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論壇與珠三角“新一代”（附圖）
為期三天的財富全球論壇剛剛落幕。700多位經濟界翹楚和1300多家媒體的記者帶著各自的收獲離開了美麗繁榮的香江。參加的企業有什么收獲？他們怎么看《財富》論壇？對于大多數沒去參加的企業，《財富》論壇對他們有什么影響？在論壇結束的10日晚上，我們的記者在現場采訪參加會議的“新一代”，在會場之外，我們《財富周刊》用我們習慣的“財富沙龍”的做法，邀請了幾位“珠三角新一代”企業家和學者、策劃家坐在一起，場內場外看《財富》。
嘉賓：段永平，廣東步步高電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38歲。95年創立步步高電子公司。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選為“亞洲20位商界與金融業新世紀行業領袖。”。
楊偉強，TCL[微博]集團董事，TCL信息產業集團副總經理、TCL電腦公司總經理。33歲。95年是TCL銷售公司河南市場一名普通業務員。過去兩年內，在他的領導下，TCL電腦取得國內品牌第四、家用品牌第二名的業績。
王志綱：著名策劃人。
王(王君)：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著有《廣東人與廣東經濟》等。
一：微妙的通道：香港《財富》論壇的政治經濟學解析
記者：以“亞洲新一代”為主題的《財富》論壇，在香港合上大幕，這是繼1999年上�！敦敻弧氛搲螅敦敻弧氛搲诙卧谥袊W亮登場，對比兩個中國這兩個“超級會議”，這次傳遞了什么更微妙的信息？
王君：當今世界有兩個大趨勢，一個是全球化，是WTO；一個是區域集團化，是歐盟、泛美自由貿易區；上�！敦敻弧氛搲且粋�全球化的論題，而香港《財富》論壇，則是一個區域化論題。但亞洲沒有形成很強的區域性合作。比如，這次論壇有一個現象：除了泰國的總理，為什么亞洲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沒有來？這反映了亞洲分散的結構。目前的亞洲區域合作的幾個點：東盟組織形成一定結構、粵港澳是一個經濟圈、東北亞則更松散。
亞洲在走全球化的道路，但區域集團化的道路怎樣走？很微妙。日本很強勢時，談雁形結構，日本是雁頭，隨后是四小龍，是中國。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是衰退的10年，就不提了。中國的變化巨大，現在究竟起一個什么作用？是一個什么角色？所以，這么強的高官隊伍，向世界、向亞洲顯示經濟路線不變，展示市場空間更大。中國領導人看中WTO，也特別強調亞洲要發展，中國要發展，但如何與亞洲其他地區合作？所以，戴相龍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亞洲其他地區形成競爭、對抗。
另一個是政治格局的問題�，F在，跨國企業投資的影響力對于東道國和投資國都相當大。美國在強勢下，對中國沿海線的封鎖，美國搞泛美自由貿易區，把自己的家搞穩定，就把戰線推到亞洲。中國領導人很高明，重點吸引大企業。通過大企業來影響、推動其他方面的合作。
王志綱：有三個層次的東西。其一，香港是一個微妙的地方，最能顯示一國兩制成就；其二，《財富》在4、5年前，寫過“香港已死”，那么現在開論壇，潛在的否認原來的論點；其三，中美關系非常微妙，需要借助第三種力量傳遞信息，中國高層參加這個論壇，意義比較實際。
二：去《財富》“趕集”：不去《財富》的理由
記者：去了財富論壇的企業家畢竟是少數，不去的還是大多數，那么，你們這些珠三角的企業家和學者怎么看待財富論壇這個現象，為什么沒去參加？
王志綱：財富論壇好比一個現代的超級騾馬大會，每個參與的人都有所圖。像《財富》雜志這樣掌握信息的最愿意扮演的角色是搭臺給人唱戲，而企業家要獲取關注，各有所圖。世界上現在每年有兩個論壇這樣的集可趕。一個是每年最后7天在瑞士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可以說是一個固定集，另一個就是財富論壇，因為時間地點不固定，它可以說是一個流動集，而參加論壇的人趕的都是“信息場”，而且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比方達沃斯有一句名言：你一年到頭找不到的人，幾分鐘內就可以在達沃斯的餐廳或者某個地方碰到，所以政客愿意來，企業家也是如此，對媒體來說也可以一網打盡，所以說對于各方來說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段永平：我去財富論壇做什么、能得到什么很難說，但我想了解的東西，從網上很快就可以知道，參加論壇的這些企業家的活動也是如此，我去了反而有些事還不知道了。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是語言溝通問題，簡單的溝通還可以做到，但深層次的交流不可能。去的企業要么就是確實具有很強實力的，要么就是想證明自己是實力很強的。我們不是不需要注意力，但不知道能得到什么所以沒去，當然這樣不一定對。
楊偉強：我也是一樣的道理，去干什么、能從那里得到什么？但每年1月份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CES電子展和11月份在漢諾威舉行的CEBIT兩個展覽我們是一定會去的，因為在那里能了解產業趨勢，也能見到所有想見的人。
財富論壇更多的是對今后大范圍的市場發展趨勢、經濟形勢做出判斷，這對那些國際性的大公司來說，確實很關鍵。就像我們這樣的公司也非常關心國內市場發展趨勢、經濟形勢一樣。和財富論壇相比，CES和CEBIT更落到實處，更具體。
段永平：財富論壇更務虛，兩者比較來說，財富論壇關心的是20年以后的事，而CES和CEBIT反映的是20天以后的事，而20天以后的市場情況對我們這些企業更具有實際意義。所以行內很多人也會約好在那里見面。
我們對評多少強也不感興趣，國內電子百強我們沒參選，也沒有人找我們來參加這樣的評選，就是找了我們也不想去。
我覺得現在媒體的宣傳激發了企業浮躁的情緒，比如企業真正的致富是需要20年的，但一個人一個企業20年富了，沒人去宣傳，相反一個人中了六合彩這樣偶然的事情，卻被大肆宣傳。某個企業本來發展很平穩，準備在50年內做到500強，但那種浮躁情緒上來，把步伐調整到20年，這樣你很快就出差錯。就好比開車一樣，開得好好的，突然要加速，油門踩到底，但第一次沖過去了，第二次第三次就未必，總有出事的時候。因為企業的發展已經不是正常速度。當然做企業也不能完全求安全平穩，最穩當的辦法是停著不動，那樣當然也死了。我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速度把握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就是要有平常心。
三：“新一代”的畫像
記者：那么，在你們心目中，亞洲新一代是什么樣的概念？
王君：有兩個角度，其一，“代”在經濟學上以25年來算，在這個意義上是新的世紀要求有什么樣的新人出現？其二，與90年代的知識經濟結合起來。用誰創造財富，而不是誰分配財富？高素質，利用科技來獲取財富。
為什么是亞洲新一代，而不是全球新一代？這與本地的特點相關。東亞、東南亞、印度，文化上以家庭為主，家族式的管理方式，離不開家的概念。走向新一代？是不是與美國的模式完全一致。不一定，路徑依賴。李嘉誠那里不就裝了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框架。
亞洲國家要把重點放在培養新一代能夠創業、創新。美國是一個吸收中心，高新技術人才都認為是在美國實現價值。創造一個制度環境，吸引他們在本地創新、創業，把創業基礎放在亞洲本國內。
段永平：新一代，我個人看，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起來，你有前途，但你還早著呢？不要被表面現象迷惑，要很刻苦、很努力。不要讓差距拉得越來越大。
楊偉強：新一代，指兩個層次，一個是崛起的國家和城市；一個是精英群體。
四：珠三角“新一代”根何在？
記者：回到珠三角的版圖上，在20年的大潮洶涌之后，終于面臨新的尷尬，其中一個相當大的標志是，作為民營企業的大本營，珠三角沒有進入民企10強的企業，作為中國現代商業的發源地，珠三角沒有進入零售10強的企業，而在產業上，有人詰問：珠三角這個大名鼎鼎的世界裝配中心，還能走多遠？在制度創新上，作為中國的新興經濟力量，浙江溫州模式以其根本意義上的資本人格化出身而越來越受到市場和輿論的肯定，蘇南也由以前的鄉鎮企業進入大規模股份改制時期，而混合鄉鎮企業和家族制私企的珠三角，在制度變革上又在哪個階段上？珠三角在新的中國與世界競爭浪潮的雙重沖擊中，又要期待怎樣的新一代橫空出世？
王君：有相當的典型案例，顯現先來者安逸，后來者拼搏的現象。比如，馬來西亞人與華人的例子，在美國的廣東人與其他地區華人的例子，在廣東的廣東人與外來人的例子。珠三角發展20年，老一代洗腳上田，創造了財富，還有創造財富的慣性。有沒有持續的能力，看后一代人的動力。但新一代人，他的動力就不大了。因為，老一代人留下房子、票子、車子等如此多的遺產。
那么，洶涌而入的外部人力資源能否沖擊這個格局？不是猛龍不過江！結果，外部人進來形成很強的競爭，使本地人學習提高，與外來者形成競爭與融合的局面。但要給外來人力資源加入一個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產業上，珠三角企業能不能成為新一代？關鍵是能不能把握方向，把握技術創新的潮流？以模仿為主的制造業中心，機會越來越少，那么，通過什么吸引人才？制造業能否裝上資本市場這個盤子？這些理不順，突然出現新的企業家也不可能。
在地方政府這個層次，珠三角一些地區，限制“外來人”，有“外來人”可利用，不可重用的觀念。職業經理人，是一個階層，誰代表它的利益？政府是本地人，企業是本地人，敢玩嗎？要創造平等的環境。
在企業制度創新上，一些大的企業，產權關系比以前清晰，但能否產生激勵？“外來人”能有什么位置？一些地方政府對“外來人”的限制，造成惡性循環，在你的政策環境下，我必然選擇是短期行為，那么，你也不敢放權給我。大家就互相不信任。
再有一個問題，珠三角企業究竟有沒有動力進行技術創新？成千上萬低成本勞力的大量流入，不利用這些廉價勞動力賺錢，他搞技術創新？！
不克服這些，珠三角要變成一個創新中心，在相當一個時段內，不可能產生。
王志綱：新一代，可以從他們兩個身上，挖一挖。中國市場經濟20年，珠三角是一個搖籃。從蝌蚪到青蛙經歷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市場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第一階段是廣東土著出來的。那時，北佬是打工的。我曾經滿懷激情地為珠三角農民洗腳上田而歌頌、贊美他們。最后，發現我錯了。當這些人成為主流社會人以后，帶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他們多少年形成的代表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我們要花很大精力來調整、改變它；另外，珠三角原始積累成功的企業家，北佬再優秀只是量上的差別，你是打工的。
80年代，有一種“星期六工程師”，周末派奔馳車到廣州，把工程師接出來，吃幾頓飯，把腦袋里的東西掏出來，走的時候再帶幾袋咸魚干，再好的送個紅包。哎呀，知識分子，草根啊，終于有外水了。荒唐的是老板覺得非常對得起你了！這個過程終于有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就是段永平從小霸王出走的事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界點、轉型點。不在于道德、是非的爭論。因為，老板沒有錯，阿段啊，我非常對得起你了。我給你奔馳車，給你高薪，還給你分紅，到極限了！骨子里，你不是打工的嗎？！講新一代就講這個，因為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第一，世界已進入一個才智時代，而非財富時代。資本要不要？要！但光憑它，你跳不起舞來。職業經理人階層，真正的企業家崛起了。他們能夠做產品，能夠做市場，能夠做企業，能夠做產業。此消彼長，開始洗牌了。第二，有市場掌控能力的人以智獲財，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96年，段永平揣著兄弟們的錢搞標王。當時是七上八下的。但幾年時間就成功了。這教育了土生土長的第一代企業家，于是開始出現改制問題、讓出經營權的問題等等。物質的力量只能由物質來摧毀。
講新一代，段永平和楊偉強就象八路軍與解放軍，對于后者的快速成長，是大環境發生大變化，以前段們拼老命想獲得的東西，對于他們來講是前提條件。
段永平：要建立一種機制。當時，因為沒有這個機制，和老板不太敢建立這個機制，才選擇離開。而今天，建立這個機制后，我們的高層管理人員非常穩定。
楊偉強：這是兩種不同的選擇。沒有對與錯。段永平選擇的是創業，我是在TCL的氣氛中找到了做事業的感覺。這涉及對評價體系的認識，對人的認識，對知識、對價值的認識。通過創業成為一個比較優秀的企業人和通過職業成為相對高層的經理人，有各自不同的軌跡。
我不認為當時的體制和現在的體制根本差到哪里？！這里有價值的獲得，有工作的氛圍。機制是很概念性的東西。當時，段永平獲得的，今天我們還未必能得到。這是一種分配形式的機制。
本報記者 袁衛東 孫玉紅 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