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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紀霖
我的《考研為何重蹈高考覆轍》一文在《南方都市報》發表以后，在網絡上引起了熱烈爭論。有些讀者批評我對地方院校出身的學生有“虛妄的優越感與偏見”，雖然有抽離我原文問題語境的諸多誤解，不過，假如其中的個別詞句客觀上無意傷害了他們敏感的自尊的話，我依然愿意表達我真誠的歉意。
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們，從他們的素質而言，都是聰明的人才，但四年的本科應試教育，將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活活糟蹋成了考研機器，我們要追問的是：這究竟是誰之罪？
大家都公認，這一切完全是由不合理的應試制度造成的。但問題在于：無論是家長、學生、老師，還是學校、教育管理部門，大家都批評和痛恨應試教育，為什么這幾年應試教育不僅沒有弱化，反而被變本加厲地再生產出來？其背后的生產機制究竟是什么？它在我們當今這個社會結構中體現了什么樣的功能？令人困惑的是：一種人人都認為不合理的制度，為什么它還能夠存在下去，并且在繼續蔓延？
我在上一篇評論中提到的閻云翔教授，最近在一個訪談中，分析了中國的全民學英語運動。他發現，英語在中國起到了一個不可替代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功能：通過英語考試可以向“上”流動。英語是應試教育的核心，閻教授的上述看法，完全適用于應試教育在當代中國的功能分析。一個同質化的等級社會，需要一個大家認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篩選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證在這個社會里面底層精英們有機會往上流動，通過制度的安排讓精英們看到希望，不至于淪落為社會的邊緣人，流落江湖鋌而走險。這一建制化的設置，在傳統中國是科舉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試乃至各類升級等考試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應試教育網絡。當年多少人感嘆科舉制毀滅人才，但依然維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應試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敗現象時有發生的社會里，卻是眾多選拔制度中唯一具有形式合理性、比較公平的競爭方式。
不過，這一形式公平的應試教育，在實質上是極其不合理的，如果說，科舉制度使得中國的大多數精英封閉在圣賢的思想中，缺乏創新能力，最終使得中國落后于歐洲的話，那么，如今這一新的應試制度，同樣在摧殘人才、摧殘中國人的智慧，并將進一步拉大中國與世界在知識創新能力上的差距。這是在一個等級社會中，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實質性代價，為了等級社會的制度性穩定而不惜摧殘個人的自我創新。
以城市和沿海為中心、農村和內地為依附的等級性社會，在學歷認同上是通過以應試教育為核心的等級性文憑體制所安排的，在這樣的體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價值，缺乏自主性，成為了依附于重點高校的升學預備學校。而在美國，許多州一級的大學、學院，乃至社區學院，具有與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學生們不必非通過升入常青藤名校，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但在中國，不僅國家重點與地方高校存在著這樣的同質化的等級性網絡，而且也將這一等級性關系放大到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之中，不少考入國內頂尖名校的學生，大學四年將目標定位在出國，專攻托福、GRE這類洋應試工具，而對專業知識不甚了了，我在國外，不止一次聽到教授們對某些中國留學生的抱怨。
在當代中國，無論是在教育建制，還是人們的社會心理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應試教育為核心的等級性教育網絡，地方院校-211高校-重點大學-985高校-歐美大學，這一金字塔型的結構形成了誘惑學生們往上爬的階梯。越往上走，越能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過人上人的生活，并擁有為人的尊嚴。于是，千軍萬馬考研、考托福，應試教育遍地開花，“新東方”與“考研基地”比翼齊飛。地方院校與重點高校之間，重點高校與歐美大學之間，不同學科和專業之間，形成了可換算為未來實質性收益的等級性關系。這樣的等級性關系，不僅通過國家對高校投資的不平等關系體現出來，而且也通過社會各界包括媒體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學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應試實踐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讓我真正憂慮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來臨。假如不改變應試教育，中國的教育從小學一直到博士，遲早會被應試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過來說，只要等級社會一天不改變，在社會公平的壓力之下，應試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為支配和繼續再生產社會等級關系的強大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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