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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劍荊(北京)
2月是冬春交替的季節。2月21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踏上了北京的土地。22日，他在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的陪同下到清華大學發表了演講，并回答了清華學生的問題。
布什這次選擇清華大學發表演說，自然有特別的考慮。事實證明，他的選擇也得到了 “回報”——與1998年克林頓在北京大學遭遇的“炮轟”比起來，他獲得的待遇實在太好了。
1998年克林頓訪華的聲勢比布什要大得多。當時，克林頓率領250人的龐大代表團，在中國逗留了9天8個晚上，而布什只在中國停留了不到兩天，一個晚間。布什當政一年，對華政策很強硬；相形之下，克林頓政府似乎被認為更親善中國，可是布什卻得到了清華學生們更客氣的對待。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克林頓在北大被提問的問題。這些問題語詞生硬、尖刻，有極強的進攻性。其中的敵對和指責處處可見。北大學生的7個問題中有6個帶著明顯的指責。第1個問題中用了“對中國人民的認識卻少得可憐”這樣的批評。第2個問題帶有強烈的批評。第3個問題明確地指出克林頓來訪背后有“陰謀”。第5個問題涉及到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宏大的意識形態問題，而且不是在陳述事實，而是在責難。第6個問題承接著第5個問題，帶有辯論的色彩。第7個問題同樣是責難。克林頓在北大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而布什在清華面對的問題，則要溫和儒雅得多。雖然一些問題是一樣的，但表述上要更得體一些。
怎么看待這個不同？我想學校風格上的差異是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清華與美國在歷史上的那段淵源；第三個原因是中美關系的大背景發生了變化；第四個原因是伴隨中國戰略地位提高而來的力量感，削減了因被圍堵而蓄積的憤怒情緒。
從包括清華演講在內的整個布什訪華過程來看，盡管時間非常短，但從中透露的信息卻高度密集，這些信息對于處在承前啟后的中美關系來說至關重要，這些信息不僅預示了兩國關系的前景，也對兩國應當怎樣進一步發展關系做出了重要的提示。
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價值觀
對布什的演講，可以做出這樣評價：
1、回避政治經濟話題。布什在演講中，幾乎沒有涉及重要的政治經濟議題。中國與美國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像臺灣問題，武器擴散問題等，沒有涉及。中美間的經貿問題，也沒有提到。雖然他談到美國有一部《憲法》，限制并平衡了3個部門之間的權利，但是只是一筆帶過，似乎只是作為談論家庭價值觀問題的一個鋪墊。他沒有談到美國目前正處于戰爭狀態這個事實，也沒有談經濟衰退。
2、傳揚美國價值信仰的親善特質。這是布什演講的重點。他贊揚了美國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公民的同情心，對援助的熱情，家庭的愛等等。他把善良等人道主義信仰，不只是看成美國獨有的，而是視作全人類的共同情感。在回答學生的一個提問時，竟然在3個地方提到“我們都是人”。第一次他這樣說：“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兩國的人民必須了解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第二次說：“畢竟我們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第3次講：“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有一點，我們認識到我們畢竟是血肉之軀，我們畢竟是人。”
3、強調與中國古老道德傳統的契合。他談到美國對家庭價值的重視，在這樣說的同時，他總是聯系到中國。他說，“今天，我們仍然看到中國奉行著重視家庭、學業和榮譽的優良傳統”，“就像在中國一樣，美國的媽媽們，爸爸們疼愛他們的孩子”。面對著道德崩壞的現實，對個人和家庭責任等道德傳統的提倡，是布什所代表的共和黨保守派的特點，他對這個問題的強調，大概是希望在中國引起共鳴。
4、整個講話針對性強，但又“綿里藏針”。布什的演講文字不長，在這么短的篇幅中，他的講話卻包含著很強的針對性。他針對的是對美國的誤解。“我同美國人在更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同時，也擔心中國人不一定總是能夠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國家的真實面貌，這里面有多種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的電影，還有電視節目，往往并沒有全面反映出美國。我們成功的企業顯示了美國商業的力量。但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社區精神，還有我們相互對彼此的貢獻往往并不像我們金錢方面的成功那樣的顯而易見。”他明確地提到了對美國的誤解；其中一個誤解是認為美國只是物質上強大，擁有硬力量上的霸權；重點指出美國偉大在于其道德精神，即通常說的軟力量。布什的演講意在化解對美國只是靠船堅炮利打天下的誤解，他雖然也承認美國商業的力量，但是，美國的立國之基卻不在這里，而是她的價值理想和道德感召。
除了回答提問部分，演講沒有談美國的政策，而只談美國的信仰和價值觀。可以這么認為，中美兩國的道德和價值觀中，有不少是共同的或相似的。兩國和兩國人民在今后的進一步交往當中，將會獲得更多的共識。這也將成為兩國關系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
布什在走著同樣的路
從布什的清華演說，可以看出，與30年前的尼克松相比，布什更強調美國的傳統外交理念，用《美國人》一書作者丹尼爾·布爾斯廷的話說，本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被“一種傳教精神”主導。
中國媒體毫無例外地把布什的這次訪問同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聯系起來。從那時開始，中美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盡管這種聯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布什的此次訪問，與1972年的那次訪問從表面上看幾乎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尼克松訪華被基辛格稱為是對美國傳統外交路線的背離，基辛格說，“尼克松及其策士提出的新做法，也著實不符合美國的意識形態傳統”，他還說，尼克松是西奧多·羅斯福以來，第一位以國家利益為號召執行外交政策的美國總統。
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發生在美國的自信心落到最低點的時期。當時，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在同蘇聯的對抗方面尚未取得戰略上的絕對優勢，美國國內四分五裂。在這樣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破天荒”地從國家利益出發，決定“重新洗牌”(基辛格語)，以便獲得戰略主動。
對于30年前的那次訪問，美國主流輿論，包括尼克松政府內部，都并不那么自信，這種心情與當年美國國內的一般情緒是一致的。主張對華發展關系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寫下的這段話，可以說代表了美國輿論的基調：
“你可能記得等候在寒冷的跑道上戴著皮帽的中國儀仗隊的陣容多么莊嚴整齊、氣勢不凡。接著空軍一號威嚴的機首滑到了熒屏上端，遠比炮艦豪華而高貴。門開了，美國統治者孤單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有點躊躇不決，可能想要知道下面是否埋伏著‘第七危機’(尼克松曾著有《六次危機》一書)。然而，前來迎接的周恩來春風滿面，兩人緊緊地握了手，而1954年在日內瓦，杜勒斯先生卻曾拒絕同周恩來握手。”(《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第498頁)
對于那位孤單的勇士，對于主張對華和解的戰略家來說，1972年北京的2月是與寒冷和躊躇不決連在一起的。《參考消息》在這一天的頭版上，刊登了一段列寧的語錄：“同強盜握手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滅強盜。”這句話反映了中國國內普遍的對美仇視的態度，《參考消息》的這句引語是在那種輿論框架下說服人民理解接納尼克松的理論依據。
相對于尼克松，北京的2月對于布什先生則可以說是暖意融融。北京的2月既不寒冷，也不躊躇不決。同是《參考消息》，在21日的第一版頭條，轉發了《華盛頓郵報》2月17日的文章，該文的標題是——《白宮，條條彎路通中國》。文章作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戴維·香博說：“斗轉星移，總統出訪的理由卻是一樣的”，“現在，布什的對華政策毅然走上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頓這幾位前任的老路。所有這些前任無論起點如何，最終都傾向于拉攏中國而不是遏制它或與之對抗”。只是，走在這條老路上，布什總統要比尼克松總統自信得多，他不會感到躊躇不決。
推動中美關系發展的深層水流
30年在中國人的概念中，不過是一代人的時間。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更是一個極小的瞬間。可是，這30年則是非同尋常的。從70年代開始到20世紀末，世界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那時開始人類的歷史境遇出現了革命性轉變，緩和而不是對抗，和平而不是戰爭，交往而不是阻隔，開放而不是封閉，富裕而不是貧困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目標。就這個意義而論，中美在1972年實現和解，確實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命令在發揮作用。
30年來，美國換了6位總統。他們的對華政策，盡管各有獨特的風格，盡管遏制或對抗的聲音一直縈繞不絕，但是，他們確實都走著一條老路。
而對于中國，30年來則經歷了三代領導集體的變遷。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第一代政治家開創了中美和解的進程。應當說，70年代的和解與上述所謂的“歷史命令”無關，而主要是出于現實主義的考慮，此舉為中國帶來了外交上的主動，中國成為中、蘇、美大三角中的一角。但就其意義而論，則主要是觀念的和意識形態的。毛澤東主席在同尼克松會談時說，他們主要談哲學。困擾兩國關系的主要問題，首先是意識形態上的敵對。這種敵對的消除是不容易的。也正是這個原因，中美關系的真正正常化，在第一代領導人那里，并沒有實現。
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訪問美國。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把中美關系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時期，上述“歷史命令”已經開始起作用。與美國發展戰略合作關系，是改革開放戰略的需要和內在要求。整個80年代，中美關系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互推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外交思想，集中體現在中美關系極為困難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提出的重要思想中，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韜光養晦的同時還強調“決不當頭”，他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聲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聲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他還說，要“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他所說的自己的事，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這一思想構成了對美外交政策的基石。
鄧小平在90年代初提出的對美戰略思想，既是對新時期中美關系的總結，也是第三代領導集體對美關系的理論基礎。在90年代，中美關系在各個層次上都得到了發展。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擴大和經濟改革的成功，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中美關系獲得了新的發展基礎和成長空間。兩國領導人之間建立了定期會晤的機制，領導人之間的良好關系確保了兩國關系的平穩發展。同時，90年代，兩國關系中形成了深厚的“基礎領域”，也就是說兩國社會層面和民間層面的交往得到了發展，比如在經貿領域，據中國海關統計，美國連續3年成為對華實際投資最多的國家，截至2001年底，美國對華投資項目累計超過3.3萬個。從1979年到200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累計近6000億美元，2001年雙邊貿易額達805億美元，相當于1979年兩國建交之初的30多倍。“基礎領域”的發展是90年代中美關系史上的新進展。
由此可見，30年來，中國對美關系中，也有一條“老路”。事實證明，這條路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順利進行的條件之一。這一點，構成了兩國關系的“深層水流”，盡管水面上有波濤，有浪花，但是，兩國關系總是有能力重新回到這條老路上來。近年來的一系列突發事件最終也沒有阻斷兩國間的對話，就說明了這條“老路”的存在。今后，中美兩國交融在一起的利益將會更多。
中國獲得了新的戰略機會
布什訪華期間，向江澤民主席發出了訪問美國的邀請，江主席接受了邀請，將在10月訪美。美國副總統切尼也向胡錦濤副主席發出了訪美邀請，胡錦濤副主席將在近期訪問美國。這是布什此次訪華取得的重要成果。外電對于胡錦濤副主席訪美給予了高度關注。美國對中共“十六大”以后我國高層領導人的對美政策非常重視。在布什訪問中國前，美國主要報紙《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介紹胡錦濤副主席的報道，就顯示了這種關注。
江澤民主席指出，此次布什來訪在中美關系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這個評價適用于中美兩國。從美國方面講，布什總統于去年開始執政，中美關系面臨了從克林頓時期向布什時期轉變的問題，在這期間，中美關系經歷了巨大的動蕩。直到去年10月上海APEC會議才完成了這一轉變。中美關系由戰略競爭轉向建設性的合作關系。
在中美關系上，美國因為其強勢地位具有更強的定義關系狀態的能力。但是，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在對美關系上，越來越具有主動調適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新的世紀中將得到加強。
筆者曾經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提出，去年的“9·11”事件對于中美關系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契機。這一事件推動了中國國際戰略地位的上升，使中國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地緣價值。輿論將“9·11”事件比做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這個比喻是否恰當，這里且不講，但是，那次事件對中國戰略價值的提升起到的作用與“9·11”事件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珍珠港事件后，中國被美國視作“四大國”之一。但是，由于接下來的內戰，中國并沒有把這種戰略地位穩定下來，原因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說，“當時掌握中國權柄與實力的人，為了小集團的利益而無視國家最高利益”。
“9·11”之后，中國把握住了機遇，把新獲得的戰略價值轉換成積極的外交政策和行為。我將之稱做“積極的韜光養晦”。這大概也將是中國今后將要奉行的對美政策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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