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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剛 發自澳門
澳門是一座容易讓人忽略的海濱小城,地不足安下一個大公園,人口僅有40余萬。不過,澳門雖小,其文化功能與政治意義卻不容小覷。自明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后,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士便開始搭葡萄牙商隊的便船到澳門傳教,歐洲文化也隨之從澳門這個小缺口、小門戶,慢慢向神州大地擴散,終于在日后促成了“老大帝國”的驚天劇變。
由于長期處于歐風東漸的要沖,小城澳門處處烙有歐化痕跡與殖民印記。然而,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卻又始終發揮著巨大影響力。因此,澳門這座后殖民之城在城市景觀及西方人文精神的吸納(如天主教的影響)等方面,便呈現出后現代理論所謂“拼貼”化、“平面化”等特征。這種狀況,多少反映了歐洲文化對亞洲地區的影響的一般情況。
新年前后,波及全澳的焦點事件是“賭權開放”�？胺Q澳門生命線的博彩業從此由“一家獨大”,轉為“三家分晉”。由于新入圍的兩家公司分別是來自香港與美國的外來公司,此次“賭權開放”便頗具象征意味地標志著澳門人在葡萄牙與西班牙商船首開其端的“經濟全球化”之路中,邁出了重要一步。如果套用后現代理論的招牌術語,“賭權開放”也可以看成是支柱產業經營權的“非中心化”,它的出現,無疑強化了賭城澳門的后現代色彩。
城市景觀的拼貼化
漫步澳門街頭,不時會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車流頻密的街道旁,下坡路的拐彎處,眼睛一亮地發現一座歐式的古典建筑,造型別致,裝飾考究,窗邊還懶懶地爬著些常青藤。讓人稱奇的是,這些如繁星般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歐式古典建筑,與中式的廟宇、大屋,美式的摩天大樓,現代風格的歐洲建筑如葡京酒店,雜處一城,竟然并無突兀之感,反而別有一番風味。與此類似,澳門城中那些綠草、噴泉、白鴿的歐式花園與小橋、荷塘、亭臺的中式庭園,古典主義、立體主義、抽象主義的城市雕塑,也是各具風格地散布于各處,并未統一于單一的模式,也鮮有刻意追求中西合璧的斧鑿之痕。
如果用學究氣點的眼光來打量,這種古今中西各種風格的建筑、園林、雕塑藝術的紛然雜陳,可以概括為“多元并置”或“眾聲喧嘩”。“多元并置”的特點是,各類事物同處一個空間,而又彼此相對獨立,好比水果拼盤。用后現代主義者的說法,多元并置而不相融合,即是“拼貼”。
筆者以為,就中西文化與藝術的關系而論,與其融而不和,不如多元并置；與其刻意整合(montage),不如紛然雜陳(collage)。換句話說,與其用各色水果合榨出一杯滋味可疑的果汁,還不如做一盤水果拼盤更保險。
前些年,北京流行蓋帽工程,無論多么摩登的現代建筑,都得蓋上一頂中式的帽子(屋頂)。其結果,給北京城留下無數中不中、西不西的建筑怪胎。我的母校北大也未能免俗,在新建的科技大樓上硬是加了個中式四方屋頂,樓高帽小,比例失調,活像一個大傻帽,出租司機認路倒是多了個顯赫標志。這個教訓的啟示是,硬要在西式建筑中摻入民族風格,往往會釀成審美的惡果。中西融合,談何容易,在沒有十分把握之前,還不如老老實實地讓它們“各美其美”(費孝通語)。
我們大可在欣賞完小提琴獨奏后,再去聽反彈琵琶,干嘛非得讓琵琶手去反彈小提琴呢?
天主教影響的平面化
澳門的宗教信仰和傳播相當自由。世界各主要宗教及教派如中國居民通常信奉的佛教、道教,西方流行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巴哈伊教、印度教,乃至一些流傳不廣的宗教教派,都擁有各自的信徒群體,其中以佛教和天主教影響最大。小小澳門城中,不同教派的信徒安然相處,一如廟宇與教堂晨昏相對。
當今世上,有不少類似澳門的宗教重疊區或異族混居地,但這些地區往往成為文化沖突的危險地帶,甚至成為流血戰亂的發源地，如耶路撒冷。對比之下,澳門所呈現出的“東西宗教兼容,華洋風俗并存,異族通婚共處”的城市品格,便顯得格外難得。遍布世界各地的那些動輒為了各自的文化地盤而大打出手的山大王們,不妨來此觀摩觀摩,呼吸點溫和的空氣,免得老是讓派系斗爭的弦緊繃著。
說起天主教的傳入澳門,也可算年深日久了。1564年,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東來,首次踏足澳門。在中西交流史上名聲顯赫的利瑪竇大神父,也是先在澳門“學華語,讀華書”，然后才入內地傳教,為天主教大大擴充了地盤,還捎帶著傳播了西方的數學、歷學、天文學及地理學常識。1576年,羅馬教皇頒諭成立遠東地區最早的澳門教區。17、18世紀澳門天主教畫坊出版的圣像供應整個遠東各教堂之需。沿襲至今的一年一度大耶穌出游和花地瑪圣母出巡,浩浩蕩蕩,頗有聲勢。按照近年的統計,小城澳門擁有天主教堂約20座,教友3萬余人,神職人員三四百人,他們熱心參與教育、慈善、醫療、康復等多項社會福利事業,開辦有近60所中學、小學和幼兒園。
僅從史學家黃仁宇所習用的“數目字”來衡量,天主教在澳門的勢力和貢獻不可謂不大。但從天主教的精神實質對澳門人的影響而言,卻多少呈現出“平面化”的特征。根據筆者的觀察,澳門人供奉天主,主要是著眼于祈福之需,并未真把原罪意識、懺悔意識當回事。好比一般中國人參神拜佛,主要是為了從神佛那兒討點利市。目光犀利如老吏斷獄的魯迅早就揭穿過中國人的這種投機心理,他舉例說,農村人逢年節給灶神爺供麥芽糖,表面上是尊崇,實則是為了堵住灶神爺的口,免得它在玉皇大帝面前說壞話。
據傳,澳門的高僧和主教曾并肩上陣,各施各法,一起為新飛機命名祝福。這一幕不免讓人聯想起小說《圍城》里的一位上海太太,在她屋中,既供著觀音菩薩,又供著基督圣像,分明是借中西合璧的宗教信仰,為家人的鴻運加上雙保險。同樣有趣的是,很多澳門店鋪或人家的門邊,都擺放著“門口土地財神”的牌位,墻上還往往懸著“天官賜福”的牌位,真可謂天地一家春了�？磥�,從孤島時期的十里洋場到承平日久的“蓮花寶地”,中國人祈福時的雙保險心態,并無二致。
此外,一如多數內地人只是把圣誕節、復活節等宗教性洋節日,當成娛樂身心的普通假日,一般澳門人對這些節日也多是抱著多一個節日多一份開心的態度。筆者以為,要讓性喜熱鬧,連喪禮上都不忘大吃大喝的中國人養成“在苦難面前下跪”(劉小楓語)的宗教情懷,真是談何容易。至于像某些以“文化英雄”自命的批評者那樣,強求大人物們為往事懺悔,就更有點堂·吉珂德大戰風車的味道了。
“賭權開放”的文化效應
隨著新世紀的第一個馬年揚鞭而至,“賭權開放”成了澳門都市流行語中的當紅名詞,幾乎達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
所謂“賭權開放”,即是使掌控澳門經濟命脈的賭權不再由某家公司壟斷,從而促成多元競爭的新格局。經過一番撲朔迷離的角逐,香港銀河公司、美國永利公司,以及原有的澳博公司,拍馬躍出重圍,各贏得了一個“賭牌”。澳門博彩業從此由一家獨掌天下的時代,進入了三國爭雄的時代。由于新入圍的兩家公司均是外來公司,此次“賭權開放”便標志著澳門在“經濟全球化”之路中,邁出了重要一步。素有“自由貿易區”之譽的這座后殖民之城,也因而更加名實相符了。
此外,“賭權開放”也意味著是支柱產業經營權的“非中心化”或“多中心化”,其文化上的效應,即是外來經營模式與文化質素的引入,及賭文化領域的“眾聲喧嘩”。
此次贏得一枚“賭牌”的美國賭王史提芬·永利(或譯史蒂芬·韋恩),躊躇滿志地表示,他旗下的永利公司會“教人眼睛一亮”。按照他的規劃,新建的娛樂及休閑度假中心,不會沿用流行美國多年的仿真品裝飾,也不會抄襲羅馬式、埃及式酒店娛樂場的設計模式,而力圖糅合賭城拉斯維加斯的魅力要素與澳門本地的文化特色,并會根據東方旅客及賭客的愛好而加入新元素。為了了解東方文化,便于和東方職員溝通,韋恩甚至已經開始學習粵語和中文,他在除夕那天接受香港記者采訪時,竟出人意料地操著蹩腳的粵語向人問好。
從韋恩先生打著文化招牌的經營理念可以看出,賭權的開放,不僅僅是一種商業行為,其實還蘊含著“文化的開放”這一層內涵。本次爆冷奪得三賭牌之一的銀河公司，由于是香港呂志和家族與美國威尼斯人集團的“雙劍合璧”,因而在中西融通方面,較之永利公司,有著天然優勢。至少呂志和先生用不著費心去學什么粵語。澳門大學有學者認為，此次所選擇的3家博彩公司，在旅游、娛樂及國際會展等方面各有專長，將會推動澳門走向一個綜合性城市。作為文化觀光者,筆者私心里希望這座已回歸祖國的海濱小城，借著“賭權開放”的機會,更多地積累中西模式相互磨合的經驗,發展自身，并為正處在入世后摸索期的中國大陸，提供有價值的發展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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