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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問“拘留”和“罰款”哪一個對公民的權利影響更大，大概人們都會認為是前者，因為我們如果硬要在人身權與財產權之間做一比較的話，人身權肯定優先于財產權。但新近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卻似乎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當公安機關作出對個人處2000元以上的罰款時，當事人可以要求舉行聽證，且不必承擔聽證的費用，但作出拘留處罰決定時卻沒有設定允許聽證程序。在一個法治社會，對公民權益影響越大，越應慎重，聽證無疑是程序上慎重的體現。由此，我們不能不質疑這一規定的合理性。
1996年《行政處罰法》將聽證程序引入行政處罰，實現了聽證程序的從無到有，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作出行政決定，如果不聽取他人意見尤其是當事人意見，容易形成不當決定；而將行政決定的作出建立在聽取他人意見、尤其是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基礎上，這是公正的基本法則———由此不難看出《行政處罰法》的開創意義。
但大凡開創者難免有不足。《行政處罰法》規定聽證的適用范圍是：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照以及較大數額罰款等處罰，由此留下了一個“拘留處罰”是否要經聽證的“尾巴”。然瑕不掩瑜，誰也不會因為《行政處罰法》存在如此瑕疵而否定其在依法行政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與其看作一種目標，毋寧說是一種過程。對于這種過程中的《行政處罰法》，我們不應求全責備。人們期待著起草治安管理處罰法時能有一個滿意的答案，但遺憾的是，草案在這方面沒有更大的突破。
人身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被公認為是奠定現代社會文明的三大基石。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已被正式寫入作為“母法”的憲法。作為一種“遲到”的權利，千呼萬喚終出來，其間我們曾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財產權從來就是人的一種權利。但是，人之不存，權利焉附。因此，人身權是更具根本性的權利。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身權，而財產權只是此人與彼人的區別。人身權使人成為人，財產權使人活得像一個人。在一個日益強調“以人為本”的社會進程中，我們應當給予人身權以必要的尊重。
之所以對涉及人身權的拘留處罰和罰款處罰以不同的“待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對聽證過于簡單化的誤讀。一是適用于拘留處罰的許多情況不需要或不適用聽證；二是這方面的聽證程序有可能繁瑣費時，于是誤認為對于不需要聽證的還要進行聽證，將浪費納稅人的錢財。
其實，聽證是一個具有多面相的制度：可以是正式的聽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聽證；可以是應申請的聽證，也可以是依職權的聽證；可以是免費的聽證，也可以是收取費用的聽證；可以是事前的聽證，也可以是“遲延的聽證”。它可能因時而異，也可能因人而不同，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但其基本的內涵是：正當法律程序，即任何權力必須公正行使，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必須聽取他人的意見。考慮到人身權的原本性，也同時考慮到《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大幅度地擴展了拘留處罰的適用范圍，我們有必要期待治安拘留處罰的“正當法律程序”。
□本報特約評論員張樹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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