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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檸
�。牐犨^往時代，免不了會有“世道澆漓，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國將不國”的議論，怎么辦呢？于是出現了改朝換代的革命家，還有修修補補的改良家和改革家。秦始皇和孫中山等人都是革命家。至于改良家和改革家就多了，每個朝代都有，他們比革命家還要繁忙得多。文人則分為兩類，一類幫閑，一類幫忙。與幫閑文人相比，幫忙文人還算是有點“替
君分憂”的責任心。他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主要是清議和進諫。他們的手段一般是將“現在不好”這個問題轉換為另一個問題--時間上的“過去很好”，或者空間上的“別人很好”，借此來幫革命家和改良家的忙。
古代文人的立論依據是“過去很好”，“現在不好”，最好的時代就是堯舜禹的上古之時。他們幫助君主加強道德和禮儀的控制，試圖將人心引向所謂的“淳樸”、“清心寡欲”的遠古時代，也就是讓人們自己將自己閹割，省心又省力，從而達到簡化統治者管理程序的目的。用“過去”蒙騙中國人，整整持續了幾千年，直到我們發現“別人很好”�！拔逅摹睍r期文人的主要立論依據就是說“別人很好”，我們得向別人學習。學了整整一個世紀之后，今天好像開始有一點“別人”的意思時，幫忙文人又發現了新問題，不是“別人很好”，而是“別人不一定好”，甚至很壞，還是咱們自己好，于是，問題又回到了“過去很好”上面了。與此相關，幫忙文人開出了大量的藥方：讀經、復禮、立牌坊、規范道德秩序等等，就差沒裹腳。
空間上比較得出了“別人很好”的結論，不一定全對，但它改變了傳統社會內部的權力結構，這是“五四運動”的功績。時間上的“過去很好”(中國式的烏托邦)是一個沒有比較、判別的假定，全憑文人的三寸不爛之舌在絮叨，結果永遠是在傳統的權力結構中兜圈子。
今天，幫忙文人又在急促地呼吁重建“中國精神”，當然不僅僅是建立在“過去很好”這樣一個老的、簡單的假定之上，而是配上了一系列有現代感的新假定。他們首先假定，傳統權力形態已經萎縮，公共空間已經擴大，因此公眾必須要有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能力，所以要“讀經”，要有道德意識，最好有一種信仰。其次是假定，商業或市場精神是罪魁禍首，是道德滑坡的根源，因此要培養反市場的道德和人文精神。第三是假定，文人能夠起到示范作用，不但要幫忙，還要身體力行地實踐。
幫忙文人絞盡了腦汁，想得也很周全。他們居高臨下，試圖將自己的假定作為國家管理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既然這么周全，既然所有的人都自我閹割了，那還要國家管理干什么？國家主張要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這種需求既包含了個體生存所必須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也包含了個體超出生存需求的欲望。兩者的界限盡管不好一刀切，但也不能為了管理的簡便而搞道德上的一刀切。管理者的能耐不是體現在個人道德自律的基礎上，而是體現在人們的欲望得到充分張揚的基礎上。對于后者來說，管理者的難度增加了，程序復雜了，責任加大了。這是現代管理者的指責。
幫忙文人整天忙于精神重建、道德自律，似乎要讓大家都變成白癡，讓管理者變成護士(讓吃藥就吃藥，讓睡覺就睡覺，讓上操就上操)，而根本沒有提到法治精神、法治建設和管理者的責任。這種典型的幫忙文人的思維，是傳統社會的臣子思維的當代遺毒，看不到一點當代知識分子思維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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