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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美國《福布斯》雜志對中國大陸富翁的排名已經搞了三年了。在2000年的排名表中，50名富翁竟沒有一位是江蘇的；2001年的排名表中人選富翁的數量翻了一番，達100位，但江蘇藉的富翁只有5位，且排名位次靠后。這5位首富企業家是：宜興中國稀土控股公司董事長蔣泉龍，財富1.37億美元，排名第39；南京雨潤肉食品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祝義才，財富1
.06億美元，排名第53；江陰雙良集團繆雙大，財富9600萬美元，排名第64；南通江蘇綜藝集團昝圣達、昝圣明兄弟，財富8500萬美元，排名第75；昆山好孩子集團宋鄭還，財富6000萬美元，排名第100。顯然，根據這兩年的《福布斯》雜志中國大陸富翁的排名榜，江蘇特別是蘇南缺乏富翁是和蘇南經濟發達程度、和江蘇經濟在全國中的地位是及不相稱的，也同生活在蘇南的筆者體驗有很大的差距。筆者不妨揣測這一問題，同時可以從這張排名榜中窺觀江蘇經濟的一些特點。
長期以來，江蘇經濟引以自豪的是公有制集體經濟為主，追求平均主義的共同富裕。江蘇是鄉鎮企業的發祥地，在20多年的發展浪潮中，形成了鄉鎮集體經濟特有的模式，如區域政府所有、按勞分配、政府發動等等。在這模式的推動下江蘇經濟在快速的同時，政府動員了絕大多數的經濟發展資源，留給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資源很少，而且在企業成立的前置條件、融資環境、土地批租、稅收優惠等方面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是無法相比的。在1990年代中期鄉鎮集體經濟是“三份天下有其二”，還有一份是城市國有經濟。所以，在1998年之前江蘇經濟幾乎是公有制一統天下，個私經濟、民營經濟無足輕重。這樣在江蘇這塊經濟熱土上，老板小而少，富翁當然也沒有浙江等地那樣引人注目了。《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中，民營企業家、上市公司總裁占絕大部分，而這正是江蘇的弱項。
江蘇的民營企業真正發展是1998年以后的事情，是1998年鄉鎮企業大規模改制以后，由原來的鄉鎮集體經濟企業逐步轉化為民營企業，2000年的二次改制是試圖把股份合作制企業改為真正的公司制企業，國有股和集體股逐步從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中退出。但是直到今天改制并不徹底，改制的不徹底性是由于在龐大的集體資產面前，企業領導人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所以企業轉制轉不動。例如在蘇南，改制面已經達97%，但剩下的3%的企業都是規模大，資產雄厚，經營狀況良好的大型企業。眾所周知，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并不缺乏企業家資源，但在江蘇地區，企業家和所處的區域的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有時企業家本身是一個政府官員，絕大多數企業領導人是組織部門任命和管理的。對企業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行政級別，而非體現在市值方面；在分配方面，作為也官也商的企業家其報酬不超過普通職工平均工資的三倍，這是政府的規定，所以在這樣的體制下企業家盡管很富裕，但財富積聚能力不足，所以企業轉制時，企業家們捉襟見肘。這種被稱為“馮根生難題”并在理論界廣泛討論的企業改革難題在江蘇普遍存在著。實踐創造了一個“創業股”送給馮根生，為杭州青春寶集團轉制解了圍，但在江蘇沒有送“創業股”的做法，所以改制很不徹底，公有制的集體資產依然占大頭，企業領導人控制企業股份少，企業市值的升降與企業家財富的變化不大，相應地企業家的財富就毫不起眼了。但是，假與時日，當這些規模型企業完成改制，在原來書記是老子、兒子是總經理的原鄉鎮企業體制演變成老子當懂事長、兒子當總經理家族控制的股份制企業以后，蘇南的富翁必將得到跳躍式的增長。改制已經創造并必將繼續創造“改制新貴”式富翁，像現在擁有上百億資產的蘇州最大的工業企業江蘇沙鋼集團都必然會轉制，那么目前該企業的總裁沈文榮也會將進入福布斯富翁排行榜。蘇南一些地區這一兩年財政收入有突飛猛進的增長，原因就是前些年搶抓投入，攤子鋪的很大，但又碰上了上世紀末的改制，這一改，幾十億的拆借貸款以破產的名義被逃廢，保存下來的優良資產哪去了？所以，民營企業的快速啟動，財政收入的突然增長事出有因。相信若干年后蘇南的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合法化之后，一批富翁將會浮出水面。
2001年《福布斯》中國大陸富翁排名榜中把橫店集團老總徐文榮剔出似乎讓人感到意外，但對崇尚自由創業、個人聚集財富的《福布斯》而言毫不奇怪。橫店集團發展和徐文榮的奮斗緊緊的聯系在一起，徐文榮的財富也與橫店集團、橫店村交織在一起，但搞不清徐文榮到底有多少股份，于是徐文榮被從排名榜上拿了下來。橫店是巨型的“社區公司”，村企一體，徐文榮是企業老總、黨政領導人、村子的首長，這種集企業社會一體甚至是企業辦社會的現象在蘇南很常見，如在常熟的康博、夢蘭、隆力奇，張家港市的聯峰、長江等都是銷售額達幾十億村級企業集團。而這些企業從出資構成、成長過程、經營機制到改制方法等很難稱得上是傳統的集體企業，應該歸納到民營企業更恰當些，但領導這些企業的企業家們很難進入胡潤(《福布斯》中國大陸富翁排名榜的制作者)的法眼，大概不僅僅是企業性質在起作用，更主要的是胡潤對這些企業產生的復雜性認識不夠，即在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中國鄉村企業資產形成的復雜性認識不夠的。富翁的財富并不僅僅是每一時段上靜態反映出來，還應考慮企業家事實上控制的財富，即企業家對財富的支配使用處置等權力，以達到財富不斷增長的本質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文榮個人財富也許進不了福布斯富翁排行榜，但徐文榮作為企業家使企業得到迅速發展、財富與日俱增，應該擠身于富翁排行榜；另一方面，徐文榮作為黨政代理人和社會管理者造就一方繁榮富裕、共同發展，應該有其他的排行榜以顯示企業家的“溢價”。當然組織任命的富翁是靠不住的，創業型企業家和富翁的產生有一個自身的規律和標準。這就是市場經濟規律和標準，這正是《富布斯雜志》所倡導的精神。
2001年《福布斯》中國大陸富翁排名榜與2000年相比，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家價值得到市場的重新肯定，這同股市行情漲跌密切相關。新經濟神話在股市上的破產使從事互聯網、生活醫藥、信息產業企業家財富迅速蒸發，而與宏觀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的傳統產業如房地產、金融服務得到迅猛發展，也使富翁排名榜的位置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北京是中國新經濟的策源地，深圳是中國新經濟加工業最發達的地方，北京、深圳的新經濟創新力量孕育無數個比爾.蓋茨式的富翁，這使2000年的富翁排名榜上北京和深圳富翁共執牛耳，但2001年新經濟風光不再，而傳統產業特別是加工業發展深厚的地方如上海浙江的企業家富翁重新奪回排行榜上的位置。江蘇的經濟是傳統產業的經濟，主要是紡織、機械、建材、化工、家電等產業，滬深兩市的江蘇板塊中也都是傳統產業的企業，但是，江蘇企業家在個人財富積聚能力方面遠遠落后于浙江廣東等地，究其原因，筆者仔細考量，除在企業制度方面落后以外，江蘇企業家的經營手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江蘇的自然條件在中國是十分優越的，魚米之鄉加上具有深厚人文背景傳統，江蘇(特別是蘇南)經濟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政府控制力量強大，江蘇的企業家沒有浙江企業家張揚，他們重加工生產、輕市場營銷；重物質創造、輕資本運行。對于江蘇企業家來說，兼并、擴張、上市、重組等企業資產變動遠遠沒有計劃、指揮、協調、考核等企業內部管理來得得心應手，所以蘇南的企業家管家型的多。現代市場經濟在發達的資訊產業的刺激下，企業籌資、融資、重組等資本運作變得十分便捷。擁有雄厚的實物生產能力的蘇南地區，應該有資本運作的良好基礎，但是保守的觀念、落后的做法使蘇南缺乏那種在資本市場上經過一系列運作后達到鳳凰再生那樣境界的企業，于是，企業家財富的增長也就沒有那樣引人注目了。民間殷實、安土重遷、戀鄉情結深深地影響著蘇南的企業家，江南好，江南多小鎮，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鄉鎮政府動員和企業家們參與建設下，蘇南的小城鎮又得到飛躍性的發展，他們舍不得離開自己創建的家園，企業擴張的半徑短。當浙江溫臺的企業家紛紛北上上海安營扎寨，在資本市場配置資源，在中國最大最發達的城市里一試身手的時候，蘇南的企業家在本鄉本土寄托著政府和百姓造福一方的期望，按部就班圈地發展。在江蘇尤其蘇南，企業家的一些職能一直由政府官員簪越，特別是在資本籌集、資金分配方面政府作用異常強大，與民爭利，形成財富隱形藏于官員，官富民窮。但是官員們不露富，不消費(因為有待遇)，創造的社會財富也就難以通過民間企業家的富翁排行榜體現出來。
《福布斯》的富翁排名體現了對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尊重，是市場經濟發達程度的標志，富豪的財富，正是市場中人也是我們對其資源配置能力的一種定價。毫無疑問企業家的誕生是市場造就的，企業家誕生的越多，說明市場經濟越發達。在江蘇，市場經濟發展的起步較早，是比較早地突破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在計劃體制突圍出來后沒有能力去完成市場經濟的建設任務。所以，計劃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并存二元格局深深地影響著江蘇經濟，商品市場競爭激烈和要素市場政府控制形成強烈的反差，于是企業家作為要素市場最重要的資源一直沒有得到市場的充分認可。企業家報酬的年薪制、期權激勵機制等改革新措在北京、廣東等地推行，但在江蘇反應遲鈍。毫無疑問，江蘇是我國經濟發達的省份，蘇南是我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無論是GDP還是財政收入，江蘇特別是蘇南的貢獻是相當大的，徜徉在蘇南大地，城市集鎮工廠星羅棋布，民居小樓、大路田野綠化規劃得井井有條，一派繁榮富足的景象。但是，江蘇企業家在《福布斯》富翁排名榜上表現平平，反映出江蘇在市場化程度、企業產權制度、經營理念甚至政府管理體制等方面都應該有必要改進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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