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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10月23日報道，日前，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首次將地方條例的調研、起草工作委托給了有關學術研究機構。這一舉措有力推動了立法科學性、民主性和社會性的有機統一。但筆者認為，在本次委托立法中把行政機關完全排除在外，可能會使委托立法走向另一個極端。
“二戰”后，各國民眾普遍要求國家盡快恢復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平；行政機關
作為“執行者”的功能進一步加強，權力進一步擴張，體現在立法中就是委托行政立法數量大幅上升。在英國，委托行政立法占到了立法總量的80%以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議會至上”的憲政原則。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這樣的情形不可避免。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矛盾逐步凸現，行政機關出現了“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規化”的不正常現象，社會公平的問題逐步提上了日程，而立法中仍然一味強調效率優先，強化委托行政立法就無法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委托立法是雙刃劍，如果反過來忽視行政機關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將同樣會產生不小的危害。
一方面，如果行政機關的意見在立法起草過程中沒有得到充分反映，勢必導致社會主體起草的法律草案重視“公平”忽視“效率”，影響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充分發揮，使全社會出現“不利益”的無奈局面，進而導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下降。
另一方面，委托立法的初衷是實現立法科學性、民主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但其前提是委托的立法成果即草案能獲得大多數法律主體的贊同，在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前提下盡快獲得通過和有效執行。如果委托立法的過程中人為排除了有關法律主體的參與，最終結果將是草案無法得到通過或通過有相當大的難度，在法案的審議過程中只得再次進行利益的博弈，無形之中就增加了立法的成本，委托立法的初衷也沒有得到最終實現。即使委托立法的草案獲得通過，由于起草過程中沒有充分聽取其他法律主體的意見，執行中也會大打折扣，達不到預期的立法目的。
立法的過程是利益的博弈、權衡和協商的過程，只有各方進行充分博弈、有效權衡和充分協商，立法才能體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在委托立法中，立法機關既要發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要充分考慮行政機關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職能。
只有把兩方面有機統一起來，才能切實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質量、保障執法效果。
□胡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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