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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趙義何江濤
短短兩天內，筆者和6名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深入交談。夜深人靜，當我們用筆再一次感受人大代表的時候，不由想起了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政治是我的責任。在世界上有些國家的議會制度中，那里的“代表”更多的是一種榮譽，由于心存感恩的態度，他們往往忽視了自己的本分。筆者對每個采訪對象都要問這樣一個問題：你怎么理解當代表？他們毫 無例外地都說，當代表就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感，不僅僅體現在對某項法律提出具有專業性和深度的意見。畢竟，政治不僅是一門專業的技術，更是一種熱情，一種兼濟天下的心腸。
就像李寶群代表所說：“我不是領導,理論方面的東西，我不大講得出。我來自基層，企業存在什么問題，工人哪些方面需要關心，我就實話實說，希望政府解決。”
當代表有著獨立的含義。無論你原先身居高位也好，無論你原先學富五車也好，無論你原先是行業模范也好，總之由于你在某方面的突出、一朝成為代表的時候，也就開始了一個新的學習與開創過程—當李寶群第一次被選為代表，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時候，你很難想像現在她會成為對國家的政策產生影響的人。養豬專業戶劉歡生也體會到：一旦自己成為代表，就要做好和從未謀面的省委書記打交道的準備。
當吳志泉代表說人大是一所學校的時候，我相信這對所有的代表都是適用的。秦池江代表用一段話精辟地概括了這種轉變：“當代表之后，想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同了。一年里至少有200天在想著自己的角色。平常很注意觀察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好像都與自己有某種聯系。”
這種聯系，其實就是一種超脫局部的能力。這里的局部指的是行政系統里上下級之間的等級觀念、學術上的門戶之見等等。在這里，民意成為最高的尺度。
南存輝代表的例子說明，一旦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眼光就不能局限在自己原先的圈子里面。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你必須關注大家都關注的問題，比如官員腐敗，比如政府越權，并且為興利除弊盡職盡責，其結果也就不僅僅對自己有利。
我們的采訪更多是圍繞非官方人士展開。在他們那里，代表這個稱呼絲毫不具備行政權力，即那種言出即行的效力，他們也十分恰當地將自己定位在橋梁和紐帶的位置上。提交議案、提出建議、大會發言、給有關領導寫信，成為他們行使權力的主要方式。
對于他們來說，提交議案，也許會碰到有關部門的各種推辭和拖延；提出建議和發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呼吁”成分為主；給領導寫信，在很大程度上，領導的重視與否決定了他們的分量，如果沒有廣東省省委書記那樣的“直通車”，很可能就不知所終。
他們的方式不會總是立竿見影，但即使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中，他們也忠誠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他們思考著，并且盡可能來促成這些問題的解決。在這點上，我們對人大代表不禁油然而生敬意。畢竟，問題是急迫的，也是老百姓最關心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利益關系的復雜，法律、司法體制、政策等不適應社會急劇變化的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我們采訪到的人大代表，幾乎每一位都是“官司纏身”。他們現在是老百姓找得最頻繁的人。
可是，由于我們的人大代表不是專職的，由于在人大代表發揮作用的具體制度上創新不足，由于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不少地方還很嚴重，我們的人大代表正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需要堅持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與時俱進”的重要思想。
寫到最后，筆者內心不禁感到一絲慚愧。我們也是人民的一員，也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可我們什么時候想到過要與我們的代表接觸一下呢，哪怕僅僅是表達自己對他們某些做法的支持。如果說，只有自己有麻煩之后，才想到要找一找代表，那么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也就太膚淺和功利了。
《南風窗》策劃：六位代表心曲吐真
南風窗記者趙義何江濤發自北京
他們是工人、農民、縣委副書記、學者、民營企業家、醫生。
但今天，他們又有個共同的身份：人大代表。
他們向記者談到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對國家立法事業的殷切期待，民營經濟地位的提高，職業群體地位的改善……
他們是由無數涓滴意見匯集而成的洪流。作為個人，他們也許是平凡而普通的，但一旦成為代表，他們就如同希臘傳說中從大地汲取力量的神祗，成為不可忽視的強大的存在—尤其是他們自覺融入到群體命運、感受無數人的意志和心愿的時候。
愛惜我們的代表，傾聽我們的代表，不啻于愛惜我們的國家，并且傾聽無數平凡人的心聲……
李寶群(廣東團)：多關心下崗工人
我們見到李寶群代表的時候，她正在準備大會發言稿。她說：“我要呼吁關心下崗工人。”
李是八、九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廣州重型企業集團，是廣州市僅有的兩名工人代表之一。這10年里，她見證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她說：“1998年，下崗還沒有現在這樣風行。今天，下崗已經成了一個群體性問題。”李感慨說：“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工人農民不多。廣州工人代表就兩個，所以我肩上的責任很重。”
李寶群回憶起第一次當代表時，笑說：“我干了23年的焊工，第一次被選上時，根本不知道當代表是怎么回事。那時連普通話都不會說。”
現在，她是用普通話侃侃而談。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進入了角色”。
讓李感到自豪的是2000年“兩會”期間牽頭提出的一份議案。在之前列席省人大會議時，李了解到許多代表對“國有企業職工因協議解除勞動合同取得一次性補償收入計征個人所得稅”這點意見很大。李說：“現在下崗工人買斷工齡，基本上是2～3萬這個幅度。這又不是獎金，只是提前付給人家的生活費。干嗎要收稅？稅收不是向這種人開刀的。”有關部門以各種理由一直在將近半年之后才有明確答復：5萬元以上才收個人所得稅。答復時間已經過了法定期限。
談起對當代表的理解，李下了個有趣的判斷：當代表都是學雷鋒。她笑著對我們說：“當人大代表，跟西方國家議員可沒法比。好多人問我，當代表有沒有代表費呀、車馬費呀什么的。(我告訴他們)，除了開會期間工資照發外，哪有什么補貼呀。”
“以前開‘兩會’，我發言機會很少。感覺也輪不到自己。”寶群感慨地說，“長春書記來了之后，開會的時候他就說，讓一線代表先發言。市長、書記少發言，企業的、基層的代表多發言。”
去年人代會上，李寶群關于下崗工人生活保障問題的發言就得到了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的共鳴：“我們愿意多聽聽企業的、基層的情況。”當時，下崗工人生活保障還沒今天這樣完善。
“長春書記給全國人大代表開了一個直通車。我們這些代表反映什么問題，信件可以直接轉到他手中，他會回答我們。沒有直通車的時候，你一年才和他在北京碰一次頭，而且信很難到領導手里，一般是信訪部門處理，答復也就是會跟蹤、會處理，但效果不大。”
廣重解放前就有了，許多老職工是以前的南下干部、老干部、軍隊專業人員、地下黨。由于效益不好，他們的醫藥費解決起來很困難。李便給李長春寫信。李長春見她的時候，說：你放心，我已經給有關部門打過招呼了。“我們廠老干部的醫藥費通過各種途徑，解決了很大一部分。我給長春書記寫信，打電話，反映問題，他總是會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
李還特意提到了廣州市市長林樹森。在她眼中，林是“什么話都能聽得進”的領導，和代表關系很融洽。人大代表視察地方工作時，李充分利用這樣的機會向市長反映問題。下次見面時，林總是特意找到李寶群，對她說：“小李，你放心，你說的問題，我給你解決了。”
李寶群代表生涯感觸最深的一點是來自《代表法》。剛選為代表的時候，市里就組織學習相關法律，特別是《代表法》。對這個法，李說自己印象最深的是這一條：代表說的話受法律保護。她這樣解釋：“這樣，提一些激烈的問題，也沒有后顧之憂。有些問題，提出來對地方領導可能不利，但有了《代表法》，我們就敢說話啦。反正我們不求名，不求利，不當官，心里坦蕩蕩。”
談起這次人代會，李寶群說：“1998年總理的報告中提出國有企業3年解困，我現在最想看看解困之后，政府會出臺一些什么政策，怎么處理遺留問題。我最喜歡想這些問題。
來自基層的代表，一般頂多做兩屆。像廣重這樣作為困難戶的企業，能不能分到代表名額，還很難說。李寶群特別提到，工人代表要多為工人特別是下崗工人呼吁，“得有人為弱勢群體說話。”
劉歡生(湖南團)：我和李長春書記的故事
“你們是廣東的記者，我要講講我和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打交道的事。”劉歡生說。
劉說，他家鄉湖南祁東有個包工頭，在廣東番禺做完一個工程，沒拿到工錢，1997年打贏了官司，法院判對方賠償600多萬元，但一直得不到執行。2001年4月，劉歡生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給李長春寫了一封信，李長春很快做了批示，問題當年就得到解決。
劉歡生后來還向李長春寫信反映過一個湖南打工妹在廣東因工作條件惡劣得了白血病，但得不到合理賠償。李長春收信后，給省勞動廳做了批示，廣東省高院目前正準備重審。省勞動廳還專門給劉歡生回了電話。
“我連李書記的面都沒見過，但他對我反映的情況這么重視，真令我感動。”劉提到，現在各地對法院的意見比較多，因為常有案件判決了也得不到執行的情況。“我覺得高法報告做得好，但落實不好。所以我連續兩年沒投高院報告的贊成票，今年我還要投反對票。”
“現在違法的主要是部門，應該加強對部門的普法。”劉講了一件事：當地一個法官在1999年4月把一個老百姓打成輕傷，卻沒有任何處理。他寫信給最高院反映也沒回音，最后向省紀委書記反映，但打人法官只得了一個警告處分，而賠給傷者的5萬元錢還是公家出的。更可氣的是，打人時縣法院院長還在場。
劉稱，他每年都要向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反映不下幾十起有關司法的案件，大概只有40%至50%是起作用的。“我感覺當好代表很難，反映的問題很多，但解決的還是少數！而且因為時間少，真正能為老百姓服務的還不夠。”
吳志泉(湖南團)：讓農民休養生息5年
吳是一個農民企業家，又是縣委副書記。和他交談，你絲毫感覺不到你對面坐的是一位領導干部。自始至終，他談的都是農民問題。
來北京之前，許多鄉村干部和農民都找他。一個叫胡宗喜的農民到他家里很多次，說：吳書記，你給我們帶句話去，希望中央拿出點硬措施來增加農民收入。實際上，這幾年，每次吳志泉在大會上發言，都呼吁要拿出“硬措施”來增加農民收入。吳說：“有時候我有點灰心，但還是不會放棄。這個話題年年是熱點，但一直沒有完全解決。”
吳這樣說有他的根據。他特意給我們解讀了近年一項政策：干部的工資3年要翻番，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3年要翻番，農民的收入要增加。他說：“最后一句話，是個好心，但沒有具體措施。前兩句話，各級財政一定會想辦法落實。但農民收入哪里來？負擔怎么減？稅費改革后，農民一年負擔還是接近200塊錢。對拿工資的人來說，就那么回事，在農民眼里就很厲害。農民收入怎么增加，政策上好像還沒有具體東西。”
在吳的眼里，中央是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的。給他印象最深的事是1999年九屆二次人大會議上。當時朱●基總理參加湖南團的審議，吳對總理說：總理，現在農民負擔太重了。總理馬上說：“是呀，農民負擔是個大問題。我給你個電話號碼，以后注意一下下面情況，如果發現隨意加重農民負擔的現象，隨時打電話向我匯報。”
但吳渴望的是具體辦法。2001年人代會發言的時候，吳直接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中央應當下決心讓農民休養生息3～5年。也就是說，免征農民3～5年的農業稅。他指著桌案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說：“去年一年全國增加了2400億的稅收。1988年我參加人大的時候，全國的稅收才兩三千個億。我們現在農業稅一畝大概是30～40元，最多50元。一年六七百億的農業稅，并不是個大數。”
秦池江(黑龍江團)：立法滯后要引起重視
秦池江作為一個長期從事金融工作的老專家，卻戲稱自己是“土包子”。
在金融方面，秦提交過許多看法中肯的議案。
1998年秦第一次參加人代會，就提交過加強信用環境建設的議案。當時秦提出了10條建議，頭條就是信用要從政府做起。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答復是原則上同意，但是要從政府做起，人民銀行也沒有辦法解決。令秦遺憾的是：這次金融工作會議上還是回避了這個問題，核心點沒有抓住。
作為一個專家，秦十分清楚政策搖擺和立法滯后給中國經濟造成的不利。秦池江在1999年就提交了制定中小金融機構法的議案。他說：“對國有商業銀行適應的，對城鄉信用社就不一定適應。只靠一部《商業銀行法》是管不好的。”中國人民銀行的答復是：現在處于金融整頓時期，立法時機還不成熟，以后再考慮。
2001年，秦又專門提交了制定合作金融法的議案。不過，到今天為止，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什么進展。“立法滯后已經使得城鄉信用社十分不穩定。現在是，誰都可以割一塊肉，不割白不割。”秦在2001年還提交或聯署了對很多法律比如《票據法》、《商業銀行法》、《人民銀行法》、《保險法》進行修改的議案，“現在看，雖然都有答復，但都沒有太大的進展”。
幾年經歷使秦池江在立法方面深有感觸。他對現在法律出臺有沒有考慮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意見感到擔心。他說：“立法應當有聽證制度。立法過程不應當僅僅是政府內部討論。《婚姻法》那種形式就很好。即使你可以有很多理由說它里面有不合理之處，但這種方式是可取的。立法應當公布出來，大家討論。找來幾個專家，關在屋子里想，不見得行。”
秦特別提到了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燃油稅方案的抵制。類似事情過去并不多見。他說：“抵制是對的。我也參加過討論。我一直不贊成。如果今年要表決的話，我投反對票。”秦解釋理由：“主要是財政部還沒有拿出方案來保證農民利益。中國的用油大戶是誰？是農民。農民有三輪車的比城里開小汽車的多10倍以上。農民拖拉機在大地上跑，為什么要交養路費？出海打魚，用你什么路了，還要交養路費？先征后退也可以，但你有什么具體辦法保證原原本本退到農民手里？農民這么分散，搞不好又出了個腐敗的根源。”
每次人代會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他都要發言。這也是他所說的“當代表之后關注領域不同了”的一個注腳。
秦思索了幾個月，想提個議案：改變集中休假制度。他戲稱自己是“狗咬耗子”。
在秦看來，現在這種一年幾次連續長假，比如五·一、十·一，副作用太大—“假期里，老百姓有什么急事要辦，政府部門或公共服務部門卻關門了。人家外商到中國來，經營費用是按天、按小時算的。找不著人辦事，損失也很大。”
南存輝(浙江溫州)：為民營經濟的“國民待遇”鼓與呼
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代表，南存輝又是溫州民企的優秀代表，他領導的正泰集團名列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的第五位，是溫州納稅第一大戶。于是，為民營企業界鼓與呼就成了南存輝當仁不讓的職責。
從1998年第一次參加全國人代會起，他就大聲疾呼“民營企業呼喚公平待遇”；2001年，他在全國人代會上連續3次發言提出“民營企業要享受同等待遇”。每次大會，他都為民營企業呼喚“國民待遇”，引起媒體廣泛關注。
2001年初，南作為全國民營企業界唯一的代表，應邀和其他14名知名企業家出席朱●基總理在首都中南海召開的座談會，對即將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兩點意見，他的意見集中在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方面，這些意見后來在總理報告中得到體現。
南存輝對此也不謙虛：“我在為民營企業的鼓與呼方面發揮了一些作用。”個體私營經濟在1999年的全國人代會上通過修憲從“必要的補充”到“重要的組成部分”；私營企業主從尷尬的政治面目到去年江澤民總書記的“七一講話”中被明確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南存輝所在的正泰集團也初步取得了上市資格。南存輝們呼吁的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正在一步步的實行中。
南存輝在為自己能夠參與影響時代命運的重大決策而欣慰的同時，更感到代表責任的重大。他表示，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他表示，要繼續為民營企業的行業準入和財產保護鼓與呼。
南存輝曾和其他代表共同提出關于抓緊制定《中小企業促進法》、《中小金融企業法》等議案，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他和其他代表共同提出的關于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關于要求沿海鐵路干線甬臺溫段項目列入國家“十五”計劃等議案，國務院有關部門都作了正式答復。其中甬臺溫段項目已正式列入國家“十五”計劃。
當記者問南存輝為什么也想到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關于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消除腐敗的議案時，南說：“腐敗也阻礙經濟的發展。我們去外地打假，反而常常被假打，除了地方保護主義，這里面絕大多數都有腐敗因素。所以我這次有個建議就是繼續整頓市場秩序。整頓市場秩序同時必須反腐敗。”
葉如美(江西團)：讓醫生放心治病
葉在大廳里休息的時候，我們找上了她。她也是“兩朝元老”了。八屆江西全國人大代表中，她是唯一來自醫務界的代表。
葉如美最難忘的是去年促使法院對一名醫生做出公正判決的往事。
南昌市一個名叫張玉蘭的內科大夫給肺結核病人吃下了專治肺結核的藥物利福平，結果病人過敏反應，休克死亡。病人家屬向法院控告張玉蘭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病人死亡。結果一審對張判了刑。此案要害的是，衛生部并沒有規定利福平要做過敏試驗。當地醫務界對此議論紛紛，甚至有這樣的說法：“如果張玉蘭入監，那將是中國醫學界第二大冤案。第一大冤案是華佗被曹操殺頭。”
好多當地的醫生都來找葉如美，問：“醫生出了這事，你人大代表管不管？”葉如美了解到病人家屬頗有“背景”。其中一個還謊稱是最高法院職工，和高院法官很熟。另一個在省里也有背景。她說，這對判決有影響。
葉邀請了8名南昌市全國人大代表，對此事情展開調查。他們了解到衛生部的確從來沒有要求對利福平做過敏試驗。于是他們聯名給二審法院寫信，表達了希望謹慎處理的意見。結果，二審宣布張無罪釋放。說到這里，葉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她比畫著，讓我們聯想電影常見的歷經磨難、正義伸張的情節。
作為代表，葉不會將問題限于局部。她說，她準備提出一個議案：對《刑法》335條做司法解釋。335條里有這樣一句話：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員身體健康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她認為，毛病在于沒有量化。什么叫嚴重不負責任？這個問題沒有說清楚。她說：“最好對此有個司法解釋，這樣，法官判案也好掌握，也給醫生一個明白。”
醫務工作者和人大代表的雙重身份，使葉能夠注意到一些常人忽略的問題。比如她發現，醫生現在膽小了，該開刀的也不做了，生怕出問題招致家屬敵視和司法介入。葉不無憂慮的說：這會導致醫療質量的下降。她還注意到，許多醫生不想讓子女學醫。現在，葉準備提出另一個議案：要為醫生制定專門的保險法。她說，醫生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實行專門保險，可以讓他們放心給病人治病。“這樣，對醫生和病人都有好處的。”她這樣總結到。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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