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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龍昊
近6年來，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積極財政政策對拉動內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就業、促進西部開發和從整體上保持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勢頭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林躍勤博士認為，這些效益的獲得是以尚未“清盤”的巨大代價為基礎的，而且，作為一種短期的宏觀調控手段，隨著有違啟動內需“臨時性手段”
初衷的“超期服役”，積極財政政策的雙刃劍效應也與日俱增，導致了國債資金膨脹、財政風險擴大。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
債務累積風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累計發行建設國債9100億元，財政赤字率有1997年的0.78%提高到2002年的2.99%，并沒有超過國際公認的《馬斯特里霍特條約》規定的3%的警戒標準，但林躍勤認為，中國債務率僅指中央債務率，而沒有包括地方政府債務。雖然《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沒有發債權，但實際上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種顯性和隱性債務已經超過13000多億元。可見，未包括地方政府債務在內的財政債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債務。此外，外債也沒有包括在財政赤字之內。所以，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和外債，財政赤字率會遠遠超過3%這一警戒線。林躍勤還認為，為配合國債項目而發放的大量銀行貸款實際上有相當大的部分將會成為不良資產和壞賬損失、糧食系統虧損掛賬、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等均須最終由財政埋單“剝離”，也是不可忽視的財政債務。長期實行財政赤字政策，擴大國債規模，會對財政造成較人的壓力和風險，使財政負擔與財政支付能力失衡。當財政負擔積累到超越經濟和社會承受能力時，就有可能演變成財政危機甚至經濟危機。
效率損失風險。國債資金的安排使用過程中存在大量浪費和低效率現象。根據對甘肅、山東和江蘇等地的國債項目調查發現，一些國債項目因前期準備工作不足，不能按時開工和竣工而造成國債資金閑置。僅江蘇四個省轄市的交通、水利國債項目就有3.1億元國債資金就這樣閑置著。據統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邊際產出率從“六五”時期的1.8上升到“九五”、“十五”的4.49和4.99，林躍勤指出，這與國債項目增多及其配套資金擴大、失誤多、浪費嚴重和低效率有著直接聯系。
結構失衡風險。林躍勤說，持續多年的國債投資在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局部過熱、經濟結構失衡情況的發生。過去幾年國債資金過多參與到經營性和市場競爭性項目并引發大量配套項目投資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地方和企業傍“國債”項目不計其數，加劇了投資過熱、低水平重復建設和部門結構失衡。特別是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從2003年26.7%提高到2004年第一季度的43%，個別部門投資增長率甚至達到或超過100%，如鋼鐵增長率96.3%、水泥增長率130%，其他如電解鋁、煤炭、房地產和汽車等的投資增長率也居高不下。投資增長過快和原材料及交通、煤、電、油、運等方面的相對滯后和壓力已經困擾著中國經濟的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通貨膨脹風險。由國債投資及其配套貸款所引發的貨幣貸款增長過猛所形成的通脹壓力增大。林躍勤說，國債投資的乘數效應很大，國債項目的大量配套資金通常是由地方和企業向銀行貸款來，極大地放大了銀行信貸資金規模和不良貸款的累積，而配套資金的不足往往導致大量半拉子工程的形成。據測算，近幾年，國債拉動的投資規模超過了25000億元。因此，2004年初以來CPI指數的不斷攀升，通貨膨脹壓力的加劇，與國債規模急劇膨脹導致銀行貸款擴大有著直接關聯作用。
體制回歸風險。林躍勤說，積極財政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對經濟的一種干預政策，這種干預可能因為缺乏充足的信息，造成決策失誤，極大地浪費有限的社會資源。國家發改委直接參與安排國債資金和項目使政府直接控制投資和經濟發展的作用被空前放大。而國債建設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的“擠出效應”也不可忽視。大規模的財政投資項目及其配套項目占用了大量資金，使全社會投資這塊蛋糕基本上被國有經濟切去，而國有企業對國債資金使用的軟約束是導致國債資金效率整體偏下的重要原因，這與建設市場經濟的初衷是相悖的，與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的目標也是南轅北轍。長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將會抑制微觀經濟活力的發揮，偏離市場化改革方向。
因此，林躍勤指出，客觀形勢的巨大變化、財政風險的不斷積累對經濟健康發展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加劇，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重新設定要求積極財政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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