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在重慶市永川縣臨江鎮桂林村——一個距重慶市百多里的普通村莊采訪時，一再聽到該地酒廠倒閉的事：據說全鎮87家酒廠，已倒閉成了十三四家；桂林村的也由5家垮成了1家。按理說，在桂林村這種種地明擺著不賺錢的地方，發展工農副業是最好的選擇，而桂林村為何恰恰勞力基本外出打工，本地工農副業相對凋敝？記者饒有興趣地對酒廠倒閉的問題進行了采訪。
一
臨江鎮素有釀酒的傳統，但是高粱酒廠在臨江鎮如雨后春筍般地蓬勃發展，是1994、1995年的事。說是“廠”，其實不過是家庭作坊，十來萬的投資，一家人上陣，再雇兩三個幫手，技術也不難，再加上農村合作基金會提供了起步資金：全鎮80多家酒廠從基金會借款300多萬元(但它的利息貴得驚人——月息從1.8分至2.5分不等)。而釀酒帶來“生物鏈”式的效應：酒糟可以做雞飼料、鴨飼料，雞鴨就多了；也可以喂豬，豬就多了；豬多雞多鴨多，肥料就多了，田也肥了。當然，更不用說它給家庭帶來的收益和對本地勞動力的吸納。
桂林村支書趙學金也是1994年冒出來的“春筍”之一。他從基金會先后借了7萬元(年息達兩萬)，懷著致富夢想，以日出800斤高粱酒的速度賣勁干起來。但是支書很快感到酒廠不好辦。首先是稅費多。一年的銷售額不過30多萬，要交的稅費卻可以拉一張長長的清單：除了國稅地稅外，還要交各種各樣的費，比如企業管理費1300元／年；工商管理費1200元／年；營業執照換照費50元／年；衛生防疫費、技術監督費，等等；還有什么個私協會費680元／年，入會亦是“自愿加強迫”，支書說他辦了幾年酒廠，也當了幾年支書，但還不知道會長是誰。
到此才知，一斤高粱產半斤酒，中間2毛的毛利，一毛付稅費，另一毛剛夠工人工資和水電，剩下的不過糟子錢。糟子旺季時能賣50—60元，天熱時更不值錢。倘若算上利息，兩毛之外還得倒扣。而且還要擔風險：比如酒要出夠點子，100斤酒要出到50斤，出不夠就虧。
而且行情變動很快。一段時間，高粱價格一跌再跌，書記一月之內即虧一萬多元。
雪上加霜的時刻終于到來，1999年合作基金會被勒令整頓，信貸權被一刀切地回收，支書被要求立即歸還貸款。支書一下傻眼：哪來錢還？支書被拘了10天，后來向朋友借了幾萬元，還了款，給放了出來。與此同時，鎮里20多家酒廠因為還不起貸款，主人避走他鄉。包括支書廠在內的70多家企業倒閉了。
支書現在在河塘上趕他的鴨子進棚。背著開辦酒廠所欠下的債務，支書直到現在還沒有振興起來，雖然他一直在尋找致富門路。今年，他開始養鴨。但是鴨子的成活率低于七成是賺不到錢的，而由于缺乏技術指導，支書今年養的5000只鴨子只成活了六成多。
二
70多家酒廠都倒閉了，但仍有十多家存活了下來。它們是怎樣活下來的呢？
×××的酒廠就是桂林村僅存的碩果之一。這一家是“釀酒世家”：65歲的老父親及母親、弟弟在外地做；自己和妻子在家做，又用糟子喂了幾十頭豬。
×××的酒廠能活下來，原因之一是他沒有向基金會借錢。
×××的錢都是向親戚朋友借的(此地這種以親戚朋友的信任為基礎的民間信貸網絡很發達)，他們不需利或只收存款利息，這不但使×××省去了一筆高昂的利息費，也使廠子避免了基金會整頓時的突然抽資。
×××的酒廠能活下來的另一原因是：“偷點、漏點、做點，即便是街上擺攤的，也沒有不漏稅的，不然做不下去�！碧嗟馁M擠占了利潤空間，要存活，就在偷漏上做文章，結果偷漏了該交的稅。比如×××的酒廠與支書的規模差不多，支書要交360元／月的定額稅和3萬元／年的國稅，但是，×××只分別交240元／月和1.3萬—1.4萬元／年。×××透露，此中關鍵在于少報產量，方法則很多，比如，不開增值稅發票，這樣就可以少交增值稅；比如，降度開票，將52度開成50度等等。(《經濟日報》馬秀蓮)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