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急需避免轉型陷阱經濟安全

　　楊良敏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我們怎樣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如何保證國家經濟安全？近日在重慶舉辦的“經濟安全：預警與風險化解”國際學術研討會上，110余位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就當前我國經濟和金融安全現狀、特點及存在的風險，建設國家經濟安全體系及預警機制，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風險發表了各自的看法，并從國企改革與管理、區域經濟協 調發展等角度對經濟、金融風險的預警、處理進行了詮釋。

　　該研討會是國家行政學院承擔的世界銀行研究項目——“中國國家高級公務員市場經濟課程培訓開發與研究”的一次重要研究活動。本報選擇部分觀點以饗讀者。

　　本報記者 龍昊

　　自19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中崛起的中國，因自然封閉狀態而成為亞洲地區惟一沒有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目前仍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但是，讓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張孝德博士的擔憂是，中國經濟所擁有的高速增長，仍屬于重復日本和東南亞式的導入型增長。中國的成功使得很多人并沒有完全意識到和著手解決存在于經濟社會中隱性增長模式轉型的危機。

　　張孝德深入分析了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危機。他將世界經濟的增長分為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導入型增長模式，認為兩者的區別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內生于西方社會中，是在社會變遷中創造出來的，創造主體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而在西方文化體系之外的市場經濟是從外部導入的，導入的主體是政府，或者是政府容許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整體上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力大于民間自由選擇力的制度體系和文化環境。

　　張孝德認為再生市場經濟的國家，通過引進技術和資本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最經濟的選擇和追趕發達國家的捷徑。到目前為止，再生市場經濟國家利用技術和資本的引入成功實現經濟起飛的經驗有很多，但能夠成功地實現從增長模式轉型的尚沒有。

　　張孝德認為日本和東南亞的經驗教訓可以表明。

　　人們往往把日本發生泡沫經濟的原因歸結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敗，在張孝德看來不那么簡單。他說，1980年代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深層原因，應當是增長模式轉型的危機。

　　張孝德認為，由于經過二戰之后出現的以家用電器、汽車為主導產品的制造業的發展，到了1980年代發展到巔峰。世界經濟如果再往前發展，則面臨著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在這樣一個時期，當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報告”中關于由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政變戰略，將投資方向引向房地產的同時，與之對照，美國的投資則開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正是這樣不同方向的選擇導致了日本經濟與美國經濟大相徑庭的發展。當日本在198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長期陷入經濟衰退的困境時，美國經濟則在踏上新經濟的快車道后，進入長達110個月經濟增長期。

　　為什么日本會作出錯誤決策？張孝德說，在一個從社會文化導向、企業制度、人力資源類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為二次創新服務的社會結構中，在一個缺乏鼓勵冒險，鼓勵原創的經濟環境中，不僅政府不會主張將二戰以來在傳統制造業中獲得的剩余，投向充滿風險的高科技領域，即使政府這樣決策了，社會和企業也很難作出同樣的反映。

　　對于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深層根源，張孝德認為是對資本引入依賴的陷阱。東南亞“四小龍”在過去40多年經濟增長來源的分析顯示，生產要素投入�搫趧恿�及資本�數牟粩嘣鲩L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最主要源泉，技術進步對過去40多年的經濟增長貢獻很小。

　　由此，張孝德得出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警示和借鑒的結論：再生市場經濟的國家在引進外資和技術，完成財富和生產力的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如果等到引進的增長效應出現邊際遞減的情況下，才開始啟動建立內生的增長模式，那么從導入增長模式向內生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就會出現一個模式轉型銜接的斷層。這個斷層就是陷入引進依賴的陷阱。

　　張孝德指出，中國要避免陷入引進依賴的陷阱，實現導入增長模式向原創的內生增長模式的轉變，首先在認識上有一個對如何看待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問題。

　　進入2l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和深度的加強，外資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中最富有活力的組成部分。不過，FDI對中國經濟增長有限：從大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資的經驗看，跨國公司在本土的投資中所產生的技術溢出，無論最大化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出現在溢出效應中獲得構成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中國如果期望依靠技術的溢出能獲得內生增長的所需要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是我們利用外資在工業化初期，可以實現財富和資本的原始積累，在一定時期內獲得GDP的快速增長，甚至可以快速提升一國的經濟實力，但我們無法依賴外資獲得一國支持經濟持續增長的競爭力。因為一國的經濟實力的基礎是經濟的總規模，而一國的競爭力來自科學技術創新基礎上的生產率。二是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我們可以通過交換獲得技術轉讓，但我們無法通過交換獲得創造這種技術的原創的能力、原創的組織和制度。三是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在一定限度改善和提升我們的產業結構，但我們不能依賴外資獲得關系國家安全技術和國家級競爭力的技術。

　　不過，張孝德表示，目前是中國開始考慮嵌入內生戰略的最佳時期。他的理由是：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完成了財富的原始積累，開始形成了滿足生存需要后剩余，為嵌入內生增長模式具備了物質基礎。張孝德說，作為導入增長國家，嵌入內生增長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須形成支撐內生增長所需要的物質基礎，這個物質基礎就是要有滿足溫飽需求的社會剩余。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具備了嵌入內生增長模式的物質前提。中國在消費、投資、儲蓄以及進出口的總量上都位于世界前7位。目前，我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存量高達3951.9億美元，位居世界第4位。張孝德強調，目前形成的財富積累既可以成為中國走向更加內涵的發展的階梯，也可以使我們在顯富的張揚中陷入發展的困境，中國一定要把握好財富積累所提供的階梯功能。

　　二是處在升級中具有彈性的中國產業結構是嵌入內生增長產業的最佳時期。張孝德說，目前中國正處在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產業發展時期。構成一個國家經濟安全和綜合競爭力的基礎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目前中國正在進入重化工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洗牌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一方面要利用外資的資源來改造和提升我們的傳統產業，另一方面由不能將洗牌的權利交給引資來進行。在目前的產業結構大調整中，我們必須樹立中國經濟的主體意識，必須為中國內生增長力提升和發展留下空間。在目前產業大洗牌中，如何利用市場的力量導控洗牌的進程，既要保留市場經濟的博弈空間，又要保證終局的獲勝。這是對中國政府與企業的最大的挑戰。

　　三是目前是中國導入新的引資戰略、避免陷入引進陷阱的關鍵時期。目前中國正處在由優惠引資向選擇引資轉變的時期，如果我們繼續沿著優惠引資的方向走下去，我們將會從利用外資變成陷入依靠引資的陷阱中。張孝德認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在入世之后，中國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善性極大改進的前提下，特別是目前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相比，中國的投資環境還表現出許多投資優勢的前提下，中國如果繼續進行優惠引資，那么不是彌補了外國投資的風險，而是在加劇中國經濟本身的風險。令人擔憂是，目前在全國各地存在的招商引資的高潮，已經出現引資依賴的苗頭。如果我們不能夠對這個趨勢加以控制，中國有可能陷入引進陷阱的風險。

　　張孝德還認為，處在可塑性的市場體制發育的時期，是導入內生增長機制的有利時機，并且，目前中國不僅具有發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也具有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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