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調整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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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

　　中國經濟是不是過熱？其投資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筆者就這些話題9月28日上午在美訪問期間與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R.拉迪進行了交流。

　　一、問題的提出：中國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

　　拉迪認為，中國經濟2003年信貸增長過快，投資過熱，使物價水平攀升；這也使得GDP分配中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投資規模過大。他問我，這是不是因為資金利率太低，導致投資過度。就此，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經濟總體是不是過熱，需要看兩個方面的指標，一是物價水平的高低，二是真實的失業情況。因為從就業水平來看，近幾年城鎮新增就業(特別是大學生畢業就業)、職工下崗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等壓力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其數據我在許多文章中做過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因此，不能說是總體過熱，而是物價有所上漲，但就業形勢過冷，局部過熱，局部又過冷。

　　但是，拉迪先生指出的GDP中投資比率過高，的確是一個中國國民經濟較為嚴重的問題。如GDP中資本形成率，1993年時，為43.5%，后來下降到1999年的37.1%，2003年又上升到42.9%。自1983以來，GDP資本形成率沒有低于過35%。拉迪先生將其與韓國和日本經濟成長的數據比較，中國的GDP投資率高其15%，甚至到25%。

　　二、投資與消費失衡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我覺得，這里的關鍵是要分析中國GDP投資率過高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及其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危害。我認為需要從中國經濟本身的結構、過去實施的戰略、體制和政策去探討它形成的內在原因。這樣才能對癥下藥，解決嚴重的投資與消費失衡問題。

　　首先，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投資結構和企業發展戰略偏重于GDP的資本分配部分，而對能增加就業和后續增加消費分配的部分投資不足。

　　1、從要素和企業規模結構看，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較多，而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較少；投資于增加就業較少的大型企業較多，投資于能大量增加就業的中小企業較少。

　　2、從投資形成資本的性質來看，近幾年不會顯著增加后續就業的道路、廣場等政府投資較多，而能增加就業的產業投資比率相對較低；政府投資中，能增加后續就業的醫院、學校等公共領域投資也相對較少。

　　3、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實行了國有經濟改革和調整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的戰略和政策，即關閉了許多中小企業和組建及發展大型企業。這雖然對加快技術進步、降低資源消耗、提升結構升級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其他加工工業企業、特別是加工和服務業型中小企業沒有能及時發展替代，從中小企業關閉和大(行情 論壇)型企業調整中減員下來的勞動力不能理想地得以轉移就業，一部分勞動力的收入絕對和相對減少，造成消費在GDP中的分配率過低。

　　其次，從企業和就業結構看，我們過去一大二公的觀念和體制、限制自由職業就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也造成了企業結構中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偏多，而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偏少的局面，結果使得國民經濟GDP中資本-利潤和折舊-投資分配的功能過強，而勞動-收入-消費分配的功能過弱。

　　1、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對能增加大量就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經歷了從限制、允許、鼓勵到堅定不移支持發展的政策調整過程，但是目前中國自由職業者、微型企業、中小企業等個體私營經濟中就業的勞動力比率為53%左右，仍大大低于許多國家65-80%的水平。國民經濟GDP總體上勞動-就業-收入-消費分配的功能較弱。這是一個歷史延續下來的體制性的扭曲流程。

　　2、在中國，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創業、生存和發展非常困難。一是對于個體勞動也要進行注冊登記，而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都要登記，并且注冊前置審批較多，且注冊資本設置了較高的最低規模。二是對于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稅賦較重，2003年稅負在25%-35%之間，大大高于世界銀行專家對發展中國家建議的18%。企業交了17%的增值稅，33%的所得稅，再交年終分紅的個人所得稅，所剩無幾，許多企業要虧損。三是政府各部門的稅外工商、質檢等雜費大約是所交稅收的2／3，有些地方甚至比稅還要多。

　　再次，農民分享城市化和發展利益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政府和投資者強行分配和挪用本應由農民分配的利益，進行投資和資本積累。

　　1、現行的土地制度導致農民在土地使用權交易時，不能分享土地要素參與發展帶來的利益。使土地轉移向房地產商資本分配的功能太強，而向農民收入和消費分配的功能太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向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1億多畝土地，但是補償標準較低，并且農民本身從這種標準較低的征地補償中得到的利益，由于政府向用地商優惠和各級政府組織和政府部門層層留成后，不到10%。而用地商用獲得的廉價的土地使用權，又可在銀行抵押貸款，放大其資本聚集功能，這強化了國民經濟GDP向資本分配的力量。今年國家改變了用地出讓方式，即要掛牌競爭交易，這樣土地的價格可能提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分配比率就會增加。如果不改變土地的征用補償比率，政府仍然可將增加的收入用于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與土地有關的GDP投資與消費的比率并不會由此而發生改變。

　　2、近幾年，許多建設工程，特別是政府投資的工程，實際投資常常大于預算，出現了大面積欠農民工資的現象，實際是在挪用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錢來進行投資，結果必然是GDP中消費分配減少和資本分配增加。

　　第四，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社會保障體系薄弱，使國民經濟GDP分配中社會保障分配的功能不強，低社會保障水平形成的超額利潤，成了資本再投資的來源，使GDP分配中資本分配的比率居高不下。一是我們在過去沒有提取社會保障，將應當由職工消費的養老醫療等保障金變成了廠房、設備等資本，從而使資本的分配比率一直較強；二是從現在來看，農民工進城，基本上沒有推行養老、醫療等保障，這些本來應當提取的保障分配部分，變成了投資者的利潤，使投資者的再投資能力較強。因此，中國低社會保障甚至無社會保障產品和服務成本的競爭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資本的分配比例較大，而消費分配的比例較小。

　　另外，外資投資規模較大，外資企業分配的格局必然是資本分配相對較多，而勞動分配比例相對較少。一是外資企業的利潤，要么繼續變成投資，要么匯出，對國內消費貢獻不大；二是外資企業一般要盡量壓低勞動者的工資，而使資本分配的部分加大；三是目前許多外資企業也沒有給農民工上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因此，外資流入較多，一方面對推動經濟增長有利，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帶來GDP投資與消費的失調的問題。

　　三、資本超分配和投資拉動主導型發展模式及其弊病

　　前面已述，在交談中拉迪認為，由于中國的貸款利率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已經是負利率，主要是在中國資金這種稀缺的要素價格太便宜，導致投資者大量貸款。他提出能不能從提高貸款利率的思路去抑制投資增長太快、投資GDP分配比率太高和投資規模的太大。我認為，這種調整方式，并不一定見效。因為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分配中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的原因，并不是銀行貸款發放較多、投資規模較大等簡單原因所致，而是有它深層的結構、體制和政策等成因。這種投資與消費比例的失調，并不能是簡單依靠壓縮貸款規模和提高貸款利率所能根治的。況且，提高利率對政府投資、一些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一些惡意貸款的民營企業，作用較��；提高利息率還有可能吸引股市資金倒流和導致人民幣幣值趨挺。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可以說是一種GDP資本超分配和投資拉動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有它的優點：超低廉和快速地集中和(行情 論壇)利用土地和勞動力資源，迅速形成和積累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廠房、設備等社會和產業資本，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這種發展模式也存在和潛伏著嚴峻的問題。

　　一是國民經濟運行大起大落，波幅較大，不能穩定快速增長；投資容易升溫，消費難以走強；物價容易上漲，就業往往偏冷。就2003-2004年的物價看，投資品物價因投資過度，容易上漲；服務價格由于準入和政策等限制，服務型就業不足，其供給少而容易上漲；而企業大宗消費品則因資本生產能力強和國內消費能力弱，價格水平不斷下降和相對下降。因為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當投資增長過快時，物價可能上漲；為了穩定物價，要控制貸款規模(由于土地抵押貸款的發展，加上建設項目需要土地承載，土地的供給水平也與信貸和投資規模正相關，于是2004年的宏觀調控采取了信貸和土地雙緊的方式)；而收緊貸款規模過度，則經濟沒有消費足夠的支撐，很容易陷入低迷。即形成宏觀調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漲的惡性循環。1989-1991、1997-2002年兩個階段的消費需求不足和經濟中低速增長，就是很好的例證。

　　二是在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的情況下，相當數量的勞動力不得其用，失業率較高。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GDP消費分配比率低，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資本、企業、產業等投入和發展不足，即就業不足的結果。這種勞動力資源的閑置，深層原因不是當期資本密集產業和社會資本投資過多造成的，而是重型經濟結構、所有制觀念偏見、政府繁瑣管理體制和實際上抑制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等內在扭曲的機制所致。如果不對這種扭曲的機制進行徹底的調整，失業問題根本就無法解決，而且會越來越嚴峻，GDP中消費分配比率會進一步下降。

　　三是居民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由于大量的GDP用來投資，資本所有者分配的國民收入會越來越多；而由于壓低工資、沒有上社會保障、失業率太高，則會形成勞動者階層收入分配水平降低，特別是產業工人、農民工、失業人員等收入水平受到資本超分配的影響，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會越拉越大。廉價集中和利用農村土地、省去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成本和長期拖欠農民工工資，城市化帶來的利益在城市中分配過多，也會造成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

　　四是國內消費與國內投資比例失調，國民經濟過度依賴出口。一方面，GDP中的大部分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的企業，這些企業是大規模的生產，使國民經濟的加工產品供給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密集產業發展不足、就業困難、社會保障能力低等，國內消費能力相對較低，導致“就業-收入-消費”循環與“收入-投資-產品”循環之間需求相對不足與供給相對過多的失調，于是需要過度依賴出口解決國內生產由于GDP資本超分配造成的產品過量剩余問題。當然，出口強勁對于國民經濟的成長有著不可估量的拉動作用，但是如果國內長期由于資本超分配而消費不足，形成對出口的過度依賴，一是對人民生活整體水平的提高不利，二是世界經濟和市場波動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加深，隨之國民經濟運行的風險也加大。

　　四、解決投資與消費失衡的正確思路和對策

　　解決中國GDP資本分配過度、投資容易膨脹和消費分配不足的問題，從思路上講，提高利率和控制貸款及投資規模等總量政策和行政手段，雖然在短期內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和體制問題。正確的思路是，調整結構、理順體制、消除政策障礙，擴張就業容量、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勞動要素利用和分配能力、擴大消費規模。對策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微型及中小企業，鼓勵創業，取消個體勞動者的注冊準入制度，一些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實行非登記的備案制，簡化和縮短企業注冊登記手續及時間；降低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和稅賦；杜絕工商、質檢、衛生防疫、交通、公安、城管、街道等政府部門向微型和中小企業收取各種費用和隨意罰款，廢除這些部門的收支兩條線體制，全部由財政專項預算撥款來供養，從而網開一面，放水養魚，增加自由職業者、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就業比例；保證農民各項權益，按等價交換原則，提高農村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絕大部分補償直補農民；強制推行農民用工的醫療和養老社會保障；對欠農民工資的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追究行政和企業領導人的行政、經濟和法律責任。(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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