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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與十大杰出青年評選高歌猛進的態勢不同，迷惘的一代頹喪的氣息卻在社會上時隱時現。這兩廂之比，深刻反映出社會教育實現模式化、系統化機制的緊迫性，同時這種比較也“逼迫”出這樣的命題——十大杰出青年和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一個個為了一句話、一件小事就可以要死要活的青年究竟有多遠？“中國十大杰出青年”評選活動宗旨——發現青年
人才，樹立時代楷模，宣傳“杰青”精神，和感召這些青年到底有多遠？
隨手翻開報紙，10月19日《揚子晚報》：“女孩尋死，累煞民警”、“(一對青年男女)酒后竟然鉆車肚”；10月20日《江南時報》：“十七歲少年犯崇拜‘搶劫美女’”……
作為個人沉淪的極端，你當然可以說，十七歲少年犯是一個特例，他不會是某個群體的代表人物。筆者承認這一點，然而，在“進”入他的人生軌跡時，筆者卻始終感到了一種發自心底的驚悚：一些青年人，在走向一個深不可測的泥潭時，顯得是那么突然、偶然、決然，這暴露了他們在面對人生困境時的極端低能，同時也直指社會教育——包括十大杰出青年評選——在形式上，在具體幫助人身上的平庸和虛幻。
因分手選擇自殺，因借酒澆愁鉆入車腹，因父亡家貧選擇輟學，既而在影視作品“搶劫美女”的“示范”下選擇犯罪，并且對犯罪渾然不覺……，在這些青年人身上，你除了看到頹廢，看到無知，看到脆弱外，你幾乎看不到健康上進，看不到愈挫愈勇，更看不到杰出青年的影子。
面對他們，筆者心寒。十幾年前，當筆者以19歲羸弱的身軀步入共和國的坑道，并且第一次進入就遇到塌方，就與死神握手時；當這座坑道已吞噬數名年輕戰友的生命；當一群以杰出戰友為榜樣的青年人在不斷的失敗中尋求個體品質堅韌的方式時，如果他們知道他們的背后是這樣一群迷惘的青年，又該如何安慰自己？
從品質上說，也許那一群“無名的大多數”都具備了杰出青年的軟、硬件，但是，他們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幾無影響力可言，這也正是對當前十大杰出青年評選面臨問題的提示——如果這樣的評選不是去主動影響年輕一代，或者接受他們的影響(主要是實行初期投票和評選)，不是以轉變某些青年人乖張的個性、厭世的心理為歷史性的責任，而是任由年輕一代“自由發揮”，任由他們的故事成為媒體上的驚嘆，直至某年某月威脅到“杰出青年”的基礎乃至成色，那么又究竟有多大價值呢？又能堅撐多久呢？
對評選和候選人的宣傳，當然是一種影響力的保持，但是這種影響力因評選的現有程序安排而減弱——從第四屆起，社會公開投票方式被取消了，只有在官方最后揭開30候選人的面紗時，我們才或可評判，但一般來說決不能改變什么結果，只有在10位杰出青年鏗鏘出爐時，我們才會發出“哦”或者“噢”的一聲，其他時候，我們惟有等待，惟有觀望，失去了參與感，失去了大部分的話語權，這未嘗不是評選活動之失。
這樣說，并不是把杰青評選看作是社會教育的代替品和全部價值的轉移，而是希圖它能在我們的清醒意識下，成為社會教育失地的收復者，成為社會教育舉國體系打造的關鍵一步。十大杰出青年評選動員起相關群體的關注，接下來，它需要動員的就是區別于任何一個單項活動所僅有的影響力的影響力。
“十大杰出青年”評選，不能僅只是個體榮譽的加冕，它的領獎臺不能成為曲高和寡的“圣壇”，這一評選應是全社會、全體青年的靈魂洗禮儀式，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即使一名“賣菜郎”，一名失去父親的貧困學生也自信只要奮斗就有望當選的“我的評選”。
王小波說，我們的社會里，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里。
誠如斯言。筆者更希望把杰青評選本身轉變成青年人精神圖騰的塑造過程，如此，那些受到物質生活傷害或在物質生活中迷失的青年，才會取得一柄最合適自己的劍斬掉人性的羈絆。
不然，你去問一問街頭那些衣服光鮮目光迷離的青年，他們不會告訴你：恨不做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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