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家港經濟發展若干問題的思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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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8日 19:57 中評網 | ||||||||||||||||||||||||||||||||||||||||||||||||||||||||||||||||||||||||||||||||||||||||||||||||||||||||||||||||||||||||||||||||||||||||||||||||||||||||||||||||||||||||||||||||||||||||||||||||||||||||||||||||||||||||||||||||||||||||||||
新 望 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經濟高速發展,張家港在江蘇乃至在全國縣域經濟發展中奠定了一定地位。但是,到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張家港經濟盡管也在發展,可我們不能不應該引起重視的是張家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在這個階段,整個江蘇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臨近的浙江。據有關報道,2000年浙江鄉鎮企業各主要經濟
21世紀張家港經濟如何發展?固然,要解決與江蘇其他地方所面臨的相同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等,筆者已在其它文章中有較多論述),但還須解決張家港所存在的特殊問題。筆者認為,21世紀初張家港應該著力解決這三大特殊問題:一、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二、空間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三、政府職能轉變與增強區域競爭力問題。 一、WTO與產業結構調整問題 國家“十五”規劃的主線就是經濟結構調整,但是,對于張家港來講,產業結構調整還有其特殊意義。一是中國加入WTO,已不是夢想,在WTO框架下,張家港要保持和提高區域競爭力,產業結構調整是必然選擇;二是近年張家港經濟發展不快,農民收入增長不前,也需要張家港產業結構進行適當調整。 中國加入WTO后,對于張家港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張家港一些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傳統產品(如汽車、鋼材等)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可能趨于進一步惡化,一些以國際市場為主的傳統產品(如輕紡)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可能趨于進一步好轉;另一方面表現為,外商到中國直接投資的非經濟門檻進一步降低,可能導致又一次張家港外資引進高潮。 1.WTO與農業結構調整 中國加入WTO后,對于張家港產業的影響,具體表現為:第一,傳統農業將受到一定影響。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業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所作的研究報告,中國加入WTO后,小麥、植物油生產將受到一定沖擊,棉花、水稻總體情況是利大于弊。張家港傳統農作物為水稻、棉花、小麥、油菜等,又由于小麥、油菜作為商品銷售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從整體情況上看,中國加入WTO后,對農業的沖擊并不很大。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加入WTO后,農業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將迅速提高,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調整農業結構是必然選擇,更何況張家港農民收入水平或農業發展水平并不比周邊縣市高。從1999年情況看,張家港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在原蘇州地區八個縣級市中排名倒數第一,而且與相鄰的常熟、江陰、錫山差距最大。如何調整農業結構?從全國農業先進地區的經驗看,推進農業產業化、實行土地密集型農業向勞動密集型農業轉變、發展非農產業是可取的做法。 1999年蘇南主要縣級市農民人均純收入 單位:元
(資料來源:《江蘇統計年鑒2000》) 具體而言,一要樹立“大農業”觀念,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養殖業、特種種植業等。目前,張家港廣大農民對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普遍持觀望的態度。因為,讓農民改行,發展養殖業、特種種植業,農民最擔心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另外,養殖業、特種種植業相對傳統農業而言,也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大部分農民缺乏必要的資金。筆者曾經對永聯村進行調查,發現很多農民對新事物的接受,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離。即使象永聯村這個張家港最富裕的村,發展養殖業和特種種植業,農民所承擔的各種風險降到了最低,農民還是存在疑慮。為此,要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政府應該在銷售和技術方面積極扶持。在這方面,張家港要學習山東和廣東的經驗,建立農業技術推廣支持系統和農產品銷售系統;或象日本和歐盟那樣,成立各種專業農業協會,為農民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在資金方面,可以發揮農業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解決農民生產資金不足問題。 二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就是農工商一體化,主要類型有兩種:一是“農戶+公司”模式;二是“農戶+農產品專業批發市場”模式。由于過去我們的各級領導把農業僅僅看作解決農民“吃飯產業”或“任務農業”,因此,導致了對“農業”的認識偏差和投資不足,進而也就沒有把農業作為重要的發展產業,也就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提高。實際上,在WTO框架下發展傳統農業沒有發展前途,但發展現代農業則大有前途。20世紀90年代中期,廣東以發展“三高”農業為突破口,現農業已經成為了廣東重要的出口產業;山東壽光的蔬菜種植業,則已經成了其最重要的產業。目前,張家港推行農業產業化最大的問題,在于張家港一方面缺乏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龍頭”企業;另一方面缺乏農產品專業批發市場。如何彌補這方面不足?可以由政府出面,引進全國大中型農產品加工企業在張家港建立原料生產基地;組建專門農產品流通企業(包括對外出口);建立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 三要大力發展非農產業。提高農民收入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農民。目前,張家港農民收入水平相對低下,一方面,說明張家港農村的農業不發達;另一方面,也說明張家港農村的非農產業不發達。根據有關資料分析,我國目前一個城市人口的消費水平相當于三個農村人口的消費總和。這說明了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外,還說明農村以生活服務為主要內容的非農產業不發達,農民可能有消費欲望,但沒有這方面供給。張家港農民要發展非農產業,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進入“門檻”高。據筆者了解,張家港農民發展非農產業的成本要高于鄰近的常熟和江陰。因此要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就應該采取積極的富民、順民政策,取締各種不合理收費和管制,規范行政職能。 2.WTO與工業結構調整 張家港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三大支柱工業部門:輕紡、鋼鐵、汽車。中國加入WTO后,這三大支柱工業部門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也必將對影響張家港整體經濟發展。 (1)WTO與汽車工業發展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所作的研究報告,中國加入WTO后,汽車工業將是受到沖擊最大的部門。汽車工業,一方面是我國進入“小康”階段收入彈性系數較高的部門;另一方面又是屬于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部門。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汽車制造廠商,可以說都是名列全球前100強的大企業。中國加入WTO后,一方面,隨著非關稅壁壘的逐步取消和關稅的降低,大量進口汽車將進入我國市場;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將享受國民待遇,國外汽車制造廠商將加大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步伐。可以說,中國加入WTO后,張家港的汽車工業受到的沖擊將是巨大的,如果現在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盡早拿出對策,做好準備,全軍崩潰的可能不是沒有。一些人認為入世對中巴車沖擊不大的僥幸心理是十分要不得的。 早在1994年江蘇省政府研究室汽車工業發展專題組袁鋒《新形勢下江蘇汽車工業的發展構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報告第112號)就指出:“隨著‘復關’和全國汽車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經濟規模的效益將會顯現出來,中小型汽車制造廠必將遭殃。”張家港汽車工業存在的主要問題:第一,張家港目前所有汽車的年產量,都遠遠沒有達到汽車工業所要求的臨界規模。第二,張家港汽車廠商都屬于輕型客車改裝廠,沒有自己核心技術和穩定的零部件供應體系。據了解,江蘇省內沒有一個好的底盤廠與之配套,所需底盤、發動機絕大部分來自東北、華北地區,其配套半徑在1000公里以上,導致零、部件采購成本居高不下。而目前張家港牡丹等汽車制造廠與國內同類廠商金杯汽車集團相比,為何還有一定的價格優勢(目前牡丹集團與沈陽金杯集團競爭,靠的就是價格,一般相同類型的汽車,牡丹汽車比金杯汽車出廠價格低1-2萬元),很大部分因素則在于張家港汽車廠商采取了低工資政策。第三,最嚴重的挑戰在于體制、管理問題,這才是始終困擾了張家港汽車制造業長遠發展的大問題。1993年,我們為了把汽車產業這個“蛋糕”做大,依靠行政手段把樂余、南豐等地的5家鎮屬汽車改裝廠組建了新的牡丹汽車集團,派了當時一名中共張家港市委常委任董事長,成為張家港市政府當時重點抓的3家企業之一。客觀地講,出發點是好的,但這一做法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并沒有達到“1+1>2”的效果。實踐證明,用行政的手段任命企業經營者,是失敗的,企業不可能由此增強凝聚力;牡丹汽車廠有些項目起家比沈陽金杯集團早,但最后卻落伍于金杯集團,坐失大好時機,這與企業領導不懂經營有直接關系;到目前為止,牡丹集團總公司與分公司的關系并沒有真正處理好,內部管理成本并沒有真正降下來,相反,管理層次增加,導致決策和監督效率低下。 中國遲遲沒有加入WTO,這為張家港汽車工業生存和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會。但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中國不可能永遠游離于WTO這個大家庭,WTO也需要中國加入進來。由于張家港汽車制造業沒有技術優勢和穩定的零部件供應體系,未來的發展將可能主要依靠體制和管理創新增強其競爭優勢。據報道,2000年5月17日浙江民營企業吉利集團成功地建成了三班年產15萬輛汽車的工廠,批量生產出了“吉利”牌小汽車(《21世紀經濟報道》17版,2001年4月16日),這說明發展汽車產業也并不是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專利,關鍵在于有沒有找到在市場上生存的立足點,有沒有比較優勢。目前,中國汽車工業的整體格局與美國20世紀20、30年代相仿,處于“群雄割據”狀態,中國加入WTO的過程也是中國汽車工業“洗牌”的過程,誰擁有“撒手锏”,誰就能夠居于不敗地位。張家港的汽車工業就整體而言,還處于劣勢地位,要想變為主動,出路之一就是不要有“肥水外流”的思想,尋求與中外大型汽車工業集團合作,加入到大型汽車工業集團的緊密層;出路之二就是實行徹底的企業改組,通過公開市場途徑,轉讓公有股份,既可以讓本地的公民購買,也可以讓外地的公民購買,走民有民營道路,只有有良好的經營機制,企業會從市場的夾縫中發現生存空間。中國加入WTO,會對汽車工業有沖擊,但吉利集團瞄準了歐美幾乎沒有市場的經濟型轎車,以價格優勢抵御外來沖擊,這不失為一條好的出路。浙江的經驗對張家港汽車工業的發展應該有所啟示。 (2)WTO與鋼鐵工業發展 張家港既不出產鐵礦,又不出煤炭,在這樣的基礎上,經過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象沙鋼集團、永鋼集團這樣年軋鋼能力超過100萬噸的鋼鐵企業,實屬不容易,這在全國也是罕見的。根據有關研究報告,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的特殊鋼生產受沖擊較大,普通鋼材所受沖擊較小。但是,這幾年普通鋼鐵市場的價格頻繁波動,說明對普通鋼鐵生產最大的影響因素還是在國內。由于鋼鐵市場需求與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緊密相聯,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是影響鋼鐵生產的最大因素。從鋼鐵行業本身情況看,我國噸鋼能耗指標較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鐵鋼比、連鑄比等結構性指標落后,今后我國鋼鐵企業內部結構調整的重點也在于提高鐵鋼比、連鑄比,這對于缺乏上游產業支撐的張家港鋼鐵企業來講,將帶來嚴重影響。在鋼材市場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張家港鋼鐵企業原料“吃緊”,就是明證。 回顧張家港鋼鐵工業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張家港鋼鐵企業能在逆境中生存和發展,靠的是比國有企業更為靈活的機制和更為嚴格的管理。未來原料更加“吃緊”、市場競爭更趨激烈,張家港鋼鐵企業的發展,除了繼續依靠質量、管理、機制等優勢外,還要積極爭取在資本市場融資和與國內外上游大企業、科研部門合作,要象江陰法爾勝集團學習,建立自己的研發機構,尋求技術的制高點,開發新的品種,走高加工度道路,提高單位產品附加值。 (3)WTO與輕紡工業發展 輕紡工業是張家港傳統工業部門,也是中國加入WTO后張家港受益最大的工業部門。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競爭整合,張家港輕紡工業基本結束了80年代“群雄割據”的局面,產生了象華芳、華紡這樣的大型紡織集團。回顧10多年來,華芳、華紡等企業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是成功的,歸納成功的經驗:一、華芳等企業走的資本聯合之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避免了走象牡丹汽車集團依靠行政手段聯合的道路,華芳與被兼并的企業關系明確,沒有太大的歷史遺留問題;二、華芳跨鎮兼并企業,達到了張家港存量資產優化目的,切斷了被兼并企業與當地鎮政府直接聯系,做到了真正的政企分開;三、華芳跨鎮兼并企業,輸出了管理,這一方式也提高了整個張家港企業管理水平。筆者非常看好張家港這類企業的發展。 中國加入WTO,應該說為張家港的輕紡工業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張家港輕紡工業企業,尤其象華芳、華紡這樣的大企業,還應該繼續把企業做大,要積極爭取企業上市,到資本市場上融資;要不斷開拓國際市場,包括把產品銷售到國外和直接到國外投資建立企業;要象江陰陽光集團那樣,加強科研開發力度,建立自己的博士后流動站,使企業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 (4)WTO與其他工業發展 中國加入WTO后,張家港的工業必將進入快速調整階段,一些原先具有優勢的產業可能被淘汰出局。如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及時主動調整產業結構?針對張家港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張家港應該發展這些產業:第一,適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大力發展以農牧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第二,發揮張家港港口優勢,發展需要原料和產品“大進大出”臨港型工業及臨港物流業;第三,發揮張家港勞動力豐富優勢,發展市場(尤其國際市場)前景廣闊、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當然,政府及其產業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提倡把企業的觸角延伸到千家萬戶,要支持和鼓勵老百姓興辦家庭工業和非正規產業。浙江的經驗表明,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是富民之要。 二、空間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經過多年的建設,長江三角洲的基礎設施已經大為改善。蘇錫常地區,原先只有張家港唯一的深水港口和對外開放口岸,現在沿江各市都建立了自己的港口。由于近年來一些交通線路的改變和新的交通線路建設,長江三角洲各地的區位優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鄰近交通線和大城市的縣市其區位優勢大大上升,而張家港的區位優勢大為下降。如鄰近城市江陰,隨著長江大橋和京滬高速公路的通車及沿江高速公路和新(沂)長(興)鐵路的建設,江陰將成為蘇錫常地區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臨近城市常熟,離上海、蘇州等城市比張家港近,而南通與江南的聯系也規劃從常熟登陸,常熟將成為又一個聯系大江南北的要道。這些區位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張家港的影響將是深遠的。一方面,臨近城市將成為蘇錫常地區新的物流中心,從而導致資金人才也向臨近城市流動;另一方面,在吸引外商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由于替代效應,張家港的優勢可能不如臨近城市。蘇州、無錫已決定建設成特大城市,江陰建大城市也有較好的交通條件和輿論準備(“三江市”),常熟現在也明確提出了“大城市戰略”,那么,張家港城市發展如何定位?如何增創新優勢?調整空間經濟格局是必然選擇。 1.按“雙城”格局,重點建設市區和港區 “雙城”格局的城市,在港口城市(群)經常可以見到,如日本的東京和橫濱、臺灣的臺北和基隆等,中國大陸的天津老城區和濱海新區、廣州的老城區和黃埔區、福州的老城區和馬尾區、青島的老城區和黃島區等。引人注意的是,上面列舉的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盡管這些濱海區發展歷史較短,且在經濟總量、市政建設上不能與老城區相比,但由于其集港口、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于一身,已經成為了所在城市重要的經濟增長點,且中國加入WTO后,濱海區在區域中所發揮的作用將更大。 “城以港興”,1986年10月張家港撤縣而設,是因為有了張家港港口的緣故;1992年10月國務院批準設立張家港保稅區,更是依靠了張家港港口。從未來蘇南區域發展格局看,陸上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相鄰的常熟、江陰等地都比張家港優越;但在對外交通上,張家港這個城市因為有一個比它們優越的港口而顯得更為有利。眾所周知,一個港口、一個機場,培育一條航線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一條航線的運量長期處于盈虧平衡點以下,那么注定其要消亡,但長江下游航線若發揮正常,則遠非十條鐵路可比。目前,長江江蘇段港口重復建設愈演愈烈,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可否認,“群龍無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在樣的態勢下,張家港本身還不重視港區的建設,那么,“張家港市”走得不會太遠。 除了港口本身需要外,改善張家港投資環境也迫切需要加強港區建設。改制后,張家港經濟發展的動力將主要依靠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而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又無不依賴于投資環境的改善。在20世紀90年代,張家港在區域競爭中,固然爭取到了江蘇唯一保稅區的名額,在今后的發展中,還能保持一定的政策優勢,但如果不改善保稅區依托的外圍環境,保稅區將不可能做到可持續發展。按“雙城”格局,提高張家港城市化水平,就是一要把城區和港區做大;二要搞好兩者之間分工;三要處理好城區、港區與其他鎮的關系。 就規劃而言,目前城區與港區兩者相加,已達到了中等城市的規模,并且,近幾年城區的發展確實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城市建設質量還有待提高,如單位面積投資密度、單位面積經濟產出量等指標與中等城市的差距還很大。有相當部分的人,盡管在城區或港區購買了房屋,住在城區或港區,但工作還在城區、港區外面,這說明城區、港區還只是“臥城”或者說“有城無市”,城市功能還有待加強。如就經濟總量而言,城區和港區在全市的地位還不突出。如果經濟功能不強,也就勢必影響城區、港區的可持續發展。 在把城區和港區做大的同時,要正確處理好兩者之間的分工。從發揮比較優勢出發,城區的定位應是張家港全市的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陸上交通中心、輕紡工業基地;港區的定位應是蘇南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對外開放的“窗口”、重化工業基地。對于城區而言,城區是市政府所在地,名副其實是全市的政治中心;城區集中了沙洲工學院、電視大學、報社、電視臺、廣播電臺、所有市級文化團體及70%以上具有中級人才集中在城區,理所當然是全市的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城區目前擁有長途汽車站、港城汽車站,開辟了到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及浙江、安徽等地的客運線路,已經成為全市最大的陸上交通中心;另外,城區(包括附近的塘市、泗港、乘航等)輕紡工業已有一定規模,是全市重要的輕紡工業基地。港區擁有蘇南最大的對外開放港口,年貨物吞吐量超過了1000萬噸;另外,還有江蘇唯一的保稅區。但是,客觀地講,中心區應是全市生產要素(主要是技術、人才、生產設備等)的提供者、全市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和帶動者。但作為張家港中心區,城區和港區發展很不夠,尤其在經濟影響力方面,與中心區還名不副實。如張家港港區的功能還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臨港工業和大型物流業幾乎空白;保稅區出口加工、保稅倉儲等功能也大打折扣。如何發揮中心區功能?一是改善小的投資環境,充分發揮保稅區應有功能;二是發展民營企業,大力鼓勵百姓創業,從各方面降低創業成本,尤其政府要規范行政行為,大力降低企業非經營性開支;三是努力把中心區營造成貨流、資金流的集散地。現代城市關鍵是“市”而不是“城”,只有“市”發展了,“城”才能持續發展,之所以張家港目前各種各樣的“市”,搞不過臨近的江陰、常熟,最根本問題不在于它們的區位優越,而在于張家港過去的城市發展戰略有問題,如果不糾正過去的做法,那么張家港的城市化道路還是有可能受阻,而要使“市”健康發展,就必須降低“入市”成本,取締各種管制和不正當競爭。 2.按“點—軸—面”開發模式,建立沿路經濟發展帶和農業產業化基地 在區域經濟理論中,所謂“點—軸—面”開發模式,就是城鎮、廠礦等在空間上表現為“點”的形態或在網絡上表現為“結點”形態,交通線路、通訊線路、銷售渠道等表現為“軸”的形態,廣大農村或農田、銷售市場等表現為“面”的形態,“點—軸—面”開發就是按照現代網絡原理,由“點”到“軸”,再到“面”,順序開發。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張家港中心區要擴大它的影響空間范圍,顯然不可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是要依靠它的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力,使其成為全市的經濟、交通、文化、信息中心。張家港要使中心區真正成為區域經濟發展核心,就要增強其對腹地的吸引功能和輻射功能;另外,也只有腹地經濟發展了,中心區的產業結構才能不斷優化與升級。 張家港就全市而言,是中心區與腹地組合的復合系統或網絡系統,其中,中心區是一級結點,其他都是其腹地,而腹地的建設與發展,一是建立要發達的網絡系統(道路、通訊等);二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按“點—軸—面”開發模式,張家港一是沿主要公路建立具有特色的產業基地,如汽車工業走廊、紡織工業走廊、臨港工業走廊;二是適應農業產業化需要,建立現代農業產業化基地,如水果基地、蔬菜基地、藥材基地、花卉基地、特種養殖基地等。 3.按“中心區—中心鎮—一般鎮—集鎮”等級體系,推進城鎮化步伐 張家港人口為85.41萬人,非農人口18.72萬人,以26個鎮(包括常陰沙農場)計算,平均每個鎮的非農業人口為0.72萬人,以非農業占總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則張家港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工業化水平,與沿海其他地區相比,也顯得較為落后。但推行城市化戰略,走區域平衡發展道路是不可行的,一是就張家港范圍而言,目前還處于集中城市化階段;二是區域平衡發展道路將重蹈鄉鎮企業發展老路,導致新的經濟問題。 目前,張家港推進城市化步伐,除了以城區、港區為重點外,還可以建立若干個副城市中心。從發展條件和潛力看,具備副城市中心的鎮有三個:塘橋、錦豐、樂余。一是它們有相當經濟基礎,張家港大型工業企業,有相當部分在這三鎮,如錦豐是沙鋼集團、華潤集團等大型企業所在地,塘橋是華芳集團等大中型企業所在地,樂余是牡丹集團總部所在地;二是它們已經是張家港區域中心鎮,如塘橋鎮經濟集散和輻射功能已達妙橋、港口、鳳凰、西張等鎮,樂余鎮經濟集散和輻射功能已達南豐、兆豐、三興、東沙、常陰沙等鎮(農場);三是它們離張家港中心區有一定的距離,且交通條件較好,如塘橋,位于國道兩旁,離沿江高速公路出口較近;四是它們市政建設已有一定規模,集中了一定的常住人口。如果這三個鎮人口分別達到了5-10萬,加上中心區20-30萬人口,則張家港城市化人口就達到了50%以上。 一般鎮是指除了中心區、重點鎮以外的其他鎮,這是數量最多的鎮。一般鎮在經濟發展上,以“專”為特色,走“一鎮一品”或“一鎮一業”、 “一鎮多業”道路;在功能建設上,以滿足全鎮人民生產、生活需要為前提,建設消費品市場和適應農業產業化要求的農產品收購市場,力爭每鎮的常住人口達到2-3萬。 集鎮,以前稱為“市”、“街上”。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一部分“市”變成了鎮,另一部分則衰弱了下來。目前,張家港存在的集鎮數量已經很少,但還存在一些經濟實力較強的集鎮,如永聯、恬莊、欄桿橋、金村等,在一定范圍內發揮著商品集散功能,在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對于農業后援產業的發展,還需要這些集鎮作為發展農業后援產業的載體;另外,張家港有1/2左右的村落基本形狀為“條”狀,根據聚落地理理論,“條”狀村落每戶占據耕地面積的比重最大,而張家港1999年的人口密度為1106人/平方公里(《江蘇統計年鑒2000》),耕地尤其緊張,如何保護有限的耕地,也需要農村村落適當調整。作為新時代的農民,盡管所從事的農業生產方式還離不開土地,但生活方式應該與城市相同,集鎮是一種較為理想的農民生活載體。從永聯集鎮的情況看,集鎮的吸引范圍可以大致確定在半徑為1.5-2公里的范圍。 三、 厚民薄政、重樹形象問題 筆者現在也算半個張家港人,盡管曾長時間在外地學習和工作,但目前尚住在張家港,因此,對張家港還算比較了解;另外,又與一直在張家港工作的人不同,筆者在大學工作多年,接觸的理論界及各個地方的人較多(我愛人家在浙江,我每年都回去),且近幾年所研究的又是蘇南農村經濟,所以,經常要作一些比較性的研究。筆者認為,衡量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一方面是看該地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及家底殷實與否;另一方面是看居民的精神面貌及吏民關系。張家港盡管在1995年就列為全國“兩個文明”建設先進城市,但是,離真正“富裕、民主、文明”的要求,還有相當距離。撇開城市三產(以市興城,與周邊常熟、江陰比較有失敗和差距)、企業文化(提升企業競爭力,與珠三角、溫臺比有較大差距)、人才引進(建立職業經理人隊伍及面向產業前沿的研發活動,措施不力)、現代農業(領導農業的觀念和方法相對滯后)、生態挑戰(重化工業對未來長江下游生態的影響)等重大課題,筆者在此根據公開的資料和明顯的事實,主要談一下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問題。 就物質文明建設而言,根據有關統計資料,1999年張家港在蘇南12個縣級市中,GDP為245.1015億元,僅次于江陰、錫山,居第三名。就人均GDP而言,張家港1999年為28697元,僅次于太倉、昆山、錫山,居第四名;若與珠江三角洲相比,也高于廣東“四小龍”(中山、東莞、順德、南海);若與溫州9縣、市相比,則是其2-10倍。但就職工工資而言,張家港與其人均GDP的排名是很不相稱的,不僅在蘇南12個縣級市中排名靠后,而且還遠遠低于溫州、珠江三角洲等城市。在感性認識上,筆者與大多數人的認識相同,從居住及交通等條件看,蘇南與珠江三角洲、溫州相比,大多數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偏低。以張家港為例,固然張家港的貧富差距不如東莞、中山、順德、南海及溫州懸殊,但人均金融資產、家庭耐用品等指標也遠遠低于這些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規定,GDP的計算方法有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種,從理論上講,一是這三種方法計算的結果都應該相等;二是根據收入法計算,GDP是固定資產折舊、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營業盈余四個項目加總。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張家港勞動者報酬較低,也沒有其他資料表明,張家港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營業盈余高出廣東“四小龍”及溫州的企業,因此,筆者與其他學者一樣,無法相信張家港GDP及人均GDP的可信度。從理論上講,不管是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人均GDP與居民收入水平應該呈正相關關系。張家港的情況表明,要么有數字游戲的嫌疑;要么我們過去的做法背離了社會主義,乃至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奉行的富民原則(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無不強調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根據筆者觀察,事實情況是我們過去奉行的政策,并沒有真正體現了“富民”原則,恰恰過去政府大力鼓吹的形式主義做法,不僅違背了生產力發展規律,更使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張家港與蘇南其他城市經濟比較
《江蘇統計年鑒2000》第373-438頁 張家港與溫州地區經濟比較
(溫州所屬縣市資料來自《浙江統計年鑒2000》)
張家港與廣東東莞、中山、順德、南海經濟比較
(東莞、中山、南海、順德資料來自《廣東統計年鑒2000》606)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靠企業的帶動。區域競爭力,說到底就是企業競爭力。從張家港20世紀最后20年的發展看,客觀地講,張家港的開局是相當好的。在1984年前后,張家港的鄉鎮企業發展態勢很好,如冶金(包括鋼絲繩)、紡織(包括毛紡、針織等)、汽車等,在江蘇乃至全國,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可以說不比臨近的城市差。然而,現在我們看一下,張家港的企業,固然還有一些不錯的企業,但是,與江陰等城市相比,落后了一大截。江陰的產業結構與張家港應該說在1984年前后基本相似,從區位條件看,江陰也沒有突出的優勢,但江陰的企業為何發展那么快?如果再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江陰企業成功的奧妙:第一,江陰企業和企業家成長環境比張家港好。筆者在尋求“江陰板塊”崛起的原因時發現,江陰是蘇南企業改革最早的地區,政府與企業關系比較簡單,企業并不承擔政府的責任,企業和企業家的最主要任務是發展企業、壯大企業,因此,政府都沒有過多的干預企業,尤其在企業人事權、財產權等方面(我們曾經以自己“企業領導人收入不超過職工三倍”的規定笑話過江陰“瞎胡鬧”);第二,不管在所謂的“夕陽產業”,還是“朝陽產業”,江陰的鄉鎮企業大多以科技進步為企業發展的推動力,多數上市公司不管是“夕陽產業”還是“朝陽產業”,都被國家列為了高新技術企業。例如,紡織業曾經被很多人作為“夕陽產業”,但江陰新橋鎮硬是逆境而上,在20世紀最后10年涌現出了執全國毛紡織行業牛耳的兩家上市企業——陽光集團和三毛集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業抓著了科技進步這個主線。對于新橋兩企業的發展,筆者還實地作了考察,發現新橋緊臨張家港城區,離江陰城區有27公里,離張家港城區只有7公里。其中的“三毛”集團于1988年12月1日才成立,遠比張家港有些毛紡織企業晚,但現在“三毛”的銷售收入已達到了幾十億元,產品遠銷到了歐美等國家;“陽光”集團則成為了國家520家重點企業之一,2000年銷售收入達到了50.10億元,利稅4.05億元,出口創匯4820萬美元,并且建立了博士后流動站。筆者作為張家港的理論工作者,不得不想:同樣的天時,同樣的地利,為何張家港的企業發展不起來?如果新橋是張家港下屬的鄉鎮,新橋會涌現“陽光”、“三毛”兩巨頭嗎?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過去張家港企業在干啥?我們不難發現:此時張家港的企業并不是在抓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經營機制建設,不是在抓職業經理人隊伍建設,不是在抓企業品牌和營銷網絡建設,也不是在抓產品研發和高起點的技術改造,而是在應付上級的各種檢查評比,是在搞形式主義,是在拿技術改造資金裝潢門面,是在鼓吹“知識無用論”。如果說這種做法不導致落后,那倒是一個“奇跡”!在此,作為一名張家港人,筆者呼吁政府為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創造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社會環境。只要有寬松的發展環境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社會環境,張家港人也同樣能夠創造出新的奇跡來。要相信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創新的主體。說句老實話,我們的“官”太多,管的太多。一些人麻木封閉、得過且過的精神狀態十分令人擔憂。 “小政府、大市場、民營化”是張家港的唯一出路。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