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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作為率先推廣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省份，浙江的國營糧店已成為歷史。同時，種植業結構調整后，“定單農業”比重上升，土地產出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大大提高。自2000年以來農民人均收入連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
浙江省鄉鎮企業加速向規范公司制轉變，連續兩年全省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營業收入、出口產品交貨值、利潤總額、實交稅金、工業總產值、銷售產值等七項經濟指標居全國第一；
結構調整中，浙江出現了“塊狀經濟”。通過企業組織結構、市場結構、生產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整合，一個鄉鎮或幾個鄉鎮生產具有競爭優勢的同一類產品。既有適應市場的靈活性，又有聚集效應，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 浙江抓住入世機遇，主動為民營企業放權，松綁，創造良好的外貿環境。2000年和2001年浙江的外貿出口增長幅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1年上半年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3個百分點，全國外貿贏余120億，其中浙江93億，占79%；
從不起眼的小商品到品牌擴張，浙江的工業結構和發展已有質的飛躍。涌現出一大批知名品牌、知名企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電視臺黃金時段都有浙江產品的廣告。雅戈爾、衫衫、羅門、法派、奧康、紅蜻蜓……，浙江貨已徹底擺脫80年代仿冒、低檔的形象； 在本地專業市場萎縮的同時，浙江人默默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營銷網，國內任何大中城市的黃金地段和大型商場幾乎都離不開溫臺人參與，溫臺大約有300萬人在海內外經商，每年帶回家的現金超過300億，而產值、銷售收入等指標并不算在浙江，但通過資本、企業家精神的輸出，對全國各地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
凡此種種，“浙江現象”，十分搶眼，已成為所有經濟觀察家們公認的過去一年里中國經濟的最亮點。
“浙江現象”耐人尋味。但有一個結論恐怕大家不會有什么異議：浙江迅速崛起，與非國有經濟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有的省已落后了，是非國有經濟的主動性方面發展不夠。今后，區域競爭現象還會加劇，但往后的區域競爭的實質將可能是制度競爭。 作為一個蘇南人，我總喜歡拿蘇南與溫臺做比較。蘇南的鄉鎮企業現在基本改過來了，這兩年，蘇南內資、外資的發展形勢都很好。以我所在的張家港市而言，2001年GDP達到308億，財政收入32億。但我還是覺得蘇南改革的步伐還不夠快，尤其行政體制改革比較滯后。政府官員的權力太大了，太集中了。強權政府沒有什么不對，但政府與企業爭奪資源，企業每做一件事都要付出尋租成本，也嚴重抑制了企業家隊伍的成長。我最近到張家港的一家年銷售收入11億的規模企業——中國高新張銅集團調研，老總郭照相告訴我“企業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政府”，聞聽此言，我初則愕然，繼則頷首。蘇南企業轉型的陣痛期還沒有完成，企業轉型遭遇到了政府轉型滯后的瓶頸。我曾經對浙江與江蘇企業家成長的微觀環境做過對比分析，其實，我還想寫一篇兩省基層黨政干部成長環境的對比分析。出于種種原因，我一直沒有下筆。我只舉一個浙江溫州的例子，其它我就不想多說了。我們去溫州參觀學習時，做報告的溫州市體改委主任馬津龍(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一位具有豐富經濟學前言知識的教授，做完報告一個人騎單車回家。在蘇南，官本位的封建思想已經把人毒化到了愚蠢和蒙昧的地步。蘇南如果不及時推進體制改革，我擔心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總有一天會爆出地區性腐敗的大案來。大家都知道，蘇南的快速發展，確實有賴于一支優秀的干部隊伍的支撐。作為個體的人，我也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干，不想看到他們出事，但我替他們所處的體制環境而擔心。當腐敗現象被一系列鮮紅外衣所遮蔽的時候，所有身處其中的人都會不自覺地以正當的名義和心安理得的態度進行適應性體制復制。轉制后的蘇南經濟，若沒有現代政治體制的支持，極有可能出現一種‘干部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我并不是說浙南好，而蘇南不好。同樣的問題在浙南也存在，甚至個別地方還出現基層行政組織的的黑社會化。但我看好浙江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的勢頭。民間經濟、民間力量壯大了，基層民主建設就有了好的基礎。浙江的基層政府和官員清楚，是民營經濟創造的稅收在養活他們，政企關系說到底就是“公仆”與“衣食父母”的關系。 仔細回顧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主要得益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尤其是得益于改革。為什么？因為開放說到底也是改革，對外開放要改革三外(外貿、外資、外經)工作的思路、機制、體制，要與WTO接軌。開放還有一層主要的意思是對內開放，就是放開搞活，讓政策寬松再寬松，放手發展民營經濟。許多地方重視對外開放而不重視對內開放，重視開放而不重視改革，重視發展而不重視改革。一些人講起發展豪情萬丈，頭頭是道，但一說起改革似乎都是上面的事。其實就是想把發展權看作是政府的特權，把資源牢牢抓在手里不放。問水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浙江活力從何而來？我們認為，活力來自于機制，而機制決定于體制。沒有好的機制和體制，還奢談什么活力，談什么發展。我們國家在歷史上是一個大一統的皇權制國家，歷來就有發達的社會控制系統，但始終沒有塑造起有效的動力系統和制衡系統。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人們，動力系統的塑造關鍵在于產權分立。世界文明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改革的實踐必將證明這一點。一個產權不清晰的經濟系統，很難有什么效率，很難從根本上獲得發展的動力。一些人認識到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大道理，但還沒有認識到改革也是硬道理、大道理。因為我們所說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我們所說的穩定也是可持續穩定，而不是一時的發展，一時的穩定。總不能天天喊著抓機遇，老是求助于外部條件，指望喜從天降。內因才是決定性因素，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要把發展權還給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是說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嗎？！把蘊藏在自己身邊民間的無盡活力釋放了、激發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請相信市場，請相信人民。
以前，我們有一個普遍的觀點：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基礎。其實，國家政權運行的經濟基礎是稅收和就業。在現代政黨政治中，政權變更取決于執政黨的建設，只要執政黨不搞腐敗，就不會丟掉“印把子”。我們還有一個習慣思維：凡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一定要國有國營。而在國家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的時候，關系國計民生行業的名單會越列越多，最后走進“一‘公’獨大”的效率困境。那么什么是國計民生？現在我們終于發現，國家安全與“經濟成分”沒有任何關系。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是最大的國計民生。
浙江的事實表明，民營企業是我國經濟增長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并注定會成為21世紀中國主流經濟。中國經濟未來的核心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民營經濟的競爭力，中國以怎樣的姿態參與經濟全球化，也取決于中國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一組數據卻顯示，1980年至2000年民間投資7萬億多元，占全社會投資的30%，相當于國有經濟投資的50%；在1999年的工業增加值中，民營經濟已占2／3；全國中小企業已經超過800萬家，其中民營經濟占85%的份額；在國有企業銷售額連續4年以每年10%-15%的速度下降時，民營經濟卻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私營、個體和股份制經濟已經成為全社會就業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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