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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有著悠久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但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型官員還是出現在現代政治范疇之中。專家執政是現代政黨和政府提高執政能力，實現科學執政的重要途徑之一。正因如此，學者型、專家型的領導干部也開始在國內日益受到重視與關注。
因為學者型官員同時具有學者和官員“雙重”身份和責任，所以他們往往受到雙重的要求，甚至要面對“兩難”的選擇。首先，學者型官員需要同時具備經世致用的“入世”
熱情和保持學術獨立的理性與超然立場，否則就可能導致“官不官，學不學，執政無政績，治學無建樹”。其次，不少學者型官員集行政事務和學術研究于一身，他們不得不接受人們對其研究水平和實際執政能力的雙重檢驗，因而，他們必須努力處理好自己的學術生命與政治使命之間的互動與統一的關系。再者，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往往不會等長，而學者型官員的個人命運在遭遇學者與官員之間轉換的時候，他們應該如何擺放自己的心態？因此，如何獲得學術和政治的雙贏，一直是學者型官員自身及人事決策部門需要面臨和回答的問題。
當我們《廣東歷史文化行》報道組到達廣州增城市的時候，兩位都出自增城、同時擁有名臣和碩儒身份的歷史人物引起我們的關注，他們就是崔與之和湛若水。他們都獲得了政治、學術的雙贏。他們的經歷及總結、開啟的學術與政治傳統，仍能為今天的學者型官員帶來重要啟發和借鑒。嶺南傳統文化中的理學思想可以成為學者型官員們處理好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系，更好地發展自我的一個思想淵藪。
南宋崔與之和明代大儒湛若水有幾個相似之處頗值得關注：其一，都是在政治生活中比較得意，晚年主動辭官，都得到統治者的真誠挽留，都曾經因為去留問題發生過多次推讓：崔與之3年內辭官13次，為海內之最；而湛若水也辭了3次。這都可以作為他們政治上比較成功的佐證。其二，崔、湛二人都不曾遠離知識分子傳統，他們都熱衷于建書院、辦教育，極其重視人才的培養，學術立言也都有值得稱道的成就；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與嶺南理學傳統息息相關。其三，他們在政治和學術之間進退裕如，心態良好。
研究者分析，正是強調兼容并蓄、儒道并重、進退有節的嶺南理學精神，為崔與之、湛若水在仕途和學術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嶺南理學是中原儒學的一個分支，其特點之一就是更多地融合道家的思想，既贊同積極進取、濟世救民，也強調通過修身來悟道，使得這種哲學的實踐者具有更大的精神進退空間。從歷史上看來，崔與之和湛若水就是嶺南理學傳統靈活的實踐者。他們之所以能夠既作為定亂興邦的名臣，又在學術人格上獲得千載之下后人的崇仰，正得益于他們深具嶺南文化特征的人生哲學。在進退有節的哲學思想指引下，他們做到了為官佳，為學問亦佳，進亦樂，退亦樂。
多年來，增城市群眾以崔與之、湛若水廉官、碩儒而自豪，自發保護名人遺跡，宣揚名人故事精神。增城黨委、政府也以兩位歷史文化名人為官清廉高潔、是非分明、鐵骨錚錚的事跡與精神作為歷史教材，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和個人修養。不僅如此，該市還積極開展崔與之、湛若水有關文物的調查、整理，加大文物保護力度，盤活相關文化資源，如計劃修復湛若水墓，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放；通過舉辦系列展覽和圖書出版，宣揚本地先賢的優良傳統和高潔人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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