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外收入

　　從80年代中期的“創收”開始，中國人的收入不再單純。曾湘泉發現，制度外收入現在差不多占到大多中國人的一半。這才是中國人富裕的真正秘密。但這種制度外的收入，最大的問題就是：規則沒了。

　　曾湘泉教授承擔的北京市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北京市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和防止兩極分化的對策研究，結果他的研究報告寫成了：擴大“制度內”，縮小“制度外”。

　　當我們坐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辦公室，與這位學院院長用接近一個上午的時間來討論他的這項研究后。我的結論是：曾湘泉這一研究完成了一項學術上的創建，但結果卻使他的“對策研究”變得更加困難。

　　曾湘泉發現了什么？簡而言之：中國人的收入特別是高收入的那一部分群體，他們的收入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工資制度內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工資制度外的收入。這后一部分收入，“始于80年代中期，發展于90年代初期，膨脹于90年代中期，持續于90年代晚期”。這一“制度外”的經濟運行機制、及其收入分配制度成為中國人富裕的最大秘密。

　　曾推算，制度外的這部分收入，從80年代占到中國人收入的1/3，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半，在相當的部門和單位的個人收入分配中，占到主導地位。

　　但是，這一部分收入是沒有進入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統計年鑒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影響中國人30多年的工資制度，開始于1955年建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統一級別、建立統一工資標準。第二年，全國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工資制度進行改革，然后形成30個級別的干部，對應于這些級別又配以各種水平的工資標準。即使其他的機構、團體和社會體系也以30級體系為標準模本而制定相應的工資標準。這一制度，此后30多年雖然經過幾次調整，但一直保持下來。

　　同樣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一套30級的工資標準，其級與級之間的差距一直在縮小。有計算表明，1956年我國干部的最高與最低工薪的差距為31倍，次年即降為27倍，1959年又降至17.6倍，1985年降到10倍。

　　曾湘泉解釋說，在80年代中期，隨著工薪級差的縮小，已經顯示我們的工資制度失效的跡象。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機構，對其勞動報酬的支付，要有公平公正的前提。而我們如此之小差距的工薪收入，已無法體現勞動的真實價值。也在此時，制度外收入開始出現。

　　曾說，制度外收入的出現，始于政府為調動單位和個人積極性的“創收”政策。從某種意義上，這一政策在工薪級差極小的現實下，對員工激勵帶來了重大效應。同時，這一政策也是國家為了解決中國人收入過低而采取的現實策略。

　　說到這里，曾停頓了他的邏輯推導與敘述，有了一些個人的抒發與感慨。

　　“這十多年中國的經濟運作軌跡，事實上就是制度外牽引！”曾說，“這構成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動力機制。”在我們的采訪過程中，曾不斷地被電話被來人打斷他的敘述。他說，我真想找到一個安靜地方寫一本書，書名就叫《制度外經濟學》。

　　曾子瑋的“制度外”收入發現，給我們觀察中國這十多年的變化提供了一種能夠概括性地觀察角度，但是這于他需完成的“北京市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和防止兩極分化的對策研究”卻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曾湘泉的研究仍然只能利用統計年鑒里的資料，換言，按曾的發現，這只是制度內的收入，沒有制度外的收入資料——而這一部分收入占到了相當人數的一半以上。如此局面，曾的研究結論當然面臨難題。因此，曾提出：擴大“制度內”，縮小“制度外”。

　　制度外收入帶給這個國家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困境。曾說，“最大的問題是，規則沒了！”如此一來，社會的整體性失范將不可避免。曾說，如果我們的稅收借鑒美國的方式，每年三月，公民向國家申報個人的收入狀況，無論制度內還是制度外都一并報了，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建立規范的體系。

　　其實將這一問題討論到這一層面，曾湘泉說，他過去的結論——擴大“制度內”，縮小“制度外”——也許要重新思考。是制度內收入溶入制度外，還是制度外最終進入制度內，也許將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無論是什么樣的結果，誰溶入誰，我們必須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曾說，“而這種制度的建立，又有賴整個國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