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部分地方高校變成考研基地的現象，許紀霖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了《考研為何重蹈高考覆轍》一文(10月19日)。此文一經發表，便在世紀沙龍等網站上引起激烈的爭論；為了回應爭論中的批評觀點，許紀霖又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了《不合理的應試教育為什么被合理化了》一文(10月25日)。
關于這場爭論，我個人認為，許紀霖所要討論的顯然不是“如何評價地方院校出身
的學生”這樣的問題，而毋寧是在“考研變高考、地方高校變考研基地”的過程中，部分地方高校的大多數學生為什么在接受大學四年本科教育以后都變成了考研機器？而這種現象又是由什么生產機制導致的？
許紀霖在引述了閻云祥的研究后指出：假如不改變應試教育，中國的教育從小學一直到博士，遲早會被應試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過來說，只要等級社會一天不改變，在社會公平的壓力之下，應試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為支配和繼續再生產社會等級關系的強大杠桿。實際上，許紀霖所真正反對的乃是把“改變命運”這樣的非學術因素強加到研究生教育上來，因為它所依憑的應試制度會摧殘人才、摧殘中國人的智慧，并將進一步拉大中國與世界在知識創新能力上的差距。許紀霖側重學術發展而對應試教育所做的體制性追究，從方向上看是比較有道理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他的觀點還沒有能夠真正探及中國高校應試制度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在我看來，對中國高校應試制度這種選擇的認識，可能必須從下述三個角度出發加以認識，因為惟有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做出進一步的思考。
首先，中國高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正如人們一般認為的那樣，在一定的意義上確實是與中國當下的就業狀況聯系在一切的，但我認為，中國高校應試制度最為根本的意義在于在當下的中國，它是除了政治血緣關系以外惟一正當、合法和體面地分發利益“角斗場門票”的機制。中國高校應試制度兌現這種“門票”的路徑就是眾所周知的碩士、博士甚或博士后(這居然在中國也成了學歷)各種等級的學歷。惟有通過那種形式平等的分數考試并爭奪到各種等級的“門票”，才有可能進入到基本上等級相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的“角斗場”——至于在這些“角斗場”中能夠瓜分到何種利益或瓜分到多少利益，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學歷等級的高低在影響學生可能獲得利益多少的同時，使得學歷本身也轉變成了一種極其重要的“教育利益”，而這種“教育利益”的一個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種“投資性”的利益，而它的回報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那種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利益。與此同時，那些掌控各種等級學歷頒發權或授予權的機構及其人員就成了這種“教育利益”的支配者，他們由此產生出來的權力便是他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決定誰有資格來進行這種“投資”。這種認識的有效性在于：它一方面解釋了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并不是完全為了學問的學生拼命(比如忍受著那種無甚意義的“復習”或舉債交納巨額學費)爭奪這些“門票”，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么當下的中國不得不在高校人才的選拔上確立應試制度——而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主持考試者是否會“開后門”的一種擔憂。另一方面，它也解釋了為什么學生以外的各色人等也要通過各種手段來謀取那些等級更高的“門票”。
其次，上文所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是在中國當下的地區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中實現其“利益布局”的，而中國高校應試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等級的“門票”，則是以這種“利益布局”為基礎性支撐的。當然，在中國當下的地區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中，最不容我們忽視的乃是貧富懸殊現象。眾所周知，這些結構性因素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因此我們也無需簡單地把某些問題歸結于這些層級或等級不具有“尊嚴”。
我之所以要強調“利益布局”賴以為憑的中國當下的地區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以及最為重要的貧富懸殊現象，根本目的是要指出中國高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并不是一種自足性的安排，而是中國當下政治經濟安排的一種依附性的安排——它實際上是對中國當下政治經濟安排的一種回應。
據此我認為，對于中國高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由此產生的各種侵損中國教育質量的措施以及在實質上踐踏學生“精神生命”的做法，當下的政治經濟安排要負責任。進一步言，當下的政治經濟安排乃是相關政策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政策以及支配這些政策的理念做更深刻的反思。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