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財經》記者的采訪中，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巍對中關村的見解很有一種另類的味道，作為中關村的批判者和著名的企業并購專家，王巍對中關村的見解肯定會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

　　產權制度僵化使中關村失去活力

　　王巍認為，目前中關村需要一場產權改革。他說，無論什么改革，不從產權改革著手就很難見到成效。產權改革包括兩方面，一是中關村創業企業制度改革，到目前為止中關村的創業企業都是套用《公司法》中的幾種形態，而中國的《公司法》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法律，對非常靈活的創業企業，比如合伙人制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包括有限責任公司、無限責任公司都非常不適應。這幾類企業組織形式現在大家都在摸索當中，有些法律至少在這方面不是很規范，而且不夠靈活，比如合伙制企業，幾個人合伙在一起組織公司，他們愿意制定什么樣的游戲規則就制定什么樣的游戲規則，這是企業內部的事情，而我們常常拿一個所謂的《公司法》中的法律規定以及類似的公司章程套用在這些公司身上，弄得內部僵硬而不協調，缺乏彈性；另一方面提供融資的大多是體制內企業，這些金融企業并沒有針對中關村的實際情況進行大的調整，仍舊是過去幾十年來承襲下來的計劃經濟為主的運作方式，因此希望雖然寄托在新型企業身上，但是利益所在，在體制內，砸了，那叫投資失誤，對民營企業，好了，仍不免有各式各樣的議論，行賄受賄拿回扣之類，投資弄砸了，那就是國有資產流失，責任重大，所以，在這種體制下金融很難走向風險投資，利用風險投資體制支持新生企業，使有錢的一方和需要錢的一方形成一種悖論。有錢的一方和需要錢的一方都應該有個比較合理的產權制度，這樣才能使雙方的行為都合理化。在目前的情況下，有錢的一方只講“政治”，沒錢的一方卻要講效益，講“政治”的一方和講效益的一方湊在一起，沒有共同語言，匹配根本錯誤，所以，才會出現中關村一方面有大量的資金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有大量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

　　英雄主義害了中關村

　　在中關村還存在另外一種資本悖論：大企業有錢，小企業沒錢。王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認為現在有一個大家都談得不太多的問題，就是現代經濟的資源往往是在一個大范圍內配置。他舉美國硅谷、臺灣新竹為例。在美國硅谷、臺灣新竹，往往是興起一兩個龍頭企業、三四個龍頭企業以后，就會有一大批中小企業圍繞著它們做OEM(貼牌生產)，依托大企業的中小企業即使得不到直接的金融投資，也可以間接地拿到大企業的商業信貸，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因此在美國硅谷、臺灣新竹，一個龍頭企業往往可以帶起一大批中小企業，彼此關系非常協調，相互促進，共同提高。而反觀中關村，包括聯想和北大方正在內，即使做成龍頭老大了，一般都是小而全，因為怕技術外露，輕易不愿意讓人OEM，肥水不流外人田，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中關村的很多企業也確實不愿意給人OEM，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即使是OEM，跟你走了一段以后，一旦技術到手，立刻自立門庭，不愿給你配合。人人都想做老板，沒有一個人愿意“屈從”別人，人人都懷抱著一種強烈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愿意獨立創業，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很合適的位置上，大家都在爭風頭。種種觀念上的因素、產權上的因素，都導致中關村的產業鏈顯得很不協調。在單獨運行的時候，每個個體或許都能運作得很好，一旦合到一起，整個蛋白質，整個DNA便一片混亂，沒法處理，把中關村弄成了一個虛幻的概念，看上去一堆企業，卻形不成一個合力，同時也讓投資者望而卻步。

　　中關村選錯了領頭羊

　　王巍認為中關村有很多不好的現象。一個不好的現象就是靠所謂的品牌壟斷資源，比如北大、清華，就已形成了以學校為基地的品牌壟斷資源。根據北大、清華現行的這種教育體制，它拼命推動校園里的創業氛圍，拼命推動創業者追求高科技，而從北大、清華出來的創業者本身都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成就感，本身也在拼命追求高科技。以北大、清華為龍頭，追求高科技將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以中關村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一味追求高科技，是不是一件好事，還很難說。“我們現在更需要的是一種‘適用’技術，而不是一味的高科技。一些在美國或許很好的東西，高科技的東西，拿到我們這里來，就未必適用。”制造數碼電視、智能電話，是高科技，但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教會全國人民看電視，打電話，而不是去制造數碼電視、智能電話。只有全國人民學會看電視了，學會打電話了，才能說中國進入了一個科技社會。科技的最終目的是要給人們使用，改善人們的生活。“所以我認為，我們的產品不一定非要擁有那么高的科技含量，太高了，反而可能形成不了產業，形成不了經濟規模。”王巍認為，盲目追求高科技，是中關村的一個盲點。硅谷的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都是世界名校，但你很少看見這些學校自己出來辦企業，拿自己的學校做招牌。學校的任務，就是培養人才，做企業是企業家的事情。斯坦福、伯克利只是一個母基地，培養人才的基地。中關村拿北大、清華作龍頭，是選錯了領頭羊。“我們這些人帶著資金到中關村來，是想踏踏實實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追求名牌效應、媒體效應、新聞效應。”投資都講究一個投入產出，如果一味地追求高科技，長時間形成不了一個規模效應，形成不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投資者早晚會棄之而去。這是資本的選擇權。

　　創新不應該是閻錫山修鐵路

　　王巍的另外一個觀點，就是中關村不能一味地強調創新。創新當然是好事，但創新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創新是什么？創新就是破壞一個狀態，而這個狀態應該是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創新要破壞這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狀態，破壞有好的一面，它會引導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往高里走，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持續地創新，大家都來創新，就形成不了一個標準，很難標準化。不能標準化就不能工業化，不能工業化就不能大規模地進行生產，也就不能產生效益，形成不了生產力。社會需要一批創新的人，但創新在一個社會中，應該永遠是非主流的。如果整個社會都在創新，這個社會一定不成體統。一個合理的社會，一定是少部分人去創新，大多數人去生產。而且中關村有些人的創新，并不是真正的創新，就像當年閻錫山修鐵路，別人都修寬軌，他偏要修個窄軌，美其名曰創新，其實是對創新的踐踏。還有一些人創新，像當年電影《青松嶺》錢廣趕大車，非要留兩個絕活，以保持技術的壟斷，“這種事情我在中關村見得太多。其實沒有必要，與國際恰恰不接軌，是一種封建式的創新。”王巍說，“我特別厭煩這種行為，但又表示理解，因為中關村的商業倫理和商業道德還沒有很好地形成，做老板的天天防著下屬偷竊自己的技術機密去另立門戶，做下屬的天天防著老板剝削了自己的思想卻不給相應的待遇。”早期不成熟的商業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現在中關村依然廣泛存在，早期的硅谷也存在這種問題，所以，企業不斷地裂變，人們一味地創新、創新、創新，后來金融家進來，教育人們，不要一味地追求創新，而要將創新引向生產，才成就了現在的硅谷。現在的中關村人，言必硅谷，其實硅谷的意義，并不是追求諾貝爾獎，而是將一種新技術廣泛應用于社會，改善人們的生活。中關村現在有些走偏了，人們都在追求創新，追求品牌，追求超過別人，這種英雄主義的情結已經像血液一樣，深入中關村人的心頭，導致的就是中關村創業者之間的不合作，唯我獨尊，同時也使投資者不愿意進入。中關村現在急需建立一種合乎現代經濟規律的企業文化、商業道德和企業倫理，這些東西形成了，氛圍也就出來了，投資者才愿意進入。中關村現在的毛病是，一味追求高科技，而不追求高科技的應用；一味追求創新，而不追求創新投入生產；一味追求個人英雄主義，而不追求團隊意識。這些毛病不解決，很難說中關村會有前途，投資者也不愿意進入，投、融資渠道不可能暢通。中關村需要關懷，不需要溺愛

　　王巍認為，中關村獲得政府、社會太多關注，這種關注對中關村有百害而無一利。這種關注已使中關村處于不正常狀態。硅谷不是政府扶持出來的，而是一些自由創業者腳踏實地做出來的。政府應對中關村少一些關注，政府一關注，政府資源就進去了，政府管理也進去了，政府資金和政府企業跟著進去。貸款由政府提供，企業由政府選擇。企業一由政府選擇，企業自由創業的氣氛，企業間的交互推動作用便遭到弱化，于是中關村變成了政府的發展基地，變成了中國最大的開發區。中關村要發展，應該弱化政府力量，少一些政府行為，少一些政府的號召、講話；多一些非政府性質的金融家，多一些非政府性質的投資銀行家，給這些非政府性質的金融家、投資銀行家留一些自己的機會，給他們留一些自己選擇的權力；中關村要發展，還應該多一些非科技企業的文化，中關村科技企業太多，使中關村形成了一種以科技文化為主導的文化結構，而科技文化和商業文化是不一樣的，中關村現在更需要的是商業文化，而不是科技文化，現在中關村科技文化的色彩太重，需要沖淡一點。中關村需要關懷，不需要溺愛。中關村只需要“國民待遇”，不需要特殊待遇。中關村要發展，要與國際接軌，必須解決產權問題、商業文化問題、商業倫理、商業道德問題、創新問題、高科技問題。中關村的問題要允許大家討論，允許大家批評，不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政府、社會的過度關注，使中關村的企業家始終處于亢奮狀態，根本沒有辦法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做一些事情”。

　　王巍說，中關村要迎合資本市場的選擇，而不是讓資本市場來迎合中關村；中關村是資本的一個被選擇對象，而不是資本的選擇對象。“中關村喜歡搞運動。中關村現在又在搞一種風險投資運動、高科技創新運動，我看不出它能搞出什么成果。”王巍說。“資本市場可不聽政府號召！”

　　王巍很欣賞上海市政府“春雨潤物細無聲”的做法，認為中關村也應該少一些炒作。(文/本刊記者辛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