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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是如此不能討人歡喜的一類人，譬如說，安德魯.勞倫斯。
1999年，他竟然焚琴煮鶴般將一系列藝術的、經典的、似乎總與某種難以名狀的精神與意志相關聯的偉大建筑與經濟危機掛上了鉤。他認為，世界最高大樓的開工建設與商業周期的劇烈波動高度相關，世界最高大樓的興建通常都是經濟衰退到來的前兆，離經濟衰竭只有半步。
關于這一點，從大都會人壽到帝國大廈再到吉隆坡雙塔，概不例外。而馬克.桑頓，則緊隨其后給出了證明，就在那份名為《摩天大樓與商業周期》的報告中，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被一再演繹，偉大的哈耶克竟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了這一結論的重要淵源。
但這和中國又有什么關系呢？確實，無知者無畏的現代大儒們正在試圖以種種貌似神圣或理性的借口反對一切有望載入史冊的大工程，而支撐這場運動的根本卻是他們“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生存方式。
看破了這一點，就能輕易發現“以不相信論證不合理”本身就是極其荒謬的一件事。
事實上，真正的危險應該來自這樣的可能：中國的改革不會因為無謂的反對而嘎然中止，但卻極易由于不斷取得的成就的支撐而產生持續改進的倦怠以及對于客觀規律背后邏輯的不置可否。
仍然回到“第一高樓”問題上來。
就其本質而言，經濟學作為科學的一支，其解釋現實、指引未來的功效不應受其顯而易見的缺陷影響而被全盤否認。
完全不同于從水晶球中觀測世界的巫術，關于“摩天大樓指數”與經濟危機間的“百年病態關聯”，重要的是其背后合乎邏輯的運行機制—即商業繁榮時期的低利率造成長期資本品價格相對于短期資本品價格上漲，從而使更多資源被配置到遠離最終消費的生產中，而一旦利率變動，則資本所有人承受重大損失并波及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從而導致金融與經濟衰退—是否能被有效打破或避免，而非簡單的對于單個偶像的祛除或樹立這樣的討論。
關于這一點，就如第一高樓的矗立并不一定標志所在國或地區真正的長期競爭力的形成一樣顯而易見。
那么，我們能夠打破上述規律嗎？情況甚至可能比馬克.桑頓所指的更糟糕。因為在中國，由于“獨有的”資金價格非市場化以及決策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長官意志、政績沖動，對于所謂長期資本的追逐將更易在短期內大起大落，而其后果亦往往更難意料。
不要再說什么“中國曾經成功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空話了，看看海口、北海的爛尾樓吧，毫無疑問，它們一樣承載過標志繁榮、推動發展的光榮使命，但結果呢？
因此，讓我們在開始謀劃一切“大場面”前，首先記住另一位勞倫斯—勞倫斯.彼德在《彼得原理》一書中所提的諍言，“爛攤子的借口不外是要進步就非得如此；然而，爛攤子就是爛攤子，與進步與否根本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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