學儀器專家孫云球，鐵模鑄炮的發(fā)明人龔振麟等；文學藝術上，春秋時的季札、言偃，晉代陸機、陸云，顧愷之，陸探微、南朝文藝評論家劉勰，唐宋至明清中古時代以后的文史大家白居易、皮日休、張籍、蘇軾、秦觀、范成大、夏完淳、錢謙益、王世貞、馮夢龍、金圣嘆，書家、畫家張旭、張僧繇、趙孟頫、倪瓚、黃公望、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寵、董其昌、王原祁等，近代以來的文化名人更是燦若星辰，柳亞子、徐悲鴻、張大千、葉圣陶、豐子愷、錢鐘書，華彥君、解善橋等等。

　　文風之盛使小三角地區(qū)呈現出獨特而明顯的區(qū)域文化特征：“江南仕風”。西晉末年《世說新語》實際上真實地描述了“過江諸人”的高雅的生活狀態(tài)及失落感和無奈。唐末、南宋時期又有大批文人如過江之魚，魚貫南下，文學藝術、佛教，道教一度十分繁榮。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清軍入關及近代義和團運動使小三角得邊緣、雜交、移民之優(yōu)勢，人才聚集，朝野倚重。南遷諸人中，除了躲避戰(zhàn)亂的貴族和知識分子之外，還有一部分官場失意者、出仕南方為官者、受雇圍墾者、屯兵打仗的士兵也留在這里。因為此緣故，江南仕風帶有濃厚的離人、亡國的感傷情緒，消極無奈，逃避現實，玩世不恭，流風所及，民眾中間也籠罩著一股柔弱之氣。“東林黨人”案之后，明清兩代統(tǒng)治者對知識分子的瘋狂追殺和迫害，使江南仕人們參與政治、躋身廟堂的希望徹底破滅，一些文人沉溺于南朝舊調、吳聲雜曲、琴棋書畫、香榭春院之中乃至修道成仙。水文化在深重的封建儒家文明的基礎上又沾染上了一種頹廢、腐敗之風。余秋雨將此地稱為“中國文化的后院”，大致不差。

　　除了歷史上南北文化交融之外，歷代統(tǒng)治者由于倚重于這一地區(qū)糧倉、錢莊的地位，因此特別注重以儒家意識形態(tài)將庶民文而化之，以禮治為內容的官學、私學歷代不衰。自唐至清近1300年間，蘇州共出文狀元45名，武狀元5名。尤其在清代，從順治三年(1646)開科取仕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科舉，260年間全國共出狀元114名，而蘇州一府即出26名，占全國總數的22.8%。清乾隆元年(1736)，詔舉博學鴻儒，先后選舉267人，其中江蘇78人，浙江68人，而小三角地區(qū)又占了一大半。清代蘇州文人汪琬稱狀元是蘇州的特產。有人統(tǒng)計過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出自小三角地區(qū)者占有突出的比重，僅蘇州一地就達80余人。因此，也有人稱這一地區(qū)為“狀元之鄉(xiāng)”、“院士之鄉(xiāng)”，甚至有“吳才大賢，盡出江南”之說。無疑這些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歷史上的南北雜交，也得益于此地文化教育之興盛，而文教興盛的原因則是人口稠密帶來的教育規(guī)模效應和經驗積累。

　　由士風而延續(xù)下來的民間崇文重教傳統(tǒng)這些年來正在受到挑戰(zhàn)。一方面是僵硬的秩序感抑制著知識創(chuàng)新和文教改革，硬件齊備，但沒有內容，甚至企圖以意識形態(tài)代替文明和文化建設；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設上分散化，文教發(fā)展難成規(guī)模，難上層次，分散的小城市及其體制留不住人才，培養(yǎng)和引進的人才尤其高級人才的回流率低，因此高等級產業(yè)和知識經濟便無從談起；還有，“發(fā)展”概念被一些地方領導人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增長”，知識和知識分子價值相對貶值。可以說，科教興市除了“高考升學率”和“干部拿文憑”之外，在縣一級的體制中實則是一句空話。在強大的權力系統(tǒng)和衰敗的江南士風影響之下，知識分子的處境極為尷尬，獨立的精神家園和獨立人格漸之不保，人格委瑣。東林黨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清流遺風早已蕩然無存。碩果僅存的是社會上還存在一個耍“筆桿子”和“嘴皮子”的小文人階層，或者寄養(yǎng)在權力之下，或者經營一個小地方、小單位的意識形態(tài)，大力宣傳，從而進一步地謀求更佳的地位和利益。吃文化飯是不得已而為之。

　　六、結語

　　人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綜合，小三角人是上述五個方面特征的綜合。這些特征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經濟、地理基礎，無可選擇。

　　可以預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及地方分權趨勢的加深，中國國內經濟的發(fā)展將呈現出一體多元的趨勢。區(qū)域經濟不僅深深打上區(qū)域文化的烙印，而且區(qū)域文化成為支撐區(qū)域經濟發(fā)展速度和取向的越來越重要的因素。華東地區(qū)這些年來形成了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也與文化有關。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永嘉文化開拓解放，豪邁大氣，狂飆突進，而吳文化則傳統(tǒng)深厚，精巧纖細，溫柔敦厚；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吳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吳文化則強調均衡、集體、等級。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始終能領先一步，也與其特有的嶺南文化大有關系。嶺南文化以近海開放、邊緣雜交、內引外接為顯著特點，尤其自洪、康、梁、孫以來深受歐風美雨之熏染，成為國內近代民主科學思想和經濟自由競爭的肇源地之一。這是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都不應忽視的問題。當然，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也不存在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這種三言兩語的比較和概括也不一定準確，但文化比較的眼光卻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甚至為研究區(qū)域經濟現象所必備的方法。

　　韋伯(1864—1920)可以說是一個“文化論者”。他撰寫的《儒教與道教》(1915年)，對中國為何不能自發(fā)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探索。該書論證中國未能成功地發(fā)展出像西方那樣的理性的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種特殊宗教倫理作為鼓舞力量。

　　韋伯為我們理解社會經濟現象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范式。韋伯關于“精神可以變物質”的思想起碼是深刻的一偏之見，極具啟發(fā)意義。因為對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而言，文化的存在是一個前提，幾乎不存在可變性和可建設性。研究中國的農村工業(yè)，研究中國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必須了解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否則，再好的發(fā)展經濟學、再精當的廠商理論也顯得蒼白無力。雖然說不能從觀念來推導出現實，但可以從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tǒng)來解釋現實，通過這種解釋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現實的既定性，變革的困難性，發(fā)展的特殊性。

　　在國內，區(qū)域文化的研究這些年已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有一批成果出現，尤其80年代末以來，“文化熱尋根”中一批史學家對現代化進程中“大傳統(tǒng)”“小傳統(tǒng)”以及著眼于心理-知識-觀念結構特征的“國民性”研究給人以諸多啟示，朱英《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等著作從區(qū)域經濟歷史來栓釋文化，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學術文章及其它形式的成果問世，最直接的實際影響是一些地方“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成了經濟的一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區(qū)域文化叢書《巴蜀文化》、《秦隴文化》、《八閩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8本書對區(qū)域文化特征給予特別的關注和闡述。但從區(qū)域文化來分析區(qū)域經濟及發(fā)展模式卻還沒有發(fā)現有份量的著作。1996年山西經濟出版社陳吉元、胡必亮《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何夢筆《網絡、文化與社會經濟行為方式》等著作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書中對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作為非正式規(guī)則放在了實證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文化溝通著歷史與未來。任何社會現象都是出現在某個時空點上，現象本身定在那一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要探究和展現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后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對任何東西，現象，人，事件，問題，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就不可能理解它現在到底代表什么意義，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也就無法知道變革和改善的可能性，也就無法對未來作出判斷。蘇南模式風風雨雨，有輝煌，有失落，但隱藏在蘇南模式背后并起著主宰作用的這些價值觀卻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吳文化的經濟價值觀在蘇南市場化、城市化、民主化、現代化進程當中的作用，需要我們仔細考量。筆者認為，從總體上講，這份遺產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沉重的。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