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不苦 想想美國會計師

　　朱偉一

　　靠證券市場吃飯的中介行當中，律師和會計師算是最引人注目的。律師大多數時候是單兵作戰，雖然捕捉獵物(業務)時也會傾巢出動。會計師不同，都是大批出動，聲勢浩大地進駐擬上市單位。相比較，會計師事務所最辛苦。而各國會計中又以美國會計受到的制約最多。

　　報警：特殊形式的披露

　　美國會計很少有特權，順手牽羊的事一點也不能做。按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證交會”)的規定，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和其成員不得在其所審計的客戶或其客戶的母公司、子公司或關聯公司中直接擁有任何經濟利益或間接擁有重大經濟利益。

　　1995年，美國國會推出《個人證券訴訟改革法》。總的來說，該法有利于會計師，因為它限制了集團訴訟中原告發難的機會。但該法對會計師也是求全責備，尤其是在審計方面非常的苛求。按照該法，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制定一系列程序，借以調查發現重大違法行為，查出重大關聯交易并對發行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能否保持其持續經營做出判斷。

　　按照美國法律，會計師還有報警的職能。美國會計師像烽火臺上守望的士兵，發現情況就必須高舉狼煙，傳遞警報。具體程序如下：

　　如果會計師了解到公司有違法行為，而這些違法行為對財務報表會有影響，審計的會計師必須立即向發行人的管理層、審計委員會以及董事會通報。接到報告后，管理層、審計委員會以及董事會必須在數日之內予以答復。如果管理層和董事會未能采取措施，會計師必須考慮以下問題：(

　　1)是否認為發行人的重大違法行為會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或者(2)有理由認為，公司管理層坐視不問，其結果是無法出具標準的審計報告，會計師是否應該辭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會計師必須迅速通報發行人的董事會。發行人的董事會收到通報后如果還是沒有答復，受雇審計的會計師應該掛冠而去，并向證交會提出書面報告。監管機構也不會追究其責任。

　　可以“受蒙蔽無罪”

　　在美國，如果證券發行中披露有重大遺漏或誤導，發行人是“嚴格責任”(strictliability)，不容狡辯。而中介機構，包括會計師事務所，都可以辯白，聲明自己百般努力(行業標準)，但仍然無法避免過錯。所以說，“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會計師未必有功，但至少可以是“受蒙蔽無罪”。

　　說到底，會計師報警的職能也就是告密的職能。這是美國特色，中、美兩國的人都比較喜歡告密，美國人尤勝一籌；美國的各方神仙更是把告密責任寫進了法律，硬要會計師自己舉報，從實招來。這真是讓會計師勉為其難了，因為出賣自己的客戶總是件比較難受的事。

　　舉報讓會計師感到痛心疾首，這不僅是良心上的痛苦(因為出賣了自己的客戶)，也是損失收入的痛苦———告密無疑是自斷財路，砸掉食盆。

　　美國何以對會計師如此苛求？或許這是因為專業所決定的。第一，會計師在第一線工作，很像是在取樣，這里要是有點問題，就會一錯百錯。律師主要是根據會計師的取樣進行解釋，解釋就涉及到觀點，而觀點就無所謂對錯。但也不盡然。如上所述，會計師也要決定是否要向董事會、向監管機構反映情況。這也就涉及判斷問題。

　　第二，會計師與律師不同。律師是單兵作戰，萬事得自己小心，該斷則斷。而會計師是集體工作，集體領導，很容易當斷不斷，反受其害。

　　與律師們一唱一和

　　證交會對會計師如此苛刻，會計師哪有活路，拿什么賺錢？也不一定。還有律師與之一唱一和。律師必須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首先，律師會在文字上狠下功夫。什么“有理由認為”、什么“誠實信用”啊，還有“勤勉盡職”啊，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律師還要從大處著眼，大談宏觀背景，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在辛普森案中，本來是討論辛普森是否殺妻。但辛普森的律師把問題上升到憲法高度，扯遠了十萬八千里。他們錯了嗎？沒有錯。

　　同樣，在證券訴訟中，雖然是談證券法問題，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問題。但在中國，還要談我們兩千年的封建文明史，談中國特色，談其他許許多多的問題。

　　比如，“凱立公司”案涉及該公司的利潤是否虛假，本來是個會計問題。但是等到官司打到北京高級法院，問題就變了，成了法官教育中國證監會。

　　法官說：中國證監會在履行其法定職責時應當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針對個案作出具體的行政行為，應該做到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法律依據充分，行政執法程序規范。

　　待到律師粉墨登場，會計師同志們早已收拾好行裝，奔赴新的戰場。律師也有苦的時候，做文件就很苦———一盞孤燈到天明。五大會計師所內部就有許多律師，鏢師一樣看家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