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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陳初越發自荷蘭海牙
前言
2002年2月12日，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前南斯拉夫問題刑事法庭(簡稱前南刑庭)前停了一長串的電視采訪車。一些示威者不失時機地打出條幅，要求“米洛舍維奇償還斯雷本民察 血債”，要求“逮住卡拉季奇”。這一天，前南刑庭正式開始審理米洛舍維奇一案。自2001年6月28日米洛舍維奇被移交前南刑庭以來，本案稍有風吹草動，便引來全世界傳媒的關注。而法律界對此案的辯論更是熱火朝天。對米洛舍維奇一案的起訴和審理，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追究一名卸任國家元首的戰爭罪刑事責任。有人稱之為正義事業的進步，亦有人斥之為法律精神的倒退；有人譴責法庭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產物，亦有人將前南刑庭的成立描述為“國際社會因曾置前南地區戰亂于不顧，而引發的良心譴責下的補償之舉”。
記者在荷蘭海牙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采訪，出席旁聽了多場對米氏的審前聆訊會，并傾聽了各方人士對此案的意見，深感此案涉及面極其寬廣和復雜，可以說，20世紀最敏感的政治、社會、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爭端與沖突大都在這場審判中有著種種折射與反映。
這注定是個曠日持久、聚訟紛紜的審判。審判結局究竟如何？米氏留給將來人類歷史的形象會是一個搞種族清洗的可恥屠夫，還是一個保衛國家統一的受辱英雄？他將被漫長囚禁，還是無罪釋放？這一場審判最終顯現的意義，到底是人類公理的勝利，還是政治權力的勝利？但我們正不妨抱著對這些問題的疑惑和興趣，聽聽各方法律人士對此的立場和態度，研讀這一幅20世紀留下的最復雜、最令人迷惑的大審判圖卷。
前南刑庭應當解散？
要提及對米氏的審判，不能不先回顧一下此案的審理機構——前南刑庭的成立原委，并了解各方面對其所下判語。
1993年5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鑒于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形勢已經危及到國際的和平與安全”，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章采取行動，通過第827號決議，建立了前南刑庭。聯合國安理會的所有成員都投下了贊成票。前南刑庭連同盧旺達法庭遂成為繼二戰后東京法庭和紐倫堡法庭之后，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建立的第二批刑事司法機構。
但是前南刑庭自其去年引渡米氏以來，對它的批評之聲便一直不絕于耳。主要的指責是稱它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主持公義的國際機構，而是更多地淪為政治附庸物，為某些西方大國的利益服務。
“這不是一個值得尊重的真正的法庭，它服務于某些別有用心的政治企圖，用以摧毀前南國家主權完整，并掩蓋西方(科索沃)戰爭罪行。”米洛舍維奇國際辯護委員會副主席、加拿大律師Christopher Black聲稱：“前南刑庭的存在，體現的不是法律的公平，而是對法律的蔑視�！�
Black還指出：法庭成立的最初藍圖來源于美國軍部，這一現象本身即揭示出法庭作為戰爭武器的實質。所以，盡管法庭的種種陳述閃爍著“人權”的詞藻，但其實它的地位并不超然，它承載著一些大國的政治企圖。
Black認為，西方大國為了贏得介入前南事務的“合理性”，并加速前南斯拉夫地區的分崩離析，使之成為美國和德國的政治附屬，就要降低或打擊前南政治領導人的威信，使他們名聲掃地，而最有效的辦法正是成立一個具有國際地位的法庭，然后把這些領導人一一送上法庭。畢竟，公眾總能接受法庭的中立性，即使法庭最后是服務于政治。
Black認為，聯合國安理會1993年決議其實將波黑的國內戰爭“錯誤定性”，這場戰爭是由北約組織“部分挑戰與控制”，本身即是對國際和平的威脅。其后，聯合國決議進一步歪曲了《聯合國憲章》第7章的意圖而成立法庭。而根據《憲章》第1章，“聯合國是建立在各成員國主權平等之上”，這一條款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世界人民自治權”的基本保證：國家主權不存，焉談自治權？而前南刑庭的存在卻使一些國家的意志完全凌駕于另一個國家之上，損壞了這一基本原則。在Black看來，前南刑庭不但就其先天的孕育和產生就不合理，連同其成立后的運作模式也大有可議之處——法庭本該獨立于任何一個國家政府之外，但它總是毫不掩飾其與美國的密切聯系，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就被稱為“法庭之母”。法庭和北約組織還有合作協議。是北約組織，而非聯合國部隊，成為保護法庭的“憲兵”。而在起訴米洛舍維奇之前，法庭檢控官就先與克林頓繼而與布萊爾磋商，完全違背了其自稱“不受任何一國影響”的中立立場。
Black認為，這一系列問題都顯示出，前南刑庭的存在，反映出的只是一種“國際司法的腐敗”，前南刑庭沒有資格來審判米洛舍維奇，它應當被解散掉。
人權事業的一枚果實？
這真的是一個“腐敗的法庭”、一個依據“戰勝者”意圖成立的法庭嗎？
荷蘭法學教授kalshoven稱上述看法純屬不經之談。kalshoven系原聯合國“前南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原荷蘭檢察總長。
kalshoven認為，法庭的成立源于國際人權事業的深入和發展，符合國際法自身的發展，也符合人們對正義的期待。對此，kalshoven做了下述回顧——
雖然1948年以前，國際條例多次強調種族清洗是國際法上所有簽署國必須加以預防和懲罰的罪行，1949年《日內瓦公約》再次對防止國家戰爭罪行做出嚴格規定，但形形色色目空一切的“武夫政權”完全將這條約視為空文，踐踏腳下。武裝沖突在國際舞臺上屢見不鮮，如印巴戰爭，兩伊戰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等。這些戰爭“齷齪之極”，民眾苦難至深，但始作俑者往往鮮受懲罰。在這方面，拉丁美洲尤其“臭名昭著”，因其戰爭暴行呈現出一種系統性的“不受懲罰”現象。
對于種種戰爭暴行，長時間以來，國際社會幾乎束手無策，似乎只是局限于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的口頭批評，雖然經常出現關于懲罰戰爭罪行中的領導人的討論，卻一直沒有任何行動。
kalshoven認為，這些情況直至1991年才發生了改變。這一年，南斯拉夫開始解體，先是斯洛文尼亞迅速成立，然后是稍長且沖突頻繁的克羅地亞戰爭。戰爭中出現了大量的平民傷亡，1992年4月，戰爭暴行在波黑地區達到頂峰，演化為人道主義危機。
在南斯拉夫解體之初，媒體、人權組織、各國政府與聯合國便對前南地區的戰爭局勢給予關注，隨著對違反人權事件的大量報道，上述機構組織的反應隨之變得更為積極，先是呼吁戰爭各方遵守戰爭法與戰爭慣例，繼而介入戰爭調停。最后，在一切調停的努力均告失敗的情況下，成立專門國際刑事法庭的呼聲才逐漸抬頭。
1992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開始搜集前南地區違反人權的情況；1992年10月，它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調查與分析相關情報與資料；1993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要求該專家委員會上報調查報告。該報告正式指出在聯合國安理會或其它機構授權下成立法庭的必要性。該月，安理會決定成立法庭，1993年，前南刑庭成立，它宣布接受審理90年代以來前南地區一切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的事件。有必要指出的是，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南聯盟政府亦承認前南刑庭的合法性。
對于前南刑庭成立的意義，Kalshorn教授說：“我個人的工作目標是在法律領域深入國際人權的保護事業。我認為，前南刑庭的成立具有同樣的意圖與效果，堪稱國際司法事業的一大進步�！�
那么，為什么那么多“齷齪的戰爭”發生了，沒有成立法庭來追究戰爭罪行，獨有前南刑庭和盧旺達法庭得以成立呢？kalshoven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指出，確實有許多戰爭罪行沒有進入國際人道主義的關懷視野，沒有獲得“決定性的關注”，但這一切只能埋怨國際社會，而不是法庭本身。
關于前南刑庭是否具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荷蘭霍寧根大學國際刑法教授Gerard Striands談了一個觀點，他指出，法律從來是與政治緊密聯系的，國際法庭的每一審判，無疑會有利于某些國家的利益，但不能因其具有政治性，合乎一些國家的政治利益，就否定其進步性和合法性，并臆想法庭是大國附庸，以大國利益為依歸。
卸位元首難卸罪責？
審判米氏的目的是為了“抹黑”這位前南國家領導人，以確立多國部隊對塞族發動的科索沃戰爭的合法性、滿足美、德等國控制前南地區的政治野心嗎？記者了解到，西方社會普遍不這么看。
西方法學界主流是這樣評價起訴和逮捕米洛舍維奇對國際社會的意義：
首先是威懾力量的確立——通過對戰爭責任的曝光，讓潛在的戰爭罪犯意識到他們的行為不可能被國際社會所默許與寬囿；
其次是歷史記憶的銘刻——所有戰爭罪行必須通曉于世，讓歷史與世界人民記住發生過的丑惡事件。不能由于罪行主角矢口否認，沖淡罪行作為事實的存在；
最后是個體責任的追究——戰爭罪、反人類罪、種族清洗罪實際上都是由一些個體在實施的，他們不能躲在國家這件“抽象的大衣”后來逃避懲罰。這一原則在1946年紐倫堡法庭的審判結論中就得到了描述：“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而不是由一個抽象的實體。只有通過對具體的實施罪行的人進行懲罰，國際法的規定才可能被執行。”
那么，是基于怎樣的初步證據，使得米洛舍維奇遭到起訴呢？
牛津大學法學教授Paul Williams和Norman Cigar二人合著的《戰爭罪與個人責任》一書，指出要確定對米氏的起訴是否有確切證據，就要回答以下問題：
——塞族武裝與其半軍事化組織在波黑和克羅地亞實施了暴行嗎？
——米氏對塞族武裝組織在上述地區的活動，是否有鼓動之責？
——米氏對塞族武裝組織在上述地區的活動，是否有支持之責？
——米氏對塞族武裝組織在上述地區的活動，是否有領導之責？
兩教授大量援引了從公開渠道獲得的聯合國報告、一些國家的政府報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塞爾維亞政府官員、軍事人員、半軍事人員的公開陳述、南聯盟媒體戰時報道，最終得出結論為：“南聯盟軍隊、塞爾維亞共和國部隊及其半軍事化組織有組織、系統地、大規模地實施了戰爭罪行，而這些部隊處于米洛舍維奇的統率之下，米氏應對前南地區戰爭罪行的產生和實施承擔鼓動、支持及領導之責�！�
當然，以上只是兩名英國學者的研究觀點，但顯然它代表了西方法學界對此案的主流看法，前南刑庭對米氏的起訴書則闡述更為具體——檢察官德爾蓬特在對米氏的起訴書中列出了66條罪狀，指控米洛舍維奇自1991年以來在科索沃、克羅地亞和波黑地區犯有“危害人類罪、種族屠殺罪和戰爭罪”等罪行，其中“科索沃案”5條罪狀、“克羅地亞案”32條罪狀、“波黑案”29條罪狀。罪狀總計66條，涉案證人多達800人。
可想而知，案情的復雜性，決定這將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漫長審判，保守估計是至少需兩年方能審結此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肯定還有大量迄今尚未公開的材料會被曝光，大批未公開露面的證人將會登場，成為決定或改變米洛舍維奇命運的一塊塊砝碼。
記者接觸到的一些法學研究者都談到，此案定將出現多種法律觀念的劇烈交鋒。而問題最終將聚焦于：戰爭暴行發生了，國家領導人負有怎樣的責任？他們分析，米氏將辯稱自己的一切作為是在維護國家統一和打擊恐怖主義，與此同時，他會設法將法庭的一切指控都轉化成對其國家和塞族的指控。
有個現象似乎可以作為小小的印證。記者留意到米氏每次出庭之際，都系著南聯盟國旗圖案的領帶。無疑，他是借此表達這樣的觀念：他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和榮譽，向一個“不公平的法庭”及其背后的“政治勢力集團”，進行奮戰。
問題是，整個西方世界，究竟有多少人會站在他的一邊？
國際人道主義不再說著玩
撇開審判米洛舍維奇一案的國際政治背景不談，應怎樣看待此案在國際法上的意義？在前南刑庭工作的中國法官劉大群給記者做了一番詳細的闡述。
記者了解到，中國政府對海牙前南刑庭是采取支持和參與態度的。1993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內，中國對前南刑庭的成立投下了贊成票，從當年起，中國政府陸續推薦李浩佩、王鐵崖、劉大群三位國內知名法學家，先后接任法庭法官。
劉大群法官指出，審判米氏一案確實值得關注，但國人除了要考察此案復雜的審理過程外，更值得關注其反映出的國際司法觀念的變化——前南刑庭和盧旺達刑庭的成立其實是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刑法在上個世紀末10年中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重要體現。
——國際人道主義法的適用范圍正在擴大，不僅適用于武裝沖突時期，也適用于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在和平時期出現違反人道主義的行為，在嚴重時也可能會遭遇來自國際的干預(如盧旺達的情況)。
——國際人道主義法正從半個世紀前的立法階段進入到執法階段，從各國軍隊的行為守則，變為國際司法機構適用的法律條文�！度諆韧吖s》自1946年制定以來，從沒有適用過，現在是第一次在前南刑庭和盧旺達刑庭中適用。對《日內瓦公約》理念的探討和實踐，使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刑法在國際法中發展成為既有立法，又有執行機構的完善的法律體系。
——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得到廣泛建立，并發展出較規范的審理原則。二戰后，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設立國際審判機構對犯下戰爭罪、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者進行起訴和審判。但是半個世紀以來，由于種種原因，長期沒再建立起任何國際審判機構，直到1993年才有了前南國際刑庭。和紐倫堡法庭、東京法庭不同，前南刑庭不是戰勝者的法庭，其管轄權也有更為嚴格的限制，如只追究個人責任，不追究國家責任；只管轄1991年以來前南境內發生的罪行，不溯及既往；只管轄前南境內發生的罪行，不涉及其它國家內發生的罪行；在審判程序方面更注重對受害人和被告權利的保護，強調無罪推定原則；在處罰方面，前南國際刑庭沒有死刑，最大量刑是終身監禁。
劉大群法官指出，這一系列的變化，已使國際人道主義法，國際刑法具備更多的現實權威和現實力量，絕非當年的“一紙空文”能比。法庭上，一個普通平民的證詞，都有可能改變前任國家元首的命運，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劉大群法官還向記者談到幾句“題外話”：希望國人在關注“法治中國”事業的同時，也要關注“法治國際”的建立與壯大。中國在“韜光養晦”、積極發展經濟和國力的同時，應當積極參與更多的國際性公益、正義事業，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發揮創見和熱情，才能成長為一個值得尊敬的、真正意義的泱泱大國。
后記
可以想見，會有越來越多的指證者來到海牙，站上前南刑庭，與米氏對質。以往的國際政治、國際法的視野里，只有國家力量的存在，而現在，個體生命的價值與作用已越來越得到凸顯。
記者注意到，國內不少傳媒有著將米氏“英雄化”、同時將前南刑庭“妖魔化”的傾向。但這般揚此抑彼興許并不恰當——因為固然我們同情米氏當年領導科索沃軍民抗擊北約空襲，悲憤于中國使館被炸，但米氏對90年代前南地區客觀存在的人道主義危機究竟負有多大責任，這些責任究竟性質如何，在尚未深入相關事實并做出適當分析之前，我們是無資格，也沒有必要代替國際法庭做出判斷的。有論者指出，在前南刑庭的背后，確實可以看到國家強權施加影響的痕跡，但事情應從正反兩面均得到分析：美、德等國在科索沃戰爭得勝之后，不曾在前南駐軍，亦未要求巨額戰爭賠償，而是力圖借助國際法理力量以定名、解紛，雖有“假仁假義”之嫌，但客觀上看，效果確是好的——前南地區的民心基本上得到安定，并沒有出現一些評論者所預言的國家崩潰。應當說，“大國意志”訴諸于法庭，較之訴諸于沙場，訴諸于別國領土，體現的無疑仍是歷史的進步。
現在最應當關注的是前南刑庭對米氏的審理能否保證真實的公正。記者在前南刑庭看到，審判是完全公開的，任何國家的公民均可申請旁聽——記者在海牙僅憑個人護照，就申請到了旁聽資格。同時，審判還在互聯網上做同步播放，世界每一個地區都可在前南刑庭的網站上觀看案件的實時直播。在前南地區，居民也可以通過電視同步觀看法庭對米洛舍維奇案件的審判。在庭審完兩三個小時后，庭上的所有對答都會以文件形式，放在網站上供人瀏覽與下載�？梢哉f，這是一次幾乎完全開放、透明的審理——當然，米洛舍維奇也時常抱怨話筒被法官關閉，以致防彈玻璃后的庭上看客們有時只能看到他開合嘴巴，卻不知所云。但法官稱之所以關話筒，只因米氏有時話說得太長，有悖法庭審理程序的緣故。
作為亞洲人，作為中國人，在觀察審判前南戰犯的過程中，記者常常想到，這一審判對于同胞們的另一層意義可能被忽略了。在當年的東京法庭上，戰爭罪魁——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被草率放過，法庭也沒有像今天的前南刑庭這樣，花大力氣搜集了成千上萬名受害平民的真實口述記錄，以致于東京審判數十年后，我們不但看不到日本當政者誠實的道歉，反而看到不少日本人大肆為當年的罪徒招魂——馬虎、不徹底的審判，遺留下來的當然只能是馬虎、不徹底的反省。
米洛舍維奇、卡拉季奇有沒有“危害人類”的罪行——因為時間隔得太近，空間隔得太遠，記者是無法匆遽判斷的，但記者不能不贊賞法庭背后最重要的這一個理念，即：人類不能漠視與健忘任何生命的無辜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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