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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禮：和諧社會的倫理精神
□高菊(華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建設和諧社會必須“知禮”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哲學一直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翻開中華文明史，人們可以看到一部閃耀著光輝的道德史。中國作為禮儀之邦，自古以來都是以“禮、義”聞名于世。與農業經濟相適應，在中國古代社會，規范與調整人們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是倫理而不是法律。儒家倫理對于維護我國古代社會的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仁、義、禮、智、信”五常又構成儒家倫理的核心。
儒家的“禮”盡管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但畢竟是封建時代的產物，維護的是不同等級之間的不平等。所以在今天的法治社會、公民社會，完全照搬和推行儒家倫理是不合時宜的。不過，要使社會和諧有序，人們必須“知禮”，這一點具有普遍意義。
新時期的“禮”體現了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統一
“禮”在新的時代應有新的內涵，新時期的“禮”體現了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統一。《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基本道德規范為“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強調“開展必要的禮儀、禮節、禮貌活動規范人們的言行舉止”，“明禮”要求公民增強禮儀、禮節、禮貌意識，不斷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告別不文明言行。
省委《意見》在闡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時，提出了“增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建設和諧廣東”。和諧社會是文明法治、穩定和諧、諒解寬容的社會。這里的和諧應是廣義的，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之間，還包括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諧。社會和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小康社會的基本特征。與此相適應，和諧社會的公民應該是知書達禮的，個人的道德修養應該和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匹配。知禮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倫理精神之一。
要構建和諧廣東，就必須使“倉廩實”的廣東人更“知禮節”。在群眾中開展“愛國、守法、誠信、知禮”教育，引導全社會形成熱愛祖國、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知書達禮的精神風貌和行為規范，一方面是公民道德建設的繼續推進，另一方面也為新時期廣東人精神增添了新內涵。
教育和教化是“知禮”的重要途徑
知禮離不開教育。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倉廩實”之后并不自然帶來“知禮節”。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欺詐有時并不是在“倉廩不實”的布衣之間發生的，物質上的貴族，道德上的乞丐也為數不少。道德水準不僅和一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高低有關，還和一個人的文化素質相關。“知書”可以促進“達禮”，有文化是有道德、有紀律的重要條件之一。知書達禮的重要途徑就是教育和教化。根據時代的變化和現代人的特點，設計切實有效的德育模式和機制是問題的關鍵。由于禮節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禮節，因而對人們的道德教化也是無止境的。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應該知道的“禮節”越來越多，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就不斷地提出新的倫理問題，通過不斷的教育，使人們逐步了解和適應新的禮節。
營造有利于“知禮”的良好社會環境
“知禮”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對于一些人迫于生計，不得不舍棄一些道德規范去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這可以歸結為“饑寒起盜心”。而一些有錢、有權、有文化的人也做出了不顧禮節甚至觸犯法律的事情，“倉廩實”卻不“知禮節”、“知書”卻不“達禮”，這該如何解釋呢？這除了市場經濟本身的消極影響之外，恐怕還有社會的道德和法制環境方面的原因。“知禮節”與其成長的社會環境好壞密切相關，如果社會風氣敗壞、社會環境惡化，人們對于禮節可能知而不行、知行分離甚至明知故犯，“文明人”也可能會不文明。孟母教子而三遷，不是因為孩子生活環境的物質水平不好，而是因為他成長的道德環境不夠。
那么，如何才能營造一個有利于人們“知禮”的良好道德環境呢？第一，要充分發揮大眾傳媒、文學作品等進行積極、向善、健康、文明的輿論引導作用，政府要鼓勵和扶持文化產業多生產一些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為道德建設創造良好的輿論文化氛圍。第二，形成一套抑惡揚善的運行機制，把抑惡揚善落到實處，體現善惡皆有報。對善行要加強保護和扶持，對惡行應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尤其是政治生活領域的貪污腐敗和行業腐敗行為，維護正常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從而使行業風氣和社會風氣得以凈化。第三，政府部門還要繼續加強硬件設施的配套與完善。塑造知書達禮的文明公民不僅需要切實有效的教育和理想的軟環境，還需要配套的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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