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義學派更有說服力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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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17日 17:56 經濟觀察報 | ||||||||
作者:孫立堅 陸莉娜 單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終于揭曉了。獲獎者是在學術界久負盛名的挪威籍經濟學家基德蘭德KydlandF.K.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PrescottE.C.,前者就職于卡
眾所周知,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課題都是圍繞商業周期和經濟增長這類涉及到經濟體系變動的機制問題。歷來在學術領域都存在著兩個明顯對立的觀點:一方面,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自成體系的新古典主義學派;另一方面,強調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視的新凱恩斯學派。其中,在70年代開始盛行起來的建立在新古典主義思想上的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理論和真實商業周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比如,他們基本上都認為,盡管短期會存在價格的剛性問題,但是,在長期來看,價格機制能夠完全發揮出來。所以,即使要考慮政府的政策作用,也只能局限于短期的調整或制定透明的貨幣原則,從長期來看還是要依賴市場的調整機制。 讓我們從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對宏觀經濟學領域所做的兩大重要貢獻,來認識由他們進一步發展的新古典學派的思想體系。 應該選擇簡單而易于 被公眾理解的政策規則 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一般觀點認為,高通脹的經濟政策可以長期減少失業,概括為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但是,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發表《規則而不是判斷力: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創立了一個分析嚴謹的新古典模型,表述了一個反對相機選擇政策的論點。他們認為,根據相機抉擇原則而制定的事前被認為是降低通貨膨脹的最佳政策建議,實際上常常無法得以履行。而當政府無法實現其宣稱的低通貨膨脹目標時,他們的政策就會喪失可信性,反而導致“較高的自我實現型通貨膨脹預期”。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主要是由于具有理性預期的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動態博弈所致。假設政策制訂者的目標是低通脹并發布這一政策,進一步假設這會導致低通脹預期和較少的工資增長。這樣往回看,更帶通脹傾向的政策(通過低利率)可能就顯得十分誘人,因為這可以使短期失業減少。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證明,這種誘惑會導致經濟陷入高通脹,而對失業卻沒有任何效果。如果雇主和雇員明白政策制訂者的動機,就會對發布的低利率政策失去信任,致使自我實現的高通脹預期造成工資上漲,提高到失業不可能減少的地步。 許多領域的經濟政策都會發生類似的時間一致問題。比如,在兩位諾獎得主的文章中,分析了稅收政策的類似問題。政府可以為諸如投資等活動減少稅收,但是一旦投資發生,它就會撤回稅收削減政策來提高稅收收益。后來的研究中普遍把時間一致問題作為重要因素。他們的這一研究成果的政策意義在于,根據當前狀態,利用最優控制理論而做出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給定當前環境的條件下政府所選擇的最優計劃,而這種政策往往不僅無法實現社會目標函數的最大化,有時還會加劇經濟的波動。相反,采用一些穩定的政策規則,經濟表現則會得到改善。因此,與盧卡斯的建議相似,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主張,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府應該選擇簡單而易于被公眾理解的政策規則,同時保持對政策的堅定承諾,提高政策的穩定性和可信性,而不是進行相機抉擇。 商業周期的波動不是貨幣 現象而是技術發展的現實波動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另一個貢獻是他們對商業周期推動力量的分析。這項工作改變了對商業周期波動原因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的方法論已經提供了一種新的廣泛研究方法的基礎,增加了我們對商業周期的理解。 早期的實證商業周期研究建立在相當廣泛的普遍性上,考慮到私人消費、投資、GDP和通脹等重要變量之間的關系。這些建立在歷史數據基礎上關系,在20世紀50、60年代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下,表現堅挺。而同樣的數據關系,在20世紀70年代后動蕩的宏觀環境下則不再堅挺。基本原因是這些關系不是通過家庭和企業行為的基本參數來獲得的,這使得它幾乎不可能預測潛在經濟條件(能量價格的不同水平、經濟政策目標的變動、反調節等)下變動的效果,并據此在這種條件下作出可靠預測。1996年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對此提出過批評,但是直到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論文發表,產生了重要影響,宏觀商業周期分析才以微觀作為基礎。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文章中整合了對商業周期和增長的分析。他們的模型建立在經典微觀模型(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和利潤最大化廠商)的假設基礎上,關注預期的含義,稱為真實商業周期模型(RBC),這是一個離散時間變動的拉姆齊模型。他們指出投資和相對價格移動傳遞了技術增長對經濟比率的變化效果,導致經濟長期增長路徑上的短期波動。由于他們的模型所產生的宏觀波動和實際的消費、投資和GDP變化極度相似,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證明了供應方的波動可以造成周期運動的產生。 貨幣中性是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該模型里,貨幣中性在短期和長期都適用。70年代晚期,托賓、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其他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同意貨幣供給的增長對經濟有真實效應并對解釋產量波動有重要作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在經濟擴張期間對貨幣的需求會擴張并誘導貨幣供給的調整反應,在貨幣當局盯住利率時尤其如此。一旦利率包含于被估計系統的變量里,貨幣就不再擁有強大的預測力量,這一應用矢量自回歸的分析方法支持了貨幣中性論的觀點。而在貨幣主義模型里,貨幣數量的變化在造成產量運動方面則起重要作用。 我們認為,關于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我國經濟學界加強宏觀經濟領域的理論研究和采取正確的定量分析方法的指導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在經濟運行中,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所以,不可輕宏偏微或輕微偏宏。特別在我國體制改革時期,政府職能將逐漸淡出,如何發揮小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也是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理論研究有待加強的部分; 其次,經濟復蘇在全球性的背景下產生新的特征,表現為經濟周期拉長,很多國家開始反思政策的有效性問題,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政策制定問題的研究對這方面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20年后終于得到了諾貝爾獎的肯定。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歷史來看,獲獎者的研究成果一般都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更久的考驗。這提醒我們進行學術研究時切不可急功近利,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熱點和風潮。只有對理論或實踐進行持之以恒地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獲得最終成果。更重要的是,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必須具有普遍的意義,具有一般性,而不只局限于對中國的特殊情況的研究。 (感謝張軍教授對文章觀點給予的指導,及王蕾和江彥所提供的寶貴資料。)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