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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新近出爐的《2005年全球企業經營環境報告》指出，貧困國家設置的行政程序造成企業家在開辦和經營企業方面的難度兩倍于發達國家，而貧困國家企業得到的產權保護還不到富裕國家的一半；在富裕國家開辦新企業平均用6道手續，支付相當于人均年收入8%的費用，外加27天時間；而在貧困或中低收入國家，上述指標分別要11道手續、122%的費用和59天時間。
貧國與富國，除了投資創業的門檻如此懸殊，市場的透明程度也不一樣。在富裕國家，潛在的投資者可以獲取所有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和財務狀況的全部信息，而貧困國家的投資者卻幾乎得不到任何信息，即便幸運地得到了某些信息，其可信程度也要大打折扣。
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很難分清，到底是制度貧困導致國家和社會貧困，還是國家和社會貧困加劇了制度貧困。但有一點很清楚：消除國家、地區的社會貧困，必須從消除制度貧困開始。在這里，“制度貧困”并不是指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缺少制度，而是說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導致貧困，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世行的研究報告和人們日常見到的普遍現象是，越是貧困的地方，發展經濟的制度空間越是狹隘，經濟活動也越不自由。《新京報》前不久報道說，哈爾濱集中管制“破爛王”、銀川市要求擦鞋業者穿統一制服。這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是不可想像的。
而“制度貧困”說到底是公民的權利貧困。一方面是有關法律對公民個人的權利保障，不如對權力“管理方便”的保障有力；另一方面是公民權利受到權力侵害時，缺乏公正調解。因此，解決“制度貧困”的關鍵，一是放松管制，嚴格限制權力；二是建立法治國家。最近，全國300多名訴訟法學界人士就三大訴訟法修改中的有關熱點問題提出意見：證人無故不出庭其證言不能作為證據，建立保釋為主羈押為輔的制度，抽象行政行為(各級“紅頭文件”)和教育權、勞動權列入行政受案范圍等。其中“保障人權”成為一個重要原則，可視為解決當前我國“制度貧困”的一個努力。
必須指出，解決制度貧困也就是公民權利貧困的問題，必須從保障最弱者的權利開始。如果一個社會因為對最弱者的權利保護不力，最弱者就不會傾向于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即使中產者通過制定法律對私有財產權進行保護，這些的法律也可能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成為空文。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制度貧困即權利貧困的問題，其實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業環境的寬松和自由，管制盡可能越少越好；二是對私有財產特別是“無產者”、“微產者”私有財產的界定和保護(如農民的土地、房屋、城市居民的房產等)越有力越好。
□童大煥(北京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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