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公眾關注焦點的博時基金[微博]管理公司對媒體采取了友好但沉默的態度，記者多次聯系其基金管理高層，均被委婉拒絕，“我們該披露的，都已經披露了” 其監查部一位郭姓負責人反復說。其實，不愿說話的不止博時一家，在3月24日《中國證券報》登出中國證監會調查基金運作的結果后，幾乎所有基金公司就不約而同的保持了沉默。整個基金業彌漫著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對管理層的下一步舉措有所期盼，有所擔憂。

　　凡事必有因果，資本市場也不例外。此次中國證監會調查基金運做公布的結果，用業內人士的話說就是，博時受到處罰，大成、長盛被點名批評，其它5家被警告，2家受到表揚。這是一直在褒獎中成長壯大的基金首次受到來自管理層公開嚴厲的譴責，在基金管理公司內部乃至中國整個基金業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動。此次調查的直接誘因就是去年10月《財經》暴出的《基金黑幕》一文。

　　不能不提的人和事

　　提起《基金黑幕》就不能不提洪磊，提起洪磊，就不能不提從1999年5月就發生在中國資本市場的一系列事情，整個事態的發展就象故事里的情節環環相扣，引人深入。

　　從1998年3月底，金泰、開元兩只新基金問世，到年底共有5只基金登場，6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更是基金加速發展的一年，截止5月就有第二批5家基金出籠，4家基金管理公司加盟。10家基金管理公司手中持有的都是擲地有聲的真金白銀，順理成章5·19行情成為眾基金的“熱身賽”。

　　嘉實基金管理公司在洪磊任職總經理期間，貫徹指數化、模型化的投資理念，在5·19行情中并沒有出色的表現，凈值增長率持續低于博時、華安等積極型基金管理公司，同年新基金的申請設立未獲批準。處于同一起跑線的嘉實在基金凈值的增長、新基金的增設上已遠遠落后業界的同行們。外圍不景，難免后院起火，洪磊迫于股東的壓力，無奈出局。

　　無奈出局的同時，一份載有眾基金持續交易記錄的《內參》直接送到國務院高層，引起管理層極大重視，證監會嚴密關注基金運作動態的同時，《財經》刊出《內參》的通俗譯本，把基金直接推向公眾，成為眾矢之的，媒體的焦點，出鏡率最高的公眾人物。

　　不知是背后投資者的支持，還是眾基金聯手后的膽壯，做鬼的并不心虛。10家基金在10月19日的三家證券報上刊登了措辭鏗鏘有力的嚴正聲明(原文見2000年10月19日三大證券報)，“中國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經是國內監管最嚴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資機構之一，其業務都是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進行的”，一連用了三個“最”字。

　　基金的聯手反擊使戰事迅速升級。“最”字的使用激怒了學術界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故事演繹到2001年，年末歲初紛至沓來的莊股崩盤、上市公司財務做假的頻頻曝光，吳敬璉教授在央視的一席談話最終引發中國股市成立十周年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程度最深，參與者最多的大辯論，當然所有開口說話的人都是可愛的。與歷史上所有的“百家爭鳴”如出一轍，沒有結果，但影響卻是意遠而深長的。

　　公眾的關注，學界的辯論，使管理層監管的利劍如弓在弦。此時，證監會公布調查基金運作的結果及華安創新開放式基金的推出，既是去年基金黑幕故事的落幕，也是基金重生的起點。

　　最大的善莊？！

　　基金歷來就是受關注的焦點，其投資組合中的重倉股曾牽動了多少投資者的心，而去年的《基金黑幕》一文更是把基金推上了的眾所矚目的“公眾人物”的位置，其一言一行都備受媒體和投資大眾的檢驗。“我們理解，公眾人物是不可以犯錯誤的，但隱蔽者就可以為所欲為嗎？”一位業內人士多少有些憤憤不平。相比于當前證券市場中真實存在的達數千億之巨資金暗流的暗箱操作，基金從來都不是隱蔽的，至少基金每周要出基金凈值報告，每季度要出基金投資組合報告，每年要出基金投資收益報告。

　　人大財經委員會《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王連洲[微博]談到，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地下的私募基金規模已達到5000億規模，僅上海就有1500億的規模，即使按最保守的算法，現有私募基金的總量也遠遠超過深滬兩地掛牌的封閉式基金的800億左右的基金凈值。市場最大的黑洞在這里，當然這也是我們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有人說，基金黑幕事件將結束莊股時代，也有人說“中科創”的崩盤是莊股時代的結束，但市場上仍頻頻傳出“某某系”動向。事實證明，資金暗流仍在涌動，只要有其存在，莊股的時代就仍在延續，只是其隱藏在幾百個股票帳戶后機構投資者的蹤影比起基金的單一帳戶實是難覓。一位激進的個人投資者對記者說 “其實，我認為基金是中國最大的善莊，至少你還知道它在干什么”。

　　俗語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用在資本市場上，“披露就是最好的監管 ”，使一切資本的流動透明，獲取陽光下的利潤，市場上所謂的三公原則才能得到最大的體現。調查結果也有不公平

　　《基金黑幕》一文的參與作者胡立峰[微博]先生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提到，中國證監會對博時基金管理公司立案調查的依據是這樣闡述的“博時基金管理公司在股票買賣中采用的異常操作手法，與法律、法規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極為相似”，使用“相似”一詞，表明監管層的態度是非常嚴謹而慎重的，畢竟襁褓中的嬰兒，撫育是最重要的。

　　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此次的調查結果公告中仍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公平。首先操作方式上的不同所產生的交易量就不同，通過同一賬戶的自買自賣制造虛假成交量誘多是一種違規；但采用鎖倉的操作手法，作為莊家的一方，無需主動的交易，交易量上體現不出來違規就不算違規了嗎？第二是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不同基金之間的倒倉是否違規，目前業界爭論不休，仍未有定論。但事實中的操作很有可能造成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多只基金苦樂不均，欣慰的是管理層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投資基金法》中已明確規定基金管理公司要公平對待旗下每一只基金；第三是高位接貨，這仍是鉆制度漏洞的一種違規行為，沒有一部現行法規對高位倒倉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這種操作手法卻是所有違規當中殺傷力最強的，同時也是基金經理人一條嚴重的“損公肥私”途徑，直接損害基金的凈值，基金凈值的背后是廣大的中小投資者。如果此次的調查違規操作的標準再放寬一點，10家基金違規行為的排序是否還是這樣呢？

　　基金走向何處

　　2000年，博時基金管理公司投資策略通過裕陽基金的中期報表，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投資理念，市場投資理念分為以博時為代表的主動型積極投資策略和以嘉實為代表的分散型投資策略兩種流派。嘉實的投資策略在初期就被證明是不成功的，從華爾街照搬的東西并不適合有著強烈政策性因素的中國市場，而如今博時的投資理念也碰壁落馬。整個市場處在逡巡中，哪里才是基金的最好去處？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對記者說了一句實話，“基金的本事不在二級市場，而是在一級市場，多數基金利潤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一級市場的新股配售，來自政策給的利潤。”基金從成立之初到2001年初一直享受著政策的優待，無需慧眼識英雄，新股的直接配售為基金帶來超額利潤。基金在二級市場上的困難就是出不了貨，“不對倒，基金就出不了貨，不出貨，又談何收益？二級市場上真正做得好的是那些隱蔽的個人投資者”此話道出了基金業普遍存在的共識。胡立峰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談到，存在不等于合理，這些問題的存在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雖然不是基金單方面能夠完全解決的問題，但卻是基金應該確立一種真正價值投資策略的時候了，一種在基金投資者和廣大投資公眾之間的利益均衡的投資策略，這個平衡點的掌握將是基金業今后投資理念中的重中之重，陽光下的利潤對市場各方都是公平的。

　　投資理念的轉變從近一年來基金管理公司的紛紛遷址上也略顯端倪。截止1999年5月，成立的10家基金公司的注冊地，6家在北京，2家在上海，2家在深圳，而現狀是5家在深圳，3家在上海，北京僅剩2家。基金管理公司注冊地紛紛遷離京城，但高層及90%的工作人員仍常駐在京，這是一個有趣又耐人尋味的現象。面對這一現象，記者接到的反饋基本上是“規避稅收”，但從眾多基金欲說還休的語態中，記者明明聽出了規避的不僅僅是稅收一項。

　　面對此次中國證監會的調查結果公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業資深人士說：“客觀的說，沒有怨言是不真實的。基金從成立之初，就承載了太多管理層的厚望和市場對機構投資者的褒揚，在追求市場化效應過程中，忽視了法制觀念。因為法制有時也是矛盾的，例如不允許銀行資金違規入市，但又有股票合法質押的規定。所以這次的處理對基金也是一次成長的教訓吧”。

　　一席話，有其偏頗，但足以讓市場所有的參與者，政府、業界、投資者深思和反省。10家基金公司中8家有問題，這僅僅是基金違規的問題么？或者說，僅僅是用基金違規操作就能概括的了的問題么？(本報記者田毅 錢琪 北京報道)《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