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刻注冊新浪免費郵箱，激活1G空間
私有化是一個什么過程(四)
英國人胡潤在上海熱衷于編制中國的富豪榜，一年一度總能吸引媒體的關注和大家的
眼球。2004年的新榜出爐，多少有點新意，經營國美電器的黃光裕以105億元人民幣的資產躍居榜首，而網絡新貴陳天橋則屈居第二，老牌首富榮智健只位居第三，于是，黃光裕成了中國的沃爾瑪，陳天橋成了中國的比爾·蓋茨，榮智健成了中國的巴菲特。
2004年的中國富豪榜“中國特色”正在消退。胡潤發現，上榜的59位企業家控制了全球80家上市公司，胡潤還發現，5年之中中國富豪榜的門檻已經由5000萬提升到了12.5億元人民幣，胡潤更發現，中國富翁的財富積累平均只有11年，而歐美國家這個時間要長達46年。
于是，胡潤的發現成為海外媒體討論的話題。美國的華人電臺拉了鳳凰衛視的評論員何亮亮和水皮在空中碰撞，焦點就是怎么看待這批迅速崛起的中國富豪，和同樣年輕的俄羅斯富豪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中國富豪和俄羅斯富豪最大的不同在于俄羅斯的富豪是財富的掠奪者，而中國的富豪們是財富的創造者。絕大多數中國的富豪并沒有受惠于國有資產的劃撥，完全是靠自己的拼打完成的原始積累。黃光裕是販賣家電起家，陳天橋是靠網絡游戲暴富，榮智健則是聯合中信在資本市場上長袖善舞。在富豪榜中人數最多的出自房地產業，眾所周知，中國房地產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空白領域，房地產既是轉型時期中國產業的支柱，又是國民經濟的第一拉動力，雖然這個產業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最不規范、最為混亂，腐敗交易最為嚴重的以致于最高行政主管國土資源部的部長田鳳山都不能幸免，但是房地產對鋼鐵、建筑等產業的帶動是巨大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將會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所謂的中國富豪榜也是有水分的，上榜的企業家們基本上是拜托了資本市場這個財富的放大器，黃光裕之所以成首富是因為國美在香港上市，陳天橋則是因為盛大在納斯達克上市，一個民營企業上市往往造就一批億萬富翁，平安保險是這樣，深圳的中小企業板也是如此，因此，他們的財富升水還是縮水并不取決于他們的主觀愿望和意志，確切地講，這種富貴是一種紙上富貴。俄羅斯在私有化的初期，也經歷過“輕松掙錢”的紙上富貴階段，不少俄羅斯的新貴就是拜托了發行股票而掠奪了投資者的血汗錢，最終卻不了了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丘拜斯當年在俄羅斯推行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出發點就是為了扼制對利益集團國民財富的黑箱掠奪。
1991年10月葉利欽就已經注意到，盡管改革者們還在對私有化進行辯論，但是“黨和國家的一些精英們在這個時候，已經積極地用自己的方式，開始私有化了。范圍之廣，參與企業之多，所用騙術之高都令人瞠目結舌，俄羅斯的私有化一直在進行，但都是雜亂無章的、自發的，經常以犯罪集團的形式出現。”丘拜斯認為，“這實際上就是偷竊國家資產，但并不違法，因為如何把資產從國家轉移到個人手中并沒有法律依據。”自發私有化結果就是政黨分贓制：只對企業的經理和官員有好處，其他人被排除在外。1992年4月7日，葉利欽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大規模私有化的口號“我們需要幾百萬個物主，而不需要幾百個百萬富翁”，葉利欽的講話得到了熱烈的掌聲，但是現實卻正好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丘拜斯的目標只有一個，摧毀對國家資產的壟斷，丘拜斯的理念就是要求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引入外部股東，但是最終最高蘇維埃通過的私有化法案中，還是把企業的51%的股份交到了內部人手中，公開出售的只有49%。俄羅斯全部的國有資產被分割成1.48億份的私有化憑單出售給每一個俄羅斯人，每一個俄羅斯人只要用25盧布，相當于0.8元人民幣，就可以在當地銀行獲取面額為1萬盧布的憑單，他們可以用來兌取公司的個人股，以互助金的形式存在銀行或直接賣掉、交換。憑單是一種強制的資產再分配，用來徹底結束國家對資產的控制，停止精英們自發的私有化。丘拜斯大膽的創建了一支全體大眾的新股東群體，他認為“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大規模私有化的開始意味著高官和強權偷竊國有資產的結束”。
時至今日，經常會有人把丘拜斯當年一張憑單可以購買兩輛伏爾加轎車當作玩笑講，因為那些憑單后來的市價連一只輪胎都買不到。不過，觀察家們認為，憑單與其說是經濟工具，倒不如說是政治策略，每個人都感到他們從中分到了一塊餡餅，從而成為丘拜斯私有化的支持者、同盟者。不管最終的過程有多么的糟糕，丘拜斯畢竟為俄羅斯的私有化創造了人人有份的起點公平。盡管這種公平事實上被踐踏、被出賣，被證明是那么的可笑，到處遭到嘲諷和否定。
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談到俄羅斯的私有化時常常將其作為反面教材。樊綱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講中也是如此，在被認為是對“郎顧之爭”的回應中，樊綱認為，對于中國的國有資產，絕對不能搞俄羅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當前一些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指責是對中國產權體制和中國經濟改革歷史進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了一些社會情緒。
樊綱先生作為主流經濟學家，對于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有發言權的。樊綱認為國有資產的存在形式有多種，一種是經營性資產，一種是非經營性資產，經營性資產中包括金融性資產和產業性資產，現金資產是金融性資產的一種特殊形態。根據樊綱的解釋，中國目前所有的對國有資產的買賣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資產形態的轉換，當一家國有企業被賣掉的時候，從企業的角度來講是私有化了，但是國有資產并沒有私有化，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有企業的有進有退是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國有資產有進有退并不意味著國有資產消失了，而是資產形態發生了變化。私有化這三個字在中國很少有人談論，樊綱用到了這個概念，但卻是種否定用法，既然中國沒有私有化，又何來對私有化的否定呢？
郎咸平指責“國退民進”成了民營企業的狂宴，指責顧雛軍強取豪奪國有企業，指責李東生自賣自買TCL，指責張瑞敏曲線M BO，有沒有道理姑且不論，在網上網下的調查中能獲得90%的贊同票就非常值得關注，就算是情緒也說明問題，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情緒？因為你不得不承認，國有資產流失在目前的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規范國有企業的改制，但是事實上，地方政府有令不行、官商勾結造成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是的，中國的確沒有搞過私有化，但是我們會發現，不少地方已經沒有國有企業了，國有資產或者變成了樊綱說的現金資金，或者什么都沒有變回來，而是被“送光”、“賣光”了，要想私有化已經沒有什么可分配的，更不用提平等分配了。
水皮認為郎咸平關注國企產權改革的問題是對的，但是得出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有活力的結論是荒謬的，這個不怪郎咸平，因為郎咸平生長在臺灣、學習在美國、工作在香港，研究大陸問題難免“瞎子摸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為什么不能像俄羅斯那樣搞平均分配，很少有學者能夠解釋清楚，中國更少有像丘拜斯那樣學者從政的人物以貫徹自己的主張，所以，我們其實最后很難判斷中國的學者說的話是不是有道理，因為沒有他的實踐可以證明。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社會要轉型，穩定是第一位的，盡管國有企業在我們的身邊越來越少，但是以此為代價而換取GDP的高速增長，國富民強還是值得的。
私有化是一個什么過程？是一個和我們沒有關系的過程。
[上一頁] [1] [2] [3] [4]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