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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舸
如果你是農(nóng)民工老高，你會怎么辦？是將自己憤怒的巴掌打向包工頭？還是繼續(xù)無助地等待包工頭的良心發(fā)現(xiàn)？
據(jù)10月20日《華商晨報》的報道，為了讓警方介入“討債”，一夜之內(nèi)，沈陽10多
名農(nóng)民工毆打拖欠工錢的包工頭，并兩次“報警”走進派出所，其中，就有農(nóng)民工老高。
在這里，出現(xiàn)了兩種“知法犯法”：對于以老高為首的農(nóng)民工來說，當他們舉起拳頭揮向包工頭時，他們其實知道這是犯法，而且，他們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主動采取這種行為，按照老高等的設想：在自己毆打拖欠工錢的包工頭，并且主動報警后，警察當然會來。而警察一來，什么問題都好解決了，自己被拖欠的工錢也就有了希望。
老高是如何產(chǎn)生這樣的判斷呢？筆者估計，老高的想法，大致與那些頻頻表演所謂“跳樓秀”的農(nóng)民工一樣，經(jīng)過長期的討債實踐，摸索出了一套經(jīng)驗：一旦采取類似的過激行為，就會驚動諸如媒體、警察等相關機構人員，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如此一來，以前一直“按兵不動”的勞動主管部門也會行動起來，自己的工錢也就解決了。
當一種非常態(tài)現(xiàn)象變得越來越司空見慣，像老高這樣的農(nóng)民工們也就會自發(fā)地總結出規(guī)律，一個人在維護切身利益時，就會采取所能采取的各種手段。就如一個身處懸崖險境的人，它會把一切可抓到的東西當成救命的繩索。不是總有人說“跳樓秀”是違法行為么，上街堵塞交通討要工錢是違法行為么，毆打乃至囚禁拖欠工錢的包工頭是違法行為么，可是老高們看到的是，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工錢就沒有一絲討回來的希望；如果自己這樣做了，當然要付出代價，而且在外人看來這代價相當高昂和沉重。可是，與用來養(yǎng)家糊口的救命工錢相比，這些代價又算得了什么呢？
這就是老高們的“知法犯法”行為，而其實這樣的做法，也是對抗另外一種“知法犯法”行為。雖然國家明令再三，要堅決遏止普遍性的拖欠工資行為，并且各類整治行動也層出不窮。但從媒體的報道和老高們的切身感受來看，環(huán)境并沒有得到改變和好轉，討要工錢的常規(guī)之路依舊艱辛。無論是勞動仲裁、還是尋求法律援助，效果往往令人失望。當失去對這些“官方層面”的最后信任時，老高們又走回了老路——一切都要靠自己，靠自己各種想得到的行為，哪怕它過激乃至違法。而拖欠工錢的包工頭們，往往毫無顧忌地知法犯法，因為他們也知道，農(nóng)民工們尋求正常途徑幫助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
于是，無論是老高們還是包工頭，都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常識”得出共同的結論：行政管理靠不住，法律靠不住，只有雙方面對面的博弈，才能獲得一些成果。而談判發(fā)展到最后，就容易演化成一場雙方的暴力沖突，我們已經(jīng)看到很多民工討薪被暴打的新聞，當然也看到了老高們毆打包工頭甚至要囚禁他的故事。如此一來，社會重新陷入可怕的“霍布斯叢林”狀態(tài)：弱肉強食，以暴力為生存法則，維護自己的權益就必須損害他人的權益。
這就是前兩種“知法犯法”所造成的后果。而筆者最后還想提一句：在這兩種“知法犯法”的背后，人們也可能會得出另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的執(zhí)法部門為什么總是無力而沉默著，任憑事態(tài)一步步走向惡化，甚至“推”著原本無辜的老高們走向犯罪的邊緣。那么，他們的這種行為，算不算知法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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