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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內外資企業兩稅合并問題上，我們聽到了截然不同的聲音：財政部和部分專家學者是一種，商務部、外資企業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又是一種。
聲音的多重性表明，公共政策引起不同集團間的博弈已經開始顯性化。另一方面，這也再次提醒最終決策者：在一項公共決策出臺的過程中，必須正視利益相關者的不同訴求，讓利益相關者充分博弈，理性選擇最優方案。
一直以來，在面臨諸如稅率改革等公共經濟決策時，相關的政府管理機構總是想人之所想，替那些利益相關者做決斷。然而，這樣的決策過程盡管效率較高，但未必科學。從更長期來看，公共決策的決定必然通過利益主體的充分博弈來實現。
比如這次的稅率調整。
毫無疑問，外商投資對于中國今日之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同時是以犧牲部分國內相關產業利益而達成的效果，其成本也不可謂小。
那么，在選擇合理稅率問題上，決策者究竟該聽誰的呢？其衡量標準當然是，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最優。
什么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就是在不增加額外成本的情況下，讓經濟高效平穩地運行。
眾所周知，優惠之稅率吸引外資一直是我們的基本經濟政策取向。但是，時過境遷，這種以利益輸送為代價的總量放大顯然不是健康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在改革開放到一定階段時，下游的市場容量和上游的市場環境必然要轉換為最吸引外資的因素。也就是說，現在的外商來投資中國，他們更看重的是中國市場對產品和服務的吸納能力和產業聚集效應，稅率已經不再是其考慮之首選因素。
再看看另一面，長期以來，國內企業普遍稅負偏高。如此，雖有財政政策的帶動，但經濟的民間動能卻始終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因此，對國內企業稅率的適當減免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自主性。
兩相權衡，我們不難得出答案。
此外，我們知道，目前國家財政收入連年提高，國庫資金相對充裕，這正是適時降低稅率、藏富于民的好時機。
我們知道，如稅率調整等這些公共決策和私人決策的最大區別在于：私人決策的后果最終是私人自己承擔，但公共決策的后果最終卻要由社會公眾來承擔。由于公眾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這些群體利益并不一致，有時甚至是沖突的。因此，政府必須兼聽各方訴求，在保證公眾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做出選擇。
政府的某一項政策出臺，所有的群體都因此而受惠，或者雖然只有一部分群體受惠，但其他群體的利益也沒有因此而受到損害，經濟學稱之為“帕累托改進”。我們當然希望此次稅率合并出現類似“帕累托改進”的效果，但是，如果結果并非如此的話，我們的最終決策者就應當權衡利弊，比較成本效益，堅決地拿出方案。
如果說近年來政府機關努力倡導政務公開解決的是公民“知情權”問題的話，那么，讓“公眾說了算”或者在決策前充分聽取各方聲音則是對公民“參與決策權”的尊重和落實，是對重視公民“知情權”問題的進一步深化。
這也是公共決策民主化、制度化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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