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劉文寧

　　讓人民群眾共同享有改革開放成果的宏大目標中，涉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體制等諸多命題。其中，給普通職工漲工資可謂最直接、最現實的途徑之一和具體體現。

　　當“只漲利潤不漲工資”、“只漲老總不漲員工”讓不少普通勞動者抱怨不已之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將采取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的消息自然引來多方關注。本報5月17日刊發了一組評論《給普通職工漲工資：利在民生，利在國家》，從多個角度肯定了此舉的重要意義，如“一方面可以直接實現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利于解決廣大民眾的生活生計問題，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從而為社會和諧奠定必要的基礎。這既是民生之要，也是發展之本”，“意味著‘廉價勞動力’時代開始終結”，“民富則國富”，“是關乎中國工業整體發展水平的大事”，等等。

　　接下來，人們更關心的是這一利國利民之事能否順利成為現實，在美好愿景與現實之間將有多長的距離。如果我們把可能的障礙設想得更充分些，也許并不是一種過于悲觀而是更為理智的思維方式。首先，我們不能低估某些頑固觀念的掣肘。比如，“給工人漲工資會降低中國企業的國際

競爭力”———類似的聲音一度甚囂塵上。而這一主張回避不了的核心問題是，如果眼看著外資從中國企業拿走巨額利潤的同時，卻是大批中國工人始終在低收入的窘境中生存，這是我們所致力追求的現代化目標嗎？我們不能不警惕這樣一種趨向：貪戀于工人低工資的“競爭優勢”而怠于在產品升級換代、產業結構調整上下功夫，將是一種危險的短視，逃避不了的結局是在國際競爭中漸漸失去優勢。

　　將共建共享

和諧社會貫穿于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這一理念的提出贏得公眾的普遍認同。讓廣大百姓共同享有改革開放成果的宏大目標中，涉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改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等諸多命題。其中，給普通職工漲工資可謂最直接、最現實的途徑之一和具體體現。

　　其次，就實際操作而言，給普通職工漲工資涉及工資改革與管理的諸多基礎性工作。尤其是在多種所有制、多種用工方式并存的現實條件下，確保普通職工工資的合理增長，工資管理與改革必須到位。比如，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及調整，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的相關信息采集與決策，不同行業勞動定額和工時等勞動標準的確定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這些領域還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和盡快完善的工作。如果工資管理的基礎性工作不到位，給普通職工漲工資可能只會停留于文件上、口號上，也可能使一些企業鉆

政策法規的空子，給相關執法工作帶來相當困難。正如多方人士已經意識到的，包括本報5月15日社評《集體協商是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的重要條件》，給普通職工漲工資，工會組織扮演的角色重要，擔當的職責重大。

　　現實中，許多地方工會已經開始嘗試通過集體協商，爭取職工工資隨著企業效益的提高而水漲船高。盡管與資方的談判過程曲折艱難，但這一可喜的開端已顯示出其不可低估的社會效果———那些沒有工會組織或沒有加入工會的職工，羨慕有工會為員工爭工資爭福利；加入了工會組織的職工則期待工會更大膽、更有效地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說話、辦事；而資方通過工資集體協商，也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能量不可小覷。工會組織的作用和影響力就是在這樣實實在在的工作中一步步發揮和擴大。

　　因為工資調整直接涉及百姓現實利益，所以人人關心，十分敏感；因為這項工作比較復雜，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相關部門必須做好充分準備。人們希望看到政府、企業、工會合力辦好這件利國利民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