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化改革路徑的一種解釋

　　洪銀興

　　內容提要：中國經濟轉型具有漸進式特點。中國的改革以市場化而不單純以私有化為取向，但不能不觸及到競爭性市場和產權制度兩個方面。中國的市場化有三個階段：初始階段創造競爭性市場，當前階段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股權多元化，下一階段是培育現代市場。

　　世界銀行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份政策研究報告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有五個內容：產權處置，競爭，硬預算約束，金融改革，改變政府與企業管理人員關系。中國20多年的改革在這幾個方面都先后有所觸及。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有鮮明的特色。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便可發現中國特有的市場化道路。

　　研究中國的市場化路徑及國外學術界對中國改革的評價，可以發現在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理論界定上存在差異。西方學者認為私有化等于市場化。在他們看來，中國不明確私有化就不能算是市場化改革。仔細研究目前西方國家的企業制度，便可發現，差異并不那么大。在中國，所謂的私有企業是指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的企業，其典型形式是私營企業，就企業制度來說主要是指那些業主制企業和合伙制企業，盡管這種類型的企業改革以來已經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但如果以此為目標去“化”，特別是要將國有企業變成這種企業，在中國是不可能接受的。實際上，即使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類型的企業盡管也很普遍，但不是占主導的。在那里占主導的是公司制企業，由于公司制企業中主要是私人持有股票。現在在許多國家所推進的國有部門私有化實際上主要是指股份化、公司化。從這一意義上考察我國目前推進的國有企業以股份制和公司制為取向的改制，可以發現中國國有企業制度的改制與企業制度的世界潮流是一致的。中國不將這一方向的企業改制概括為私有化，是要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目標不是變成私人企業，盡管可能有相當數量的企業要通過出售拍賣等途徑變成私人企業。

　　1、 競爭性市場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

　　市場化可以有不同路徑。最主要的是在私有化和競爭之間作出選擇。作為漸進式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中國的市場化一開始選擇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創造競爭性市場的道路。這也符合阿羅-德布魯模型：當存在完全競爭時(其他條件也滿足)，市場具有帕累托效率。雖然即使是在市場經濟國家也不可能達到完全競爭狀態，但是創造競爭性市場總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中國改革的起點是私人經濟幾乎沒有。雖然市場化不等于私有化，但是，創造競爭性市場的主要內容是發展私有制經濟。原因是只有在不同所有者之間才能有真正意義的競爭，否則至多只有競賽。因此中國市場化必須在保持原有的國有制同時大力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其中私有制是作為公有制的競爭伙伴，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得到發展。

　　在市場化的初始階段，不觸及國有制企業的制度反映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特點。中國國有制經濟比重大，在國有制企業中就業人口多(直至1980年城鎮國有經濟單位就業人口8019萬人，占當年城鎮就業總數的76.2%)。國家財政主要依賴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提供(直至1986-1990年間財政的72.8%還要由國有制提供)。因此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只能是在保留現有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條件下通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途徑推進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轉型的特點是非國有部門比重上升，國有部門比重下降。最為明顯的是在工業部門。國有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7.7%降低到1997年的41.9%；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降到1997年的26.5%。從各種經濟成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說明，中國保持較高增長率并有較高市場化程度的主要原因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中國經濟轉型20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其主要推動力在于非國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國發展多種非國有經濟的初始階段特征是在國家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的條件下，未被計劃經濟動用的資源(在當時數量是相當大的)被自發地用于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是無阻礙的，從而發展的速度相當迅速。

　　目前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中占最大比重的是集體經濟成分(1997年占GDP的33.9%，工業總產值的40.5%)，集體經濟屬于公有制經濟的范疇。但是集體經濟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在改革初期集體經濟基本上是城鎮集體經濟和農村人民公社，是第二國有經濟。現在占主體的集體經濟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與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相聯系。鄉鎮企業現在是中國中小企業的主體。改革以來集體經濟無論是總量還是比重都有明顯增長，主要說明因素是鄉鎮企業(需要指出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帶著“集體企業”帽子的私人企業)。農村在推進聯產承包和推進以發展鄉鎮企業為內容的工業化后為中國增長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由此所形成的增長的潛力，基本上是被發展起來的非國有制經濟動用的。

　　中國的非國有制經濟中增長最快的是私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就個體私營經濟來說，在GDP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5.3%提高到1997年的24.3%，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0增長到1997年的32%。就外資經濟來說，1979-1997年中國累計吸收外資2201.62億美元，到1997年底中國登記注冊的外商投資企業235681戶，已經開業的有14.5萬戶。從業人員1750萬人，外商投資企業稅收總額993億元，占全國工商稅收的13.16%(王夢奎：《中國轉軌20年》)

表1 1978-1997年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在GDP中的結構變化 單位： 億元

轉引自：王夢奎：《中國經濟轉軌20年》外文出版社1999

表2 工業總產值構成(%)

　　中國統計年鑒1998

　　創造競爭性市場，不可避免地要牽動國有經濟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是解決企業的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但是，由于以下幾方面原因在競爭性市場上，企業的相當競爭力嚴重下降。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較重，其中包括稅收負擔過重(1997年在稅收中來自國有企業的稅收占60%)企業保障(養老、醫療等保障由企業提供)和人員負擔。另一方面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入減少。突出表現在國有經濟的投資比重下降(見表3)，同時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對企業的投資撥款改為貸款。再一方面是體制上放開得較晚。

表3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比重

　　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到1998年國有經濟提供27%的工業總產值，37%的GDP，20%的經濟增長。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一方面反映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其效益的下滑，另一方面反映非國有經濟增長較快。這意味著市場化改革不能僅僅限于創造競爭性市場，不能僅僅限于發展國有經濟以外的經濟，在多種經濟成分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市場化改革必須進入新的階段，即直接以國有經濟作為市場化改革的對象。國有經濟自身的市場化改革就要觸及到其產權變動，企業的公司化改造。

　　2、國有經濟整體效益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相比國有經濟的整體效益不高，其原因在頗大程度上與國有制無所不包的布局相關。首先是國有經濟進入了一些本來就不需要進入又不可能占優勢的行業；其次是相當的的國有資本沉淀在低效益企業中。第三是由于結構性矛盾，國有資本所在的一些行業已經成為長線行業。第四，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改變，國家擁有的資本金愈來愈不足以支撐巨大的國有經濟“盤子”。在這種情況下，在相當一部分領域需要非國有經濟進入。所有這些同時提出了對國有經濟進行布局調整的必要性。

表4 1998年各種類型工業企業的部分指標比較 單位 億元

　　中國統計年鑒1999

　　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一開始是自發進行的。這同發展非國有經濟成分相聯系。非國有經濟成分所進入的領域大致有這樣一些特征：一是當時供不應求的領域，二是國有企業不占優勢的領域；三是國家沒有限制進入的障礙的領域；三是在技術和規模方面易于進入的領域。非國有經濟進入較多或者是國有經濟比重下降明顯的行業主要是制造業、建筑業、貿易和餐飲業等。就制造業來說，國有經濟比重下降最大(超過30%的)的部門主要是化工，機械，建材，食品，紡織，皮革，造紙等行業。這些行業，再加上服裝業，目前國有比重均不到50%。反過來說，這些行業是非國有資本進入較多的部門，

表5 主要行業的工業總產值中國有企業比重變化 單位 %

　　轉引自：張春霖：《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經濟研究 1999年第8期。

　　國有經濟布局的自發性調整最終有限制，這種限制同時也是非國有經濟發展的限制。首先，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發展非國有經濟的資源基本上是制度外(即計劃經濟以外的資源〕，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不僅制度外的資源被充分動員，在計劃經濟被打破開始轉向市場經濟以后國有企業也開始進入市場爭奪資源，這就使非國有經濟發展遇到資源限制。其次，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階段，中國的市場屬于賣方市場，商品嚴重短缺，非國有經濟進入的行業基本上帶有“填空”的特征。這也意味著在所指出的領域中非國有經濟的進入及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是無障礙的。進入90年代后期，我國許多領域特別是非國有經濟成分主要進入的制造業領域進入了買方市場，這些領域的競爭過度造成非國有經濟成分發展的勢頭減緩，效益下降。

　　上述市場新格局必然要形成國有經濟進行布局調整的壓力：非國有經濟成分要進一步擴大，就要進入國有經濟已經進入的領域和市場，就要同國有經濟爭奪已經被國有經濟動員的資源，由此產生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激烈競爭。國有經濟在許多領域中的弱勢地位已非常明顯。這就在許多領域形成國有經濟在自身所處的弱勢領域的的退和非國有經濟的進。面對競爭新格局，國有經濟布局由被動性調整轉向主動性調整。

　　從國有資產的行業分布看，國有資本在工業、建筑業以及貿易餐飲業這些行業中還占相當大的比重，而在需要國家大力投資扶持的基礎產業和國民經濟命脈部門比重還不高，因此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作用并不強，這種狀況在加入WTO以后將更為嚴重。這種不合理的資本存量分布同時也表明了巨額資本存量在現實條件下進行有效重組的必要性。

　　從國有經濟的整體效益考慮，國有經濟沒有必要在所有行業都在數量上成為主體，國有企業將主要集中在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經濟行業重組的基本趨向是：國有經濟繼續保持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如：鐵路、航空、港口、郵電、 通信、金融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但又處于薄弱環節的基礎工業部門國有經濟要積極發揮作用，如：能源、原材料工業。在這些行業國有經濟適當集中。當然這種集中要以在其他領域的收縮為前提。因此國有經濟的范圍必須限制在必不可少的領域，國有經濟布局作戰略性調整的基本方向是收縮。

　　根據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目標，無論是國民經濟重要部門還是在國民經濟一般部門都有有進有退的調整。

　　首先，在國民經濟一般領域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不是只有退出一條路。在這些部門中有一些國有企業經營得很好，國有資本為什么要從這些企業中退出？這些企業的國有資本不但不能退，還要通過“進”的途徑進一步壯大。另外，在這些行業中有不少非國有企業也經營得很好，但其資本規模太小，國有資本也可以進入(不一定控股)，這樣既可以壯大這些高效益企業，國有資本也可以得到效益。在這個領域國有經濟退出的范圍，主要是指國有資本逐步退出低效益的企業，退出本來就沒有必要也沒有明顯優勢的行業，退出處于結構性矛盾中的長線產業。

　　其次，在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國有經濟不是只有進而沒有退。從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部門的角度講，國有經濟必須“進”，但是，我們又注意到，國有經濟的作用既要通過國有獨資企業來實現，更要大力發展股份制，通過探索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來實現。這表明即使在一些國民經濟命脈部門也可能有“退”的方面，即在不特別強調國有獨資的領域，允許非國有資本進入，在與非國有資本合資的企業中，國有資本保持控股地位。

　　國有經濟進行布局調整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抓大放中小。有進有退的調整是針對領域而言的，抓大放中小的調整是針對企業而言的。國家主要保持少數大型國有企業的國有和國有控股地位，就能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而對于相當數量的中小型國有企業而言，在體制上可以充分放開，直至退出國有經濟。但在現實中對抓大放小存在著模糊的認識。由此形成抓死大企業，放棄中小企業的后果。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抓大和放中小的內涵。

　　抓大不是抓死，而是借助國家的組織力量培育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在某些行業(如汽車、石化、電信等行業)形成若干個寡頭不是不可以考慮的。抓大同樣是要靠市場經濟辦法，而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辦法。具體地說，抓不是在體制上管，更不能管死；抓大的不能僅僅限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做大了同樣可以進入抓大的范圍，大企業可以跨地區、跨行業、跨國家。從培育國際競爭力的角度考慮抓大，就需要在政策上給予一定的傾斜。特別是其中需要抓大的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和其他的原因負擔太重，資本金嚴重不足。通過減稅、減輕社會負擔和處理陳債等途徑減負，提供通暢的渠道進入市場籌資，以及在并購企業方面提供指導和方便等等，都可以成為在市場經濟框架內“抓大”的途徑。

　　放小不是放棄，而是在體制上放開搞活中小企業。在我國雖然中小企業在產值比重中不占大多數，而在企業個數上占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在安排就業、繁榮市場方面的作用是大企業所無法替代的。特別是在新經濟中，中小企業在孵化高新技術等方面有特別的優勢。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進一步說是促進中小企業依靠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在體制上給予放開，允許其采取多種模式改革，如租賃制，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業主制等。只要是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各種體制都可以采用。需要指出的是，在體制上將其放開后，國家對之不能甩手不管。中小企業一般都很幼稚，需要扶持和導向，而且也要為之做大做強創造條件。其具體途徑包括：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提供服務體系，提供貸款擔保，人才培訓，信息咨詢等。

　　根據上述思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產生了如下效應：

　　一方面，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繼續占據主導地位。從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占用、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等等指標看，到1998年，國有經濟占有社會經濟資源總量的60～70%，就業人員和稅收則分別占54.4%和60.4%。此外，國有企業還通過與其他經濟成分合資、合作或參股，扶持發展集體企業，實際調動或支配著約40%～50%的集體、外商資本。特別是在高科技工業部門，國有經濟成份的比重更為顯著。

　　另一方面，國有經濟布局主動性調整的方向給包括外資在內的非國有經濟成分提供了較為廣泛的市場準入的機會。一方面非國有企業進入非國民經濟命脈部門沒有任何數量限制；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可以以股權形式進入國民經濟命脈部門。特別是金融、保險、貿易、通訊等需要國有資本控制的部門只是強調國有資本控股而沒有限制非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在這些部門舉辦股份制公司。這實際上為進入WTO允許外資進入留下了空間。

　　3、 國有資本質量和企業資產結構重組

　　市場化不可避免要觸及到以國有制為代表的公有制企業。

　　正統經濟學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能結合。原因是現有的市場經濟都是與私有制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有私有化才有市場化。在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時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另一個極端觀點，即在中國，產權不明晰，仍然可以實現較高速度的增長。仔細分析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便可發現，這兩種觀點都失之偏頗。

　　首先，中國已有的經濟較高速度的增長主要用非國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來說明。但是必須指出，僅僅靠發展非國有經濟，而不對國有制經濟采取強有力的改革措施是不行的。國有制工業企業占有近70%的資源，但只提供36%的利潤這種低效益狀況必須盡快改變。這就提出了對國有企業本身的市場化改革問題。

　　其次，中國市場化的實踐證明：現有的國有企業形式確實不能同市場經濟結合。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其產權不明晰：人人都是所有者，但具體的個人人人都不是所有者。根據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的考察，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微觀基礎是企業成為獨立自主經營并能承擔風險的市場主體。為了使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中國成功的進行了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是：放權讓利，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承包制，廠長負責制，轉換經營機制等等，賦予了企業很大的經營自主權。即所謂的三自：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但是僅僅改革運行機制，不改革產權制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不足以使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企業資本的增殖和增值便得不到所有者的關心。企業也不可能這種承擔負虧的風險責任。

　　第三，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與企業制度相關。企業制度有兩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二是企業的資產組織形式。已經發展起來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在相當大的范圍內解決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至于國有制企業能否成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不在于它的所有制性質，而在于它的資產組織形式。這就是說，企業股權結構多元化，就可能明晰企業產權關系。我們還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那里發現：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作為微觀基礎的不是原子型企業，而是公司制企業。這意味著國有制企業只要按照股份制性質的公司制方向進行改革，便可能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第四，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這意味著國有制可以在獨資的國有企業中實現，也可以在包含了私有經濟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實現。

　　根據以上對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制度的認識，可以認為，與其說提高國有企業效益，不如說提高國有資本的質量。因此，在當前階段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的基本主要標志是進入產權處置階段，即建立多種形式的多元股權結構。其途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國有企業的非資本化，其標志是企業中國有資本金比重下降。這主要是由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產生的。一方面從80年代起為了提高國有資金的使用效率，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供給實行由撥款改為貸款的方式的改革，這項改革實行到現在產生的客觀后果是企業資產負債結構中負債比重明顯加大。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國有工業企業平均負債率為65%，實際情況可能更高。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的趨向是調整國民收入結構，國家集中的國民收入明顯降低，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8年的12.4%。國家集中的收入已無法支持國有企業擴大資本，相應地國有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比重下降，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1981年的69.5%下降到1997年的53%。國家新增投資主要是投入新項目和新企業，而不是投入原有企業。由此決定，國有企業資本金比重下降。這種狀況被稱為國有企業的非資本化。

　　二是國有企業改制，拿出一定的股份來通過出售等途徑發起建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資企業之類的混合所有制。

　　三是企業間并購重組，包括的企業整體股權出售(并購)和部分股權出售(并購)，企業重組不僅包括國有企業之間的相互并購，還包括國有與非國有資產之間的相互并購。其目標是以優質資產支配更大的資產，從而放大優質國有資產的職能，借助優質資產稀釋劣質國有資產，

　　四是債轉股，針對目前銀行持有的國有企業負債形成嚴重的銀行不良資產狀況，由資產經營公司收購部分銀行持有的國有成長性企業在銀行的債權，并將其轉為持有的在相應企業中的股權。

　　上述多種途徑的產權制度改革，所產生的明顯效應是有效地解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對接，從而加快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化進程，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雖然國有企業中國有資本這一塊的產權不能說已經明晰，但是建立在股權多元化基礎上的企業產權結構還是能夠使企業形成實實在在的所有者。企業發展(包括國有資本)由此得到所有者的關心。

　　第二，國有資本有可能按市場要求進行配置。國有企業的重組可以在支配和收益之間選擇。如果僅僅是為了收益而不是為了支配，國有資本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即使是為了支配，也不完全追求獨資。與此相應，非國有資本(包括外資)進入國有企業的空間大大加大。

　　第三，無論是企業重組還是企業改制，都是形成公司制企業。在這種企業制度中，公有制主要不是以公有制企業的形式出現，而是存在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公司制企業中。

　　第四，在企業公司制改制后，形成出資者產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解決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運行的注意力就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轉向解決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問題。

　　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沒有完成，例如，在許多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資本的股權還偏高。但最為突出的問題是要素市場建設滯后。

　　一是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公司上市是產權調整的一個重要渠道，但目前上市公司畢竟是少數，大量的企業缺乏及時進行產權調整的場所和機制。這意味著國有企業的產權處置缺少完善的資本市場支持。特別要關注的是中小企業的發展缺乏金融支持。

　　二是經營者市場不完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根本問題是企業家進入法人治理結構。經營者市場不完善，就缺乏經營者的競爭，也缺乏對經營者的市場評價、選擇和監督機制。

　　三是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資本的流動和重組不可避免伴有勞動力的流動，及勞動力規模的調整。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就阻礙這種流動和調整。

　　以上市場建設滯后所產生的直接后果是國有企業即便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仍然難以產生企業效率明顯提高的效應。這也表明，中國在現有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基礎上還會再次進入市場改革的階段，與改革第一階段的創造競爭性市場的內容不同，下一階段的市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培育現代市場，使之發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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