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of China Focus on the City

　　蘇淺

　　城區金融業的高利潤是國家經濟補貼所無法比擬的，如果身處上海就更難要求農信社偏安農村了

　　邊緣化的苦惱

　　上海是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以縣域經濟指標來衡量，2000年上海市縣域人口占總人口的10.8%，縣域GDP占全市的5.7%，均居全國各省(市)最低。2002年末上海人均GDP已將近5000美元。

　　國際經驗表明，這個區域正處在經濟騰飛期，城鄉一體化的程度將會越來越快。這個曾經的遠東金融中心正試圖重建昔日的地位，而城市的繁華也使各類金融機構傾心不已，上海則回饋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目前全市金融業產值占GDP15%以上，外資金融機構的存貨款規模與資產規模均占了全國的半壁江山。

　　金融資源日益向中心城區聚集，業務創新加速，銀行卡中心、票據中心之類的概念顯示，只有進入主流才能獲得高額金融利潤，但是已扎根上海50年的農信社，卻因為特殊的身份在業務和地域上受到限制。一直以來，農信社只是一種半正規的金融機構，不能享有與銀行同等的發展機會。歷史上，上海市農信社曾經被限制不得進環線內設點，現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了管制，核心區內網點依然稀少——在總共232家信用社中，只有16家信用社處于內環線區域(不包括浦東新區)，僅占總數的6.9%。城市化的必然效應是農業占比逐步下降，目前上海市農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還不足1%。顯然，這一切使上海市農信社只能看著越來越多的外來銀行機構進入爭奪市場份額。如果不改變現狀，就意味著被逐步邊緣化。

　　融入主流的渴望

　　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農信社一樣，上海市農信社的合作制管理“有名無實”應當是個事實。整個組織具有商業性和利潤最大化的傾向，勢必要將“參與劃分市場份額以獲取最大利益”作為組織目標。這種情況下，合作制松散的組織體系絕對不利于參與市場競爭。

　　因此，城市化就會促使其聚合成統一的組織。自2000年上海市農信聯社成立以來，規模效應初步體現：2002年存款增長率為34.06%，年未信用卡發行量達到45萬張。據中國銀聯統計，當年11月份上海市農信社就完成取款交易20多萬筆，居全市17家銀行卡受理單位的第6位；同年宣布ATM機進入好德便利店，規劃中將達200～500臺；2003年1月，與IBM公司合作，準備實現農村金融信息化。這些措施與成績既表現了上海農信社在中國信用社體系中的超前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它融入主流市場的熱切渴望，信息化、信用卡與ATM機無不顯出咄咄逼人之勢，形成了對地域、業務、形象邊緣化的強烈反抗。

　　總之，商業性的組織性質勢必使其選擇追隨城市化的步伐，處于上海市農信社的地位，最合理的演變路徑是：整合成一級法人，然后爭取躋身銀行系統以洗清“半正規”的身份，最后脫農入城。這個過程中，合作制向股份化改造是與市場準入緊密相聯系的，后者意味著能獲得更大的收益。

　　入城的沖動

　　中國其他發達地區的農信社同樣正在承受著邊緣化的苦惱，甚至在一些較不發達地區的城區，農信社也同樣存在著強烈的入城沖動，只是上海市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落差較為顯著而使其入城動機更引人注目。

　　由于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實質上還處于國家政策的高度保護之下，進入成本很高，即便是半正規的農信社，要想完全躋身于銀行體系也相當困難。高度保護的商業銀行體系再加上相當高的經濟增速，決定了進入商業銀行體系具有很高的收益。

　　由于歷史原因，商業銀行體系問題頗多，卻能得到國家保護，這也使農信社不顧自身的資本與資產條件，積極尋求進入的途徑。可以說，在商業銀行保護政策下，經濟越發達，農信社進入商業銀行體系的沖動就越強。這部分農信社在機構數量上只占少數，但規模普遍巨大。無論從金融安全還是經濟效率角度出發，國家都不能不考慮城市化中農信社的意愿和歸宿。

　　但是，無論是組建成農村商業銀行還是農村合作銀行，抑制其活動領域和目標群體的政策意圖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國家對于城市化中農信社的定位就可以理解成：可股份制化而不可城市化。由于被明確限定了經營范圍和目標群體，中國農信社類似于改革前的專業銀行，是一種非市場化的金融組織。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提高了資源效率，但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在商業銀行退出的領域必須由國家安排金融資源，或者采用一些不同于商業銀行的組織，如NGO性質與合作制性質的金融組織。將整個銀行體系完全商業化并不符合國家效用最大化的原則。

　　當然，國家也必須衡量收益與成本以決定在何種領域采用何種組織形式，這就要明確市場的界線，在不能由市場自動解決的領域內，應當由國家調配金融資源，或者引進非市場化的組織。由于中國的金融市場中缺乏NGO和真正意義上的信用合作社，在“三農”領域內，國家只能通過被異化了的農信社來調配金融資源。如果國家通過農信社所獲得的收益小于約束農信社的成本，而增加銀行體系形成的規模和競爭效應又大于監管成本，那么農信社的商業銀行化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否則，就仍需借助農信社來配置資源。

　　中國農信社的定義重點從“集體金融組織”逐步轉為“支持三農的主力軍”后，內部治理結構方式的規定讓步于目標群體與活動領域的規定，這就明確地反映出國家意識到市場與非市場之間界線是“農與非農”之間的界線。由于社會中存在著較大的工農差別，國家專注于解決“三農”問題，期望農信社能夠進行持續的信貸投入。為了克服農信社逐利性的傾向，國家從政策上劃定了農信社的活動領域。為了減少直接控制的成本，國家也要采取一些措施引導農信社自覺加強農業信貸投入，比如減稅、利率改革、再貸款支持等。

　　由于扶持“三農”的立場無法動搖，國家就不能夠輕易地同意農信社非農化；如果農信社的主要目標是支持“三農”，那么合作制改造比股份制改造更加符合國家利益。從總體來看，“目標定位、組織控制、經濟引導”的三位一體政策應當能夠在大多數地區特別是較不發達地區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應。但是，按照農與非農的界線劃分，在城鄉一體化的地區注定會帶來農信社的終結。中國一貫將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相對，農與非農的界線基本上就是城鄉界線，這造成了農信社在市場準入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農信社屬“農”，而城市化則在客觀上擠壓了農信社的生存空間。同時城區金融業的高利潤是國家經濟補貼所無法比擬的，特別身處上海就更難要求農信社偏安農村。而國家如果固守農與非農的界線，堅持“農信社為三農服務”，則事實上承認城市化中農信社消亡的合理性。農與非農的界線劃分從主觀與客觀上都將導致農信社最終商業銀行化。

　　上海的道路

　　“人均GDP近5000美元”和“農業產值占比低于1%”是上海市農信社體制改革的主要依據，可以想像，以后中國越來越多的地區同樣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因此，上海農信社的體制改革就是一個風向標，其定位不能不慎重。

　　但是，農與非農的界線值得審視。按照“共同發展”與“實現全面小康”的原則，有兩點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貧困人口問題與GDP增長同等重要，必須要改變以前重價值創造和收入指標而輕分配結構的現象，要重視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第二，貧困人口并不等同農業人口。長期的城鄉差別塑造了一個思維定式：貧困人口即農業人口，但是這種劃分法顯然已不能反映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農村中不乏先富起來者，城市中也有不少貧困人口，扶持“三農”只能部分涵蓋幫扶貧困者的任務，而城市化恰恰表明，后者具有更全面更長遠的意義。如果將扶持“三農”的政策目標轉變為“幫扶貧困者”，則國家就需要重新劃定非市場化金融組織的活動范圍，因為商業銀行不會進入幫扶貧困者的領域內。

　　以上海為例，在“農業產值占比低于1%”和“人均GDP近5000美元”這兩個發達指標的背后隱藏著大量的貧困人口。“農業產值占比低于1%”這個相對值指標無法說明農戶數量的絕對值水平。2001年末，上海市共有農戶115.77萬戶，農業人口為363.7萬人，其中從事農業人口為83.18萬人。既然以農村中純農戶為服務對象，就無法“以產值占比低于1%”的理由而將這數十萬人口排除于金融服務的范圍之外，更何況2001年上海市城鎮失業登記人口有25.72萬人，加上純農業人口，共計108.9萬人，已相當于一個特大城市人口數。同樣，在“人均GDP5000美元”的背后是較大量的低收入階層，2001年城市最低收入戶為6103戶，低收入戶為7700戶，占總戶數的27.28%，這部分人口也需要得到小額信貸服務。

　　在上海都存在著如此龐大的低收入人口，在其他城市化較快的地區，相信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那么談論城鄉一體化中的農信社沒有支持對象就為時過早，合作制就不能在這些區域完全終結，農信社也不能夠融入到主流市場中。如果國家采用貧與非貧的界線，就應淡化戶籍差別和地域差別，強化收入差別，并對此安排相應的金融組織實行信貸投入。

　　總之，只要貧困人口仍大量存在，國家就不能一味順應農信社反抗邊緣化的欲望，不能將農村合作銀行當作商業銀行的跳板，反而應當強化合作制的性質，明確其“服務貧困者”的宗旨。在城市化的區域里，國家應保留農信社的邊緣性質，但是信用社不應繼續活動在城市邊緣，而應活動在商業銀行的邊緣。為了規范管理，甚至可以考慮對合作銀行實行國有化。

　　在上海市探索一條向貧困者提供小額信貸的道路，其意義遠大于為上海新增一家商業銀行的意義。在落實中央與總行關于支持“三農”的政策后，上海市農信社已在農業信貸方面有所建樹，比如結合市政府的農業發展策略扶持農業園區經濟、發展信用村鎮和發放小額信用貸款等。它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將小額信用貸款向市區延續，以幫扶城市中的貧困戶，而較發達的農業經濟也可保證其收益性，實現持續的信貸投入。同時，上海市具有相對高效的政府和相對完善的法制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市試行合作制規范和擴展信用社的活動范圍也比其他地區更為有利。但是，城市信用社的前車之鑒不可不防，農信社進城運作必須有嚴格的組織約束和金融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