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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勝／文
有統計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實際吸收外資近5500億美元，全球500強企業中有400余家在這里落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
正當一些人為這一組數據而感到興奮的時候，麥肯錫卻指出，由于在引入外資過程
中的某些政策差異，導致不同行業的外資利用成效大為不同。以汽車行業為例，該行業迄今吸引外資40億美元，跨國公司通過這些投資獲得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倍的超額利潤，而其所帶來的技術和經驗并沒有因此得到推廣，國內消費者至今仍要以高于全球70%的價格來購買汽車。麥肯錫認為，這樣的利用外資，其最大贏家只能是跨國公司，中國的企業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好處。
在麥肯錫的判斷里，汽車業出現的這種情況與消費電子行業截然不同。在消費電子領域，利用外資使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國內價格大大降低。麥肯錫將這種反差歸咎于汽車行業并沒有實行充分競爭。那么，麥肯錫的判斷是不是危言聳聽呢？這從我國汽車工業利用外資的歷史就可以得到印證。
在中國汽車工業發展之初，國家確定了以上汽、一汽、東風為龍頭的轎車發展戰略。當時，國家是非常希望引進外資的，先后和日本、美國的汽車制造商進行了接觸，提出引進他們的資本和技術。但是，沒有人愿意來當時的中國。只有德國大眾頗有遠見的看到了中國市場未來的巨大潛力，成為首家進入中國內地的外資汽車制造商。因此，才有了后來的一汽大眾和上汽大眾兩家合資公司，也有了桑塔納和捷達兩款轎車在中國一賣就是近20年的世界汽車銷售奇跡。
德國大眾的進入以及他們在中國市場獲得的成功，帶動了其他國家的汽車制造巨頭紛至沓來，也帶來了中國轎車市場的競爭———品牌越來越多、價格越來越低。由于這種競爭，中國轎車工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也逐漸進入了汽車社會。這些，都是汽車工業合理利用外資給中國帶來的好處。
當然，我們不否認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在地方利益驅使下，一些省市的政府之間常常為了贏得某一項目陷于投資爭奪戰；外資利用率不高等等。但是，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在發展中產生的矛盾，中國政府有能力逐步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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