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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稿/陳有西
杭州的二手房市，最近上演了一場悲喜劇。這場悲喜劇的導演，是杭州市政府和稅務部門。主要的劇情，就是今年二手房轉讓20％個人所得稅稅種的開征和取消。
近幾年，杭州樓市漲幅始終在全國名列前茅，杭州市政府為阻止炒房行為、過濾樓市
泡沫，對二手房交易征20％的個人所得稅，新“個稅”政策從今年1月1日起實施，按照這一規定，個人出售自有住房(包括商品房、房改房)的所得應按照“財產轉讓所得”項目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
開征以來，杭州二手房市場一下陷入蕭條。根據杭州市經濟信息中心的監測數據，4至8月間，杭州市二手房的成交量持續萎縮，7月成交量僅為年初一半，而平均4天有一家房產中介公司倒閉。而稅賦則被轉嫁到買家，不得不買房的困難戶反而加重了負擔。而到8月初，杭州征收二手房交易個人所得稅僅為3000人次，共1.2億元，其中住宅交易“保證金”(按政策賣房前后一年內再購房可以退稅)就占1.1億元�？梢哉f微不足道。9月份，杭州市只好宣布取消征收該稅種，杭州二手房市又立即紅火起來，房源大增，而二手房的價格像秋老虎顯威，比征稅前大漲，個別地段的掛牌價居然比新樓盤還貴。房產中介公司歡天喜地。而杭州稅務機關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稅制新政”，終以流產告終。
無獨有偶，最近廣州、西安、重慶、北京等地又爆出了一個“月餅稅”的問題。中秋前夕不少單位都向員工發放一定數量的月餅、禮券或是餅票，廣州市地稅局提醒納稅人，這些收
入雖然以實物或有價證券形式發放，按照稅法規定也應計入工資薪金扣繳個人所得稅。稅務部門表示：“從法律上講，單位給職工發月餅的確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這些新聞，折射出一個長期被人們忽略，并被我國稅務機關習以為常的大問題，即：我國向人民征稅的決定權，到底屬于誰？是稅務局？是財政部？是國務院？還是全國人大？如果法律沒有征收的規定，稅務局能否擅自開征一種稅種？如果法律有明確規定，稅務局有沒有權力免除不征？還有，稅制的征與不征的具體解釋權，到底屬于誰？各個地方的稅務部門，有沒有權力這樣隨意地對直接影響公民財產權的國家法律，進行自行解釋和自行決定執行還是不執行？稅法，在所有國家都是最重要的基本法。因為是國家向公民口袋里拿錢。封建社會，皇糧國稅，是皇權說了算。不用征求百姓的意見。
皇帝不敢征太多的稅，是為了輕徭薄賦體現“良治”，同時為了安定社會百姓不造反。否則他征多重的稅都可以，沒有人去管他�，F代文明和法制的國家，稅法權力不是政府的，而是國會的，像我國就是人大的。因為政府有無限度地增加稅收的欲望和慣性，因為政府的運行主要靠稅。人大是人民代表組成的，要向人民征多重的稅，必須要經過人民的同意，讓人民代表來代表人民審議某一種稅該不該增加。因此，稅制權力在我國，屬于人大權力，沒有人大的通過，是不能增加和實施一種新稅的。但我國向來不是這樣做。建國50多年來，我們一直是行政權在管稅。以致我們的政府官員和稅務干部都理所當然地把稅制權理解為自己的應有權力。到目前為止，通過法律形式規定的稅法，只有《個人所得稅法》和《農業稅條例》等，大量的稅制立法，我國是被行政權在掌握，行政權還不是國務院在掌握，而是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在規定，省市一級的稅務局在規定。他們發個文件就可以決定某種稅開征和停征。
《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規定：財產轉讓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第六條規定：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財產轉讓所得，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費用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按此規定，杭州市政府的規定是有法律依據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公開宣布這個二手房交易個人所得稅不收，是否違法？全國都沒有開征，是否屬于行政不作為的違法？如果說還沒有稅務總局的文件可以不收，那么文件大還是法律大？“月餅稅”的問題也同樣，開征的理由同樣是充足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十條規定：個人取得的應納稅所得，包括現金、實物和有價證券，所得為實物的，應當按照取得的憑證上所注明的價格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無憑證的實物或憑證上所注明的價格明顯偏低的，由主管稅務機關參照當地的市場價格核定應納稅所得額。但是，在《個人所得稅法》關于“免納個人所得稅”的共10項所得中，第四項為“福利費、撫恤金、救濟金”。因此，也有人提出，單位給職工發月餅是很正常的集體福利，與個人所得稅無關。而北京地稅局相關負責人又解釋說，國家稅務總局早在1998年出臺的國稅發(1998)155號文件，明確規定了三種收入不屬于免稅的福利費范圍，其中包括“從福利費和工會經營費中支付給本單位職工的人人有份的補貼或補助”。顯然發放月餅屬于上述規定的范疇。這些悲喜劇明確地顯示了中國稅制的現狀：稅務官員有權隨時解釋國家的稅制，隨時有權開征和不征一種稅。盡管國家法律有明確規定，稅務官可以不去執行。而到他想到要執行的時候，國家法律又是由他在解釋。你說他的權力大不大？
問題的危險性還不在于此。奇怪的是，對行政權在隨機規定的征稅，我們又用最重的國家刑法在強制保障，最重的稅務犯罪可以判死刑、判無期。一個涉稅罪犯要不要抓，在我國很多情況下不是由公安局說了算，而是稅務局說了算，因為移送權在他手里；一個涉稅罪犯要判多重的刑，有時不是法院說了算，而是稅務局說了算。因為稅額是由稅務局行政查稅決定的。免稅審批、查稅方法、罰稅比例、偷稅數額的核定，都是由稅務官說了算。我辯護過的好多稅務犯罪走私犯罪案件，就是這樣。明明一種進口關稅只有4％的羊毛，海關送給法院的鑒定材料按懲罰性關稅計算為24％，偷稅額從幾十萬一下子沖上了幾百萬。法院只有重判。因為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就是這樣規定的，就是把這個權力交給稅務局和海關的。因此，稅務犯罪，在我國就成了模糊界限最多的犯罪，最沒有確定性要素的犯罪。稅務局和海關，也就成了我國權力最大的一個行政部門。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公安局經常當被告，唯獨稅務局很少有人敢告。因為由他們說了算的權力太多了。游戲規則在他手里，你怎么敢告？你又怎么告得贏？
寫下這篇文章，不是針對一個政府的行為，一個稅務局的行為，而是向稅務機關、向全國的法律界同仁提個醒：我國的稅務制度，特別是立稅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一個稅制混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保護人民的財產權的。而政府機關在運用“稅務杠桿”調節經濟行為的時候，頭腦里要有個法的概念：征收不征收一個稅，不是你政府官員說了算，而是國家法律說了算。雖然我們現在還是政府官員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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