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的結果

　　市場化的逐步展開，造成了中國一批批的富人，這是兩條重合的軌跡。但是，真正面對富裕，可能還需要時間與勇氣。關鍵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尋求起點公平，還是尋求終點公平？第二、是讓窮人變富，還是讓富人變窮？

　　在曹子瑋看來，高收入或者說富人的出現，是這20年改革開放的結果。因此對于他們可以兩方面來看，其一，可以通過這一群體的變化來觀察中國的制度變化；其二，可以依照中國的制度變化來考察這一群體的狀況。

　　對曹子瑋而言，中國人的富裕軌跡很清晰，簡而言之，是“市場化的結果”。當然，“更嚴謹地看，我們所討論的是城市里的中國人的富裕軌跡。”

　　曹子瑋將他的市場化過程與結果分成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市場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領域的市場化。最主要進入這一領域的是待業青年，甚至兩勞釋放人員等城市邊緣人群，相對文化層次較低。在80年代中期，他們以個體戶之名而存在。通過也相對簡單的方式迅速地獲取了財富，由此形成了中國的第一批高收入群體。但由于流通領域相當門檻較低，因此進入方便，所以，隨后利潤從極高迅速趨于平均。這一領域獲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結束。但是，他們所積聚的原始資本，在未來轉向新的行業與領域，開始促使這個國家新的財富積累。

　　第二階段：生產資料領域的市場化。這一時期開始于80年代后期，當時的“雙軌制”政策是促成這一領域市場化最重要的動因。鋼鐵、木材還有土地等等，在計劃內計劃外的倒騰，十分容易取得超額利潤。這樣就誕生了中國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階段：金融領域的市場化。隨著金融債務、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現，中國又誕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這一時期在90年代初。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層次分別，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更容易獲得原始股。同時因為上市而衍生出的相關行業，如券商、會計、律師也因此獲利；其次是上市資格的審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與前面的相關人士比較，股民在其間獲利的比率最小，但卻是他們浮出了水面成為富裕象征。比如上海的股民楊百萬。

　　第四階段：知識與技術市場化。發生于90年代中期的這一過程，比前面的所有過程更來得更為迅速。他們形成了中國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在曹子瑋看來，前三個領域的市場化是呈爆發式的，所以也會很早就成為過去。而知識與技術的市場化由于門檻較高，將會有相當時間的持續。而這一領域也不唯科技，法律、醫務、作家以及導演等領域現在正在、而未來會更多地產生富裕者。

　　不過，曹子瑋還注意到在這四個階段過程中，始終有三種人存在著富裕的機會：

　　其一、由于政策或者行業屬性而形成的壟斷者，如電信、電力與金融等機構；

　　其二、擁有資源者在權力尋租過程中形成了富裕。極而言之，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腐敗，相比而言，由于懲處嚴厲，這兩年這批人已漸減少；

　　其三、歸國人員。

　　曹子瑋在與記者討論為什么會有高收入群體調查時，已經推導過從拉動消費開始最后進入到貧富差別的討論的過程，所以他比較擔心這樣的調查最后會產生歧義與誤解。因此在他執筆寫作的“城市高收入群體分析”一稿中，用兩個疑問表達了他對理性看待高收入群體的希望。

　　這兩個問題是：

　　第一、是尋求起點公平，還是尋求終點公平？這兩種不同的公平選擇將決定不同的社會分配方式。曹的結論是，“起點公平是我們追尋的目標，創建起點公平的競爭環境應是我們的努力方向。”

　　第二、是讓窮人變富，還是讓富人變窮？對這一問題，曹博士引用了印度的英籍學者阿瑪依·森(Amartya Sen)的一段名言：“對于改善貧窮人民情況的第一件事，是為他們爭取平權(Equity)。如果貧窮階層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這對貧民便是大事，縱使這會使貧富更為懸殊。改變貧富懸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頭來會不會提高窮人的生活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