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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10月24日報道，近日出版的《廣州年鑒》2004年刊將孫志剛案作為大事收入，雖然個體案件編進《廣州年鑒》比較罕見，但編者認為，此事件具有較大的影響，也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現實價值和參考價值。筆者認為，《廣州年鑒》此舉具有歷史眼光、法治眼光，意義重大。
首先，筆者為官方正史記載孫志剛事件感到欣慰。孫志剛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
，觸發了中國法律在一個方面的改革和進步，《廣州年鑒》收錄這一事件，可以說為這件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這可以告慰孫志剛在天之靈，也使他的父母、親屬，使一切關注孫志剛事件，為公正解決此案而努力的人感到安慰和鼓舞。
其次，長期以來，我們對待現實和歷史有一種不正常的心態，我們力圖回避某種意義的“陰暗面”，尤其是執法機關的“陰暗面”。這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必要的。孫志剛事件的公開報道，案件的公開審理，國家并沒有亂，天并沒有塌下來，恰恰相反，案件的公正判決，事情的正確解決，使得人們的疑慮與不滿得到疏解，使人們看到了希望，感到通過理性的呼吁，通過法律程序，可以解決問題，而且是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孫志剛案值得載入史冊，應該載入史冊，《廣州年鑒》做得對，做得好。
事實證明，除了法律的公正，公開也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設想一下，如果孫志剛事件一直捂著，只求內部解決，事態會如何發展。再設想一下，如果在非典發生后不采取果斷措施改變隱瞞疫情的做法，后果會是什么。其實，我們從這兩件事的處理中已經嘗到了公開性的甜頭，但由于習慣和惰性，有些人和有些部門還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還沒有擺脫所謂“家丑不可外揚”的陋習。這不但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還會把好事變成壞事。
《廣州年鑒》這次把“非典”和孫志剛案寫入大事記，是十分明智、十分有遠見的做法，值得在類似情況下效仿。
孫志剛案的結果，是國家廢止了早已過時，早已顯露不合理，一直有人呼吁建議廢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遣送辦法》，代之以城市救助管理的新辦法。這件事的處理之果斷與徹底，簡直有些出乎人們的意外，它收到大得人心的效果是不足為怪的。但另一方面，從憲政和法治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個案的性質。政府對這件事作出了迅速的反應和果斷的解決，但這并不意味著性質相同的類似事件都能得到這么正確、徹底的解決，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法律上的機制和程序來保證做到這一點。
從根本和終極的意義上說，孫志剛案應該開啟我們對于“合憲性審查”的嚴肅認真的思考。過時的，與憲法這個國家根本大法相抵觸的法律、法規、政策，應該遵循憲法的精神和條文廢止或修訂，應該有相應的機構和法律保證審查與修改的程序能夠啟動和進行。如果能實現這一點，哪怕廢止、修改現行法律條例的過程慢一些、復雜一些也要好得多，因為制度性的保證是最可靠的。
最近，中央許多部委清理、廢止了大量過時的、互相矛盾的規定。這無疑大大有利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無疑是行政執法方面的進步，但我們知道，沒有得到審查和矯正而應該得到審查和矯正的法律條規還有不少。
孫志剛案是一個起點，只有當我們能看到在憲政和法治的建設上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向什么目標努力，我們才能說自己是一個有政治智慧的民族。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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