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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經常會有人把丘拜斯當年一張憑單可以購買兩輛伏爾加轎車當作玩笑講，
因為那些憑單后來的市價連一只輪胎都買不到。不過，觀察家們認為，憑單與其說是經濟工具，倒不如說是政治策略，每個人都感到他們從中分到了一塊餡餅，從而成為丘拜斯私有化的支持者、同盟者。不管最終的過程有多么的糟糕，丘拜斯畢竟為俄羅斯的私有化創造了人人有份的起點公平。盡管這種公平事實上被踐踏、被出賣，被證明是那么的可笑，到處遭到嘲諷和否定。
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談到俄羅斯的私有化時常常將其作為反面教材。樊綱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講中也是如此，在被認為是對“郎顧之爭”的回應中，樊綱認為，對于中國的國有資產，絕對不能搞俄羅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當前一些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指責是對中國產權體制和中國經濟改革歷史進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了一些社會情緒。
樊綱先生作為主流經濟學家，對于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有發言權的。樊綱認為國有資產的存在形式有多種，一種是經營性資產，一種是非經營性資產，經營性資產中包括金融性資產和產業性資產，現金資產是金融性資產的一種特殊形態。根據樊綱的解釋，中國目前所有的對國有資產的買賣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資產形態的轉換，當一家國有企業被賣掉的時候，從企業的角度來講是私有化了，但是國有資產并沒有私有化，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有企業的有進有退是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國有資產有進有退并不意味著國有資產消失了，而是資產形態發生了變化。私有化這三個字在中國很少有人談論，樊綱用到了這個概念，但卻是種否定用法，既然中國沒有私有化，又何來對私有化的否定呢？
郎咸平指責“國退民進”成了民營企業的狂宴，指責顧雛軍強取豪奪國有企業，指責李東生自賣自買TCL，指責張瑞敏曲線M BO，有沒有道理姑且不論，在網上網下的調查中能獲得90%的贊同票就非常值得關注，就算是情緒也說明問題，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情緒？因為你不得不承認，國有資產流失在目前的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規范國有企業的改制，但是事實上，地方政府有令不行、官商勾結造成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是的，中國的確沒有搞過私有化，但是我們會發現，不少地方已經沒有國有企業了，國有資產或者變成了樊綱說的現金資金，或者什么都沒有變回來，而是被“送光”、“賣光”了，要想私有化已經沒有什么可分配的，更不用提平等分配了。
水皮認為郎咸平關注國企產權改革的問題是對的，但是得出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有活力的結論是荒謬的，這個不怪郎咸平，因為郎咸平生長在臺灣、學習在美國、工作在香港，研究大陸問題難免“瞎子摸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為什么不能像俄羅斯那樣搞平均分配，很少有學者能夠解釋清楚，中國更少有像丘拜斯那樣學者從政的人物以貫徹自己的主張，所以，我們其實最后很難判斷中國的學者說的話是不是有道理，因為沒有他的實踐可以證明。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社會要轉型，穩定是第一位的，盡管國有企業在我們的身邊越來越少，但是以此為代價而換取GDP的高速增長，國富民強還是值得的。
私有化是一個什么過程？是一個和我們沒有關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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