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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方偉(廣州)
雷鋒的名字伴隨著國人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學雷鋒運動跟國家的歷史、民族的興衰、人民的失望與盼望緊緊纏繞在一起。幾十年來，許許多多的榜樣、模范，曾一個又一個走進中國人的生活，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樹立起來，或短暫或長久，成為人們學習、模仿、懷疑、拋棄的對象；但沒有一個像雷鋒那樣深刻地被注入這個社會。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在毛澤東時代，經濟與社會發展都被置于計劃體制之下，規劃中的發展模式和步驟需要每個人的配合，當政府同時也掌握了規劃人的權力之后，把每個人納入發展的規劃，就成為難以拒絕的誘惑。
而樹立榜樣、向社會加與某種秩序和規范，從操作上來看，其指向主要是社會下層。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各單位年終或相關日期的各種評選標兵、先進活動，單位領導一般都不在其中，題中應有之義應該是下層群眾的覺悟有待提高，提高的方式就是通過樹立榜樣和定義榜樣的內涵，塑造“高尚的人”，由下層群眾對照找出自己的不足，進而自覺進入既定的秩序和規范。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需求會產生不同的模范樣板。雷鋒的被發現，正是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供應嚴重短缺的時候。這位出身貧苦、早年歷盡苦難的戰士，在一個強調階級斗爭的社會里，“先天”地具備了成為榜樣的前提條件。
事實上，雷鋒在新社會先后被招工和破格參軍，個人境遇的巨大變化使他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深懷感激之情，因而一直不放過任何機會回報社會(當然不包括“階級敵人”)并相信這就是對“恩人”的報答。
早期對雷鋒事跡的報道所給予這個先進模范的定義，也是強調他身世的變化、受到的栽培和他基于此的感恩與回報。
“雷鋒從他的階級本性出發，懂得為什么要革命。當他接受了革命教育，特別是看懂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以后，更懂得了鞏固和保衛革命勝利果實的重大意義。”“他常常說：‘沒有黨和毛主席領導革命，我哪能有今天？黨把我從深山里找出來，黨領導我們斗倒了萬惡的地主；黨給我治好了病；黨使我懂得了革命道理，我要永遠跟著黨和毛主席走。’”(《一株茁壯的新苗》，《解放軍報》1960，12，26)
雷鋒的被樹立又正逢在軍內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學習毛澤東思想之時，因而強調雷鋒的出現是這種工作方針的必然結果。“幾年來，我軍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堅持‘四個第一’，大抓政治思想工作，開展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收到了極大的效果。”“雷鋒同志值得學習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也是雷鋒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戰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條，就是他反反復復地讀毛主席的書，老老實實地聽毛主席的話，時時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中國青年》1963，03，05)
雷鋒絕對服從、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的“螺絲釘精神”，在最高領導層全部題詞之后，迅速成為全民學習的榜樣。在那個時代，他的愛必然伴隨著恨，他所表達的愛憎分明、對敵人殘酷無情的一面，同樣是榜樣的重要內涵。在雷鋒的日記里就記有一個發現了偽裝成磨刀人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雷鋒叔叔不在了”
雷鋒形象中無條件服從的“氣質”適合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氛圍，而在“文革”爆發后，他的單純和溫順與造反的氣息格格不入，“馴順工具”式的修養已經背離了主旋律，因此他的形象在時政舞臺上銷聲匿跡了。
在轟轟烈烈的動蕩稍有收斂時，鄧小平復出。為了“反復辟回潮”，白卷“英雄”張鐵生、“反潮流”的黃帥等在1973年和1974年成了新的模范人物。而鄧小平則在1975年開始著手對鐵路、國防科工、鋼鐵等行業進行整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雷鋒叔叔不在了”，從此這句話廣為流傳。此舉可以理解為對江青等執意推動青年人犯上的曲折對抗，而對于一般人來說，激蕩狂暴的斗爭時代之后，雷鋒的形象能帶回的對10年前人與人關系的回憶，一定會讓他們感慨良多。
在“文革”前的平凡生活中，盡管人們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如意，但在普通人之間、在同事鄰里朋友之間，傳統的待人之道仍哺育著這個悠久文明中的人群。此前的政治運動雖然也傷害著傳統的人際關系，但都沒有像“文革”那樣長期、深刻和大面積地摧毀這一傳統。而崇尚階級之間乃至所有人和人的斗爭，令國人雖夫妻、父子之間都可以監督、檢舉、揭發，邪惡的氣氛彌漫了社會生活，最終使人人自危、彼此設防、以鄰為壑。失去了人際的交流，接踵而來的一定是自私自利的無限制發育。
雷鋒的大公無私、專門利人的形象，這時已遠離國人，一個被宣傳為人人可以達到的境界，開始從人們身邊浮上天空。對雷鋒的呼喚包含著對荒謬地摧殘既有生活方式的心痛。從此，由官方發起的一個“榜樣行為”，開始同民間對自己生活的關懷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重合。
雷鋒式的忠誠已成明日黃花，他過去的光環只剩下了做好人好事，而即使是這一點影響，在整個70年代也主要是作用于中小學生。持續的形式主義的宣傳和把人塑造成工具的傾向，令孩子們在學雷鋒中陷于盲區和荒謬，大量的孩子為了得到獎賞和成功，把自己的錢和物“拾金不昧”地上繳。真誠的雷鋒有時換來的是學習者的偽善。
一名當年的知識青年回憶說：在車站我們搶奪剛下車老太太的提包被誤會抓進派出所，而當公安叔叔了解到我們是學雷鋒小組的活動后欣然跟我們一起拎著老太太的小提包送她回家(盡管這樣使老太太多花了數倍的時間與精力)；還有在飯店，每張餐桌的食客后面都圍著一圈虎視眈眈的小學生，那也是我們——學雷鋒小組成員在等待著收拾碗筷擦桌子(盡管這樣常常令人誤會為要飯的);學校菜園子的菜秧總是沒長起來就被淹死大半，只因為一撥接一撥的學雷鋒小組前來澆水；家里的家務也被我們幾兄弟姐妹爭著做，只由于媽媽設計了一本“學雷鋒做好事”榮譽登記本。
榜樣的困境
到80年代，重提雷鋒精神仍然是試圖挽救社會風氣，張海迪等一批新的偶像又被樹立起來，但“雷鋒”已經顯得老了，他每年“三月來四月走”，或者是“出國了”。這個符號與其說是一個榜樣，不如說是對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風氣的惡化的一個襯托。
這種尷尬一直持續到90年代，直至志愿者的出現。
榜樣的有效期越來越短的現實，不能不讓人們反省樹榜樣做法的本身。在塑造一個完美無缺的道德榜樣的過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拔高現象，至少要回避那些不利于成為高尚形象的內容，而作為一個人，整體上是難以滿足這個要求的。思想解放過程中，雷鋒那些原來被壓在箱子底的皮夾克、毛料褲和高級手表被公之于眾，這些本來并不足以影響一個高尚的人的東西，在“樹榜樣”的既定邏輯中卻成為禁忌，對于宣傳的受眾和被樹者本身都可能是一場災難。
而且榜樣本身還不斷被強加其本身沒有的因素，一些關于雷鋒故事的出版物中，曾加給他對“右派”和彭德懷的仇恨。在這里，榜樣已不僅是一個道德的化身，而且必須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而且其內涵也經常與特定時代吻合。這樣一個榜樣不僅不可能對社會再具有感召力，而且虛假的宣傳只會成為敗壞世道人心的一部分。
有學者進一步反思樹榜樣的做法，指出學習榜樣者“所持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認同而不是因順從自我良心的召喚而產生的自尊自持，他所有的只是因恪遵道德規條而獲得的社會力量，因此，一個道德嚴謹的中國人在社會視域之內謹行慎思唯恐給他人抓住把柄，但因缺乏良心的監督，在他人看不到的時候就缺乏道德激勵，由此可以理解假道學為何層出不窮”。(《榜樣：一種道德體系分析》，張曉華)
榜樣在80和90年代日益受到他們的受眾的質疑，“潘曉”式的質疑是他們那一代人被灌輸的理想瀕于危機的第一個公開信號，至“蛇口風波”，叛逆心理已完全成熟并顯示了新一代的價值觀已具雛形，然而它在轉型的痛苦中遲遲不能得以完善。今天，當代青年在講究物質主義的表層下，仍隱藏著日益強烈的精神渴求，這既是塑造新的社會倫理規范的基礎，也是精神真空狀態的危機信號。
有人指出在市場經濟時代雷鋒精神已受到強烈挑戰。茅于軾先生說：一位學雷鋒的好心人義務為附近群眾修理鍋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幾十個人的長隊，每個人手里拿著一個破損待修的器皿。“用這種方式來教育大家為別人做好事，每培養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時培養出幾十名揀便宜的人。過去人們以為普及為別人做好事就可以改進社會風氣，實在是極大的誤解，因為這樣培養出來的專門揀別人便宜的人，將數十倍于為別人做好事的人。”
他進一步分析說：“從社會的經濟效益來看，這種義務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廣。”免費修理，修理花的功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也都是別人的負擔，他們自己所花的代價只是排隊要用的時間而已。如果再有一位學雷鋒的好心人替他去排隊，自己不必花費這個代價，等待修理的隊伍恐怕還會長出幾倍。從整個社會來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時間和排隊的時間，結果只是將一件很難再用的器皿修得勉強能用。如果將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時間，加上排隊用的時間去從事更有效的生產活動，一定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價值。(茅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
但試圖簡單地用市場經濟時代來為雷鋒精神掘墓是難以成功的，沒有人真的需要一個物欲橫流、以鄰為壑的社會，正像沒有人能讓這個國家和民族回到扼殺欲望、剝奪人民個人利益的時代一樣。雷鋒在延續了幾十年的宣傳和盼望和無奈和痛苦的糾纏之后，在中國人的心中一定會繼續存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傳統的理想，越是在疏離、混亂甚至仇視的環境里，它可以少見乃至絕跡于街頭，卻一定會存在于人們心中。
志愿者：雷鋒嶄新的繼承人
志愿者的名稱和形式來自西方，但落腳于中國，卻更像是中國的“學雷鋒運動”組織者在新時期為運動尋求的新突破。團中央一位負責人曾對兩者有過一個解釋：“志愿者活動是從1963年開始在全國開展的全民‘學雷鋒’活動的繼承和發展。志愿者所倡導的‘奉獻、友愛、互助、進步’這個基本精神，是雷鋒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區別，學雷鋒活動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主要靠各級組織來組織的一些具體活動，志愿者活動在具體運作方式上，更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強調參與這項活動主體的一種自愿、自覺和奉獻，在方式上更加機制化、長期化。”(團中央書記崔波答《中國社會報》記者問)
學者秦暉先生曾著文厘析學雷鋒式運動中的“義務勞動”與“志愿工作”兩者間的巨大區別：“前者是外部強制下的無償，而后者是志愿的無償、發自內心的無償。”他指出，計劃經濟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的經濟，因此那個時代人們只有有償、無償之別的概念，沒有自愿與強制之別的概念。即使在理想主義激情澎湃的當時，“義務勞動”的基礎也不是浪漫的道德自覺，而是某種強制。
如果說在激情高漲時期這種強制還不那么明顯，那么在隨后激情消退中它的強制性就日益凸現了。用一個高尚的和符合某種政治形勢的榜樣來塑造人民的模式已經破滅，這種模式正讓位于從人性出發、使每個個體發掘出生命中的善、給予別人關愛和幫助。人們自然的和諧相處、守望相助，才是一個正常、良性運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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