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圓明園遺址可采用雙重做法

　　10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報道，10月18日圓明園罹難144周年這一天，有部分專家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隨后，這種觀點引發了一場爭論。

　　雙重意義決定保護的雙重做法

　　其實，怎樣對待圓明園的遺址，已經爭論了幾十年。

　　大致說來，一方主張保存它被毀后的現狀，作為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證，以警惕國人，永遠不要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另一方則主張恢復它的原狀，作為我國高度發達的文明的表證，激勵我們充滿信心地建設新的文化。雙方爭持不下，難以得到共同的結論。

　　這樣的爭論全世界都有，包括在文物建筑保護方面走在前頭的歐洲各國，因為它們經歷過兩次大戰的摧殘。在那里，爭論同樣沒有結果。這樣一般化的爭論是不可能得到一致意見的，因為矛盾存在于客觀的實際上，即遺址廢墟本身具有兩重互相矛盾的性質和價值。

　　那么究竟怎么辦呢？辦法是：既然圓明園遺址具有雙重意義，那么，我們就不妨采用雙重做法，即復建一部分景點，保留一部分廢墟，在二者之間搞平衡。但指導思想是統一的，即：以復建部分顯示我國古代文明的輝煌，以它的輝煌映照出帝國主義的貪婪和野蠻。這是一個完整的構思。

　　需要重點說明的是部分復建的意義和方法。因為復建決不能違反保護文物建筑或遺址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那個基本原理，就是：不能違反《文物保護法》。保護文物建筑或遺址，首先要保護它所攜帶的歷史文化信息，保護這信息的真實性。

　　在圓明園這個具體項目里，我們討論的是廢墟，是遺址。這個廢墟失去了原建筑的大部分信息，但廢墟又獲得了它特有的歷史信息，這便是關于清代朝廷的腐敗和帝國主義者侵略的信息。那么，表面上看好像問題依舊是老樣子，但其實不一樣。我們不可能再現原有的圓明園，文物建筑一旦失去便永遠失去了，然而我們能不能比較真實地、比較可靠地再現一部分歷史文化信息呢？這應該是可能的。清代的建筑已經高度程式化了，尤其是官式建筑，還有《工程做法》一類的書可以參考，關于圓明園本身，則有早期的《四十景圖》和“樣式雷”燙樣，資料相當清晰完整。如果我們沉下心來，力戒浮躁，十分精心，十分細致，不盲目追求進度，不規定期限，修復幾個景點可以很接近原物，從而使人們多少能對我們民族光輝的文明成就有些了解。當然，復制品的價值遠遠不能和原物相比，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所以，復制的景點，在認識上，必須把它們當做在原址上制作的足尺模型。自然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都有一些模型陳列著，不能說它們對我們的認識毫無意義。

　　復制品應“天衣有縫”，不可亂真

　　這套模型的制作，首先應該嚴格遵循文物建筑和遺址保護的基本原則：復制品無論如何不能干擾甚至破壞發掘出來的原存基址遺跡。《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說：“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它的著眼點就是要保護好真正的歷史原物，那是比復制的整個足尺模型都更有歷史價值的。因此，復制品要有一些特殊的設計要求。即，第一，應該是可逆的，有朝一日拆除復制品的時候不致破壞原來真正基址的遺存；第二，應該具有歷史的可讀性，即在參觀復制品的時候，如果有需要，可以看到原來真正的基址。為滿足這些要求，建議把復制品的地面架空，下面裝燈，室內地面局部用玻璃磚，并且把室內地面做得可以分塊掀開。中國古建筑都有一個比較高的臺基，而圓明園古建筑的原基址遺存又比較低平，則這樣的架空式復制品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并不需要很高，不致明顯變形。而且，這種架空的做法又滿足了第三項要求，即可識別性，也就是，認真去看，則復制品看得出來就是復制品，而不刻意追求“天衣無縫”。對文物保護來說，凡修繕、剔補、構件更換、復制，要的是“天衣有縫”，要的是不可亂真。這才是國際上通行的準則。

　　當然不是很難看的縫，而是很巧妙而又很明白的“縫”。

　　其次，就是絕不可給全部景點做復制品，要既復制一部分又要保留相當多完全現狀的殘毀遺址。也就是說，不可以讓清廷的腐敗和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罪行的實物見證完全消失，而要它們以足夠的數量和足夠的強度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緊的是，復制哪些景點，保留哪些殘跡，都得仔細下工夫斟酌。

　　要從圓明園的整體著眼，從遺址的狀況著眼，既考慮原來的藝術成就，也考慮保護的技術可行性，但不要過多考慮能用來賺多少錢。而且，復制部分和殘址部分的對比，不但要存在于圓明園的整體之中，還要存在于景點之中，即復制的景點里也要部分地保存著殘址。例如，一座四合院，只復制三面，留下一側廂房的殘跡，不要復制。

　　這樣，善與惡、美與丑的對比就會更強烈，更具有戲劇性，當然不是“戲說”的戲劇性，而是悲劇的戲劇性。

　　復建建筑是科學精神的教科書

　　被毀建筑甚至整個歷史街區的復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德國、法國、俄羅斯、波蘭這些遭戰爭破壞最慘重的國家里很普遍，成為主流。因為如果不重建，這些國家就幾乎沒有完整的文物建筑了。不過，這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對文物建筑大多已經做過詳細的測繪檔案，所以復建水平很高。對一些沒有測繪檔案的建筑或者建筑的局部，復建前都做了驚人的過細研究。

　　例如德累斯頓歌劇院、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羅修道院、盧昂的哥特式主教堂等。德累斯頓歌劇院的復建前研究工作做了12年之久，施工花了9年。施工期如此之長是因為同時仍在不斷研究。事后，在歌劇院旁建了一座博物館，專門用來陳列全部復建研究的資料。其中有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戰前小學生畫的寫生。連指甲大小的一片片墻上灰皮都從瓦礫堆里收集起來，以弄清一個個廳堂內墻面的顏色。彼得保羅修道院也有一個大廳陳列這類資料，包括一塊又一塊磚縫中的干灰漿，旁邊放著對它們做的化學分析報告。盧昂主教堂里，墻上和柱子上掛著些鏡框，里面有照片也有圖，詳細標明墻上、柱子上，哪一塊石頭是舊有的，哪一塊石頭是后補的，一絲不茍，認真之極。所以，復建的建筑，是一部復建工程的歷史書，是一部科學精神的教科書，它又獲得了一種新的價值，在國際上受到尊重。

　　如果我們只是不動腦筋地照原樣重建圓明園的景點建筑，那又將是一種恥辱，一種對歷史、對文化、對科學茫然無所感知的恥辱。但愿不致如此。

　　□陳志華(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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