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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當代以來，繁榮的商貿與發達的經濟讓廣州贏得“財富之城”、“商貿之都”的美譽。廣州人的重商、務實、開放、敢為天下先等性格特點備受國人關注與推崇。但他們也因此常受到外人諸如重利輕義、缺乏英雄氣概和遠大追求的詬病。實際上，如果將目光投向近現代，認識到以鄧世昌等為代表的廣州、廣東籍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就能更清楚地認識廣州人、廣東人精神的另一面——舍身報國的愛國主義及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領略廣州作為“英雄之城”的真正涵義。
1894年，在中日黃海海戰中，鄧世昌指揮“致遠”艦一直沖殺在前，“獨冠全軍”。后遭日艦圍攻，“致遠”多處受傷，艦身傾斜。鄧世昌毅然駕艦全速撞向日旗艦“吉野”號，不幸為魚雷擊沉。鄧世昌墜海后，拒絕隨從相救，與全艦官兵250余人一同壯烈殉國。鄧世昌陣亡黃海，“忠勇性成，一時稱嘆”。光緒皇帝撰挽聯云：“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鄧世昌在反侵略戰爭中所表現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疑與他出生成長的土地和環境息息相關。鄧世昌1849年出生廣東番禺縣，即現在的廣州海珠區。廣州是鴉片戰爭的發生地，當年英國侵略者的鐵蹄蹂躪，廣州軍民前赴后繼英勇抵抗的事跡和精神，使鄧世昌少時即有發憤為國的思想。鄧氏宗詞里有一副對聯：“龍躍云津鳳鳴朝日，桂生高嶺蓮出綠波。”據說便是鄧世昌青年時代的手筆。由此可見，是廣州這片充滿英雄主義氣概的土壤，培育出鄧世昌的愛國主義情操和英雄情懷。
廣東自近代以來就是“西學東漸”的首站和最早“放眼看世界”的地方，社會觀念率先開放，“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精神也最早得以接受與普及。青年鄧世昌投身軍事學習和訓練，成長為優秀的海軍軍官，與家鄉開放的社會土壤與氛圍也是密不可分的。1867年，總理船政大臣沈葆禎創辦福州船政學堂，培養中國自己的造船和海軍人才。當時招收了10名廣東籍學生，鄧世昌為其中之一。船政學堂強調學生獨立掌握造船和航海技術，“必盡悉洋人制造、駕駛之法”，“能管駕鐵甲兵船，調度布陣而不藉外人”，4年的學習當中，鄧世昌各門課程考核皆列優等。他沒有出洋留過學，但“西學湛深”，他從不放過一切學習西方先進作戰技術的機會，曾多次利用工作余暇，考察、研究西方海軍的發展情況，“益詳練海戰術”。
與甲午海戰中出現的某些志大才疏、夸夸其談的將領完全不同的是，鄧世昌的身上明顯體現出了廣東人的務實精神。據記載，鄧世昌青年時“性沉毅，留意經世之學”。成為海軍軍官后，他更不尚空談、不好高騖遠，注重鉆研學習，努力提升業務技術。時人稱其“精于訓練”，“使船如使馬，鳴炮如鳴鏑，無不調令機宜”。連李鴻章也極力稱贊他“為水師中不易得之才”。鄧世昌對待工作極端認真，以“執事惟謹”而備受稱道。在黃海之戰中，他指揮的“致遠”艦不僅沖鋒在前，表現出有我無敵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而且處處以全局為重，指揮得當，“陣云繚亂中，氣象猛鶩，獨冠全軍”，最后以自我的犧牲讓旗艦轉危為安，為北洋艦隊擊退日艦奠定了基礎。
鄧世昌的開放、務實性格以及高度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精神，是與廣州人和廣東人精神一脈相承的，這不僅是廣州和廣東人精神精華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優秀代表。有研究者表示，“一國之精神，必源于國民之精神，而能引導國民之精神者，必一國之英雄。鄧世昌者，引導國民精神之英雄也，引導一國精神之英雄也。他日中華民族能傲立于世界之林，回溯歷史，必有斯人之偉大地位。”可是，鄧世昌的精神和貢獻，至今仍未得到社會足夠的認識和重視，縱使是在他的家鄉亦如此，這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近年來，廣州及海珠區不斷加大相關遺跡的保護、建設與開發力度，鄧世昌紀念館已成為海珠區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和精神建設陣地和文化旅游景觀。而計劃投入近兩億元的鄧世昌廣場等一大批新的標志性文化工程也正在籌劃當中。海珠區也不斷通過多種渠道，整理、挖掘和弘揚鄧世昌英雄事跡和愛國主義精神。但愿在不遠的將來，英雄拳拳報國心、錚錚風骨與浩然正氣，能真正為后人所繼承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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