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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劉文寧
把我們的目光、把我們的話筒對準他們，記錄下那些時常被湮沒的、邊緣的、微弱的聲音，諸如殘疾人、鰥寡孤獨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無論農村還是城鎮的貧困人群，甚至包括對新環境無可適從的移民等種種弱勢人群的聲音，及時地、真實地傳達他們的利益訴求，這也是媒體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每周日中午15分鐘的電視手語新聞，其實我們聾啞人對里面的大部分內容都看不懂。”10月18日的《新聞晚報》報道說，上海的聾啞人看不懂當地電視臺的手語新聞———很可能，這一結果是在許多人、尤其是節目制作者的意料之外的。
記者從一位接受調查的聾啞人那里了解到，問題主要在于，電視中的手語和聾啞人平常交流用的手語不太一樣，加上速度太快，令聾啞人難以理解。上海聾啞人協會主席陳捷對比了日本的情況，“在日本，每當有配手語的節目播放時，往往把手語畫面作為主要畫面，聲音僅僅是配音，但我們這里正好相反，手語畫面被縮在一個角落里，由于畫面太小，聾啞人看不清手語，更看不清打手語者的面部表情，對聾啞人來說模糊了這兩個最重要的獲取信息的途徑，當然看不懂電視在放什么。”
為聾啞人推出手語新聞，這一做法本身就體現了某種關懷，而當地報紙又跟進追蹤手語電視新聞的社會效果，應該說，這樣的媒體及記者保持著對聾啞群體生活狀態的較高敏感，難能可貴。可以設想，如果我們的記者漠視身旁聾啞人的一舉一動，不肯與他們打交道，那么，是寫不出“聾啞人看不懂手語新聞”這類報道的。
所謂媒體的良知、道義、責任，其實就是從傾聽開始，尤其是傾聽某些被我們日常忽略了的人群的聲音。把我們的目光、把我們的話筒對準他們，記錄下那些時常被湮沒的、邊緣的、微弱的聲音，諸如殘疾人、鰥寡孤獨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無論農村還是城鎮的貧困人群，甚至包括對新環境無可適從的移民等種種弱勢人群的聲音，及時地、真實地傳達他們的利益訴求，這也是媒體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我們習慣的“廣大群眾”、“百姓”、“人們”之類的用語中，應該包容這些群體的聲音，而不是將他們排除在外。
《新聞晚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那些學過標準手語的聾啞人，在實際運用中，很少使用標準手語，而是習慣用當地的“方言”手語。而電視臺的手語新聞可能更多顧及手語翻譯的標準化，過于注重把所有的字、句，包括一些無關緊要的形容詞、虛詞全部翻譯出來，不夠簡練、精確、易懂，反而妨礙了聾啞人對新聞的理解。由此，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反思：無論是關注無聲世界，還是其他所有弱勢人群的利益訴求，我們的媒體在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后，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讓形式與效果協調一致，讓良好的初衷開花結果。
正如成年人要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應該先蹲下身子，平視孩子的目光，用他們的視角去觀察世界，同樣道理，我們要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也必須首先拉近心與心的距離，學會站在他們的立場去體察人世冷暖，用心靈去品味他們心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感知他們那別樣世界的春華秋實、潮起潮落。
對少數人群利益訴求的關注，絕不是一個文明社會心血來潮式的點綴，或矯情式的作秀。因為，我們誰也不能保障自己在所有場合、所有問題上總是處于多數人群之列。比如，今天，在該不該開征遺產稅問題上，也許你屬于壓倒多數的人群；明天，在新建社區內要不要建公辦小學的問題上，你很可能會落入微不足道的少數群體之列。說到底，一個同時注意傾聽少數人聲音的社會、一個同時尊重少數人群利益的社會，才可能保持理智、寬容、和諧、彈性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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